何新：《論語》及「四書」都非孔子所作

原標題：何新：《論語》及「四書」都非孔子所作

何新：《論語》及「四書」都非孔子所作

（方堃整理）

【導讀】

儒家創始人孔子修《詩》《書》，訂《禮》《樂》，序《周易》，撰《春秋》，全面承繼了自伏羲以來源遠流長、一脈相傳的華夏上古文化。這些儒家元典，蘊含著豐富的仁愛、民本、誠信、正義、中和、大同等思想資源，極大地影響了此後2000多年中華文明的演進，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基因和中華民族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泰勒博士說：「當今一個昌盛、成功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立足於孔子所確立和闡述過的很多價值觀念。這些價值觀念是超越國界、超越時代的；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屬於過去，也會鑒照今天和未來。」1988年，75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集會發表的宣言中呼籲：「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去孔子那裡汲取智慧。」

對孔子的研究，何新可謂不遺餘力，先後出版了六部著作（逾100萬字）計十餘個版本，包括《孔丘年譜長編》《聖者·孔子傳》《論孔學》《論語新考》《孔子論人生》（從散見於先秦各種經典中，輯錄整理並以白話翻譯的孔子關於「修身」「君子人格」「治學」「治國」等十個方面的論述，與何譯《培根論人生》合集；中國長安出版社2003年版）及《孔子聖跡圖》（為每幅圖添加故事說明；中國書店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節錄自何著《論孔學》（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加入了近年何新發表於其博客的兩則讀書札記（《儒學分期及宋明之心、理別流》《黑格爾論所謂的「孔子著作<論語>」》）中的部分內容。

何新認為，《論語》一書，似淺實深。該書以語錄或對話體的形式，匯聚了孔子關於政治、文化、歷史、人生、哲學、宗教等問題的重要觀點；其中對於「禮」、「德」、「仁」、「孝」的論點，後來成為兩千年中國政治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基石；《論語》使人驚訝的，不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闡述的價值觀念的超越時代性。所以，何新並非不珍視《論語》的寶貴价值。他在其《論語新考》一書的序言中指出：「在儒家之經典中，《論語》似是最易讀的一部。但有些難讀之點，兩千年以來一直仍是聚訟紛紜。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力求擇善而從。凡有未決，則斷以己意。試圖以此為讀者提供一個全新的詮釋譯本和既簡明而又較博瞻的考注。」可見，何新對《論語》的研究是下足功夫的。但是，他始終強調，不能認為《論語》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在整個孔學或儒學「五經」體系中，它只是居於類似「輔助讀物」的地位，如果把它抬得過高，只能是捨本逐末，導致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先秦經典的貶低或弱智化理解。

何新指出：孔子生平「述而不作」，致力於編訂並向弟子傳授「五經」體系，即：《詩經》《書經》《禮經》（包括《樂經》）《易經》《春秋經》。孔子為這五部書傾注了畢生的心血，是其哲學（見於《易經》）、政治學說（見於《尚書》）、史學（見於《春秋》）、文學和美學（見於《詩經》）、宗教制度與教育思想（見於《禮經》）的系統體現。所以「五經」學術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學術和道統的代表作。漢武帝獨尊儒術，尊的是孔子的「五經」之道。把《論語》以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當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個很大的謬誤。自南宋朱熹以來，謬種流傳，可謂積非成是，直至今人的認知仍然普遍如此。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史識決定歷史學的境界。與依據某種儒家形而上學的立場給儒學分期的書生之見不同，何新以中國古代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實際變遷歷程，把歷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分為三期：一是自子夏西河傳經到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策的以今文派儒學為主流的階段；二是自西漢後期以劉向、劉歆父子為代表到唐太宗編訂《五經正義》的以古文派為主流的階段；三是始自晚唐韓愈著《原道》開始提倡孟子到南朱熹編撰《四書章句集注》而形成以「四書」為主體的所謂「孔孟之道」的階段。這種洞察歷史的眼光如老吏斷獄般的「毒辣」，能使我們更好地明確中國文化當下的發展路徑。

何新強調《論語》及「四書」都非孔子所作之論的內涵有三：一是「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的宋儒朱熹，恰恰以輕「五經」尊《論語》等「四書」而斷了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家之敗壞及中國文明之落後，根源在於以《四書章句集注》為命題標準的八股取士制度，導致「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存天理滅人慾」之禮教和理學盛行，加之清代對異端文人暴力滅門之文字獄，從而徹底扼殺社會中之自由思想。二是每觀當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經」而學朱熹惡捧《論語》，到處兜售「心靈雞湯」，時尚還加一點「西洋參」，實屬不明本源之瞎論。三是針對黑格爾等西方哲人關於孔子的刻薄評論。何新指出：「黑格爾說：『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這是誤解，黑格爾沒有讀過孔子的著作《易經·系詞》及《易傳》，那裡就有著深刻的、思辨的宇宙本體論思考。黑格爾的錯誤之處在於，其實孔子學說主要不是反映在《論語》中。《論語》不列於漢代的『五經』體系。自漢唐迄於北宋，《論語》只是一部提供給幼稚學童啟蒙的非主流讀物。」何新這些學術理念，對我們當下如何復興和向世界輸出以儒學為代表的中華傳統文化，是頗有警示意義的。

【正文】

《論語》是孔子生前與門人以及門人之間的對話和言論彙編。《詩·毛傳》云：「論難曰語。」《漢書·藝文志》謂：「《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論語》即孔子與弟子的討論語錄。《論語》一書，似淺實深。該書以語錄或對話體的形式，匯聚了孔子關於政治、文化、歷史、人生、哲學、宗教等問題的重要觀點。其中對於「禮」、「德」、「仁」、「孝」的論點，後來成為兩千年中國政治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基石。

《論語》使人驚訝的，不僅是孔子所追求的仁善人格的崇高性，而且是其中所闡述的價值觀念的超越時代性。

但是，把《論語》以及「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當成孔子以及儒家的代表作是個很大的謬誤。但是今人認知普遍如此。自南宋朱熹以來，謬種流傳，可謂積非成是。有必要正本清源，予以澄清。

1、《論語》不是孔子的著作，更不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

《論語》不是孔子的著作，而是孔子生前與門人，以及門人之間互相對話的言論彙編。此書不是孔子本人的著作，今本《論語》是漢代以後人編纂的。成書時代與孔子生活時代相距數百年。

《漢書·藝文志》對此講得很清楚：「《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也就是說，《論語》乃是孔子與弟子、以及弟子與弟子談話的語錄。該書匯聚了孔子關於政治、文化、歷史、人生、哲學、宗教等問題的一些支離破碎的觀點，不能認為是反映孔子思想的代表作。

《論語》一書的編撰者，並非一人。《經典釋文·敘錄》引鄭玄說認為，《論語》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而漢代的緯書《論語崇爵讖》則說《論語》乃子夏等六十四人所會撰。近代人夏曾佑則謂：「七十子之儔，彙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據《漢書·藝文志》記，西漢時至少曾流傳三種《論語》文本，每種篇數不同，內容也有所不同，即：「魯論」二十篇，「齊論」二十二篇，「古論」二十一篇。

「齊論語」據說為子張所傳。「魯論語」據說為思孟（曾參、子思、孟子）一派所傳。「古論語」，則可能為卜商子夏所傳。三種《論語》傳承各有自，重點殊不同。

漢代儒家區分為今文、古文兩大學派，鬥爭激烈，勢同水火。漢武帝支持的董仲舒屬於今文學派，倡導的是子夏、荀子一派外儒內法、古為今用的學說。

而在西漢後期，反對漢武帝搞大一統的劉姓貴族以及陰謀篡漢的王莽及附庸文人劉向父子則支持古文學派。魏晉以後古文儒學興盛至於隋唐。齊魯皆為古文學派大本營。故漢代後期以傳習「魯論語」、「齊論語」者居多。子夏一派的「古論語」，則隨同今文學派而式微，後來失傳。

西漢末期，安昌侯張禹以「魯論」為主，採擇「齊論」，彙纂而成《張侯論語》。這個版本即今本《論語》之由來。

到東漢後期鄭玄以《張侯論語》為底本作《論語注》，遂成為東漢以後《論語》的通行本。

孔子生前的代表作是他親手編訂並向弟子傳授的「五經」體系，即：《詩經》、《書經》、《禮經》（包括樂經）、《易經》、《春秋經》。

孔子生平「述而不作」，以「五經」學術傳授弟子。「五經」學術才是孔子及先秦儒家學術及道統的代表作。

2、「四書」與「五經」的意義不能並列

所謂「四書」即：《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都不是孔子之所作。儒家學說主要在於孔子論列的「五經」體系。「五經」（詩、書、禮樂、易、春秋）雖然也不是孔子的著作，但都是經過孔子親自編撰的，孔子為這五部書下過畢生的力氣，是其哲學（見於《易經》）、政治學說（見於《尚書》）、史學（見於《春秋》）、文學和美學（見於《詩經》）、宗教制度與教育思想（見於《禮經》）的系統體現。

「四書」與「五經」的意義完全不能並列。「五經」傳授可以溯源到孔子以及先秦。而「四書」之成編，則是南宋時期由朱熹所編撰。四書中的「大學」、「中庸」，摘自漢代以後出現的《禮記》（並非孔子所傳之《禮經》），傳說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的著作。（按：孔子門下有兩個子思，一位是原憲字子思，一個是曾參弟子、孔子嫡孫孔伋字子思。出自哪個子思歷代也有異說。）

《論語》《孟子》也都是漢代以後人所編撰之書，皆不能列於先秦之儒家經典。可信之先秦儒家經典只有「五經」體系。

韓非子說孔子身後儒分為八，思孟學派，只是八家中之一而已。

孟軻在漢唐時代並不具有與孔子並列的地位。漢武帝獨尊儒術，尊的僅僅是孔子之道，而絕對不是孔孟之道。

孟子的抬頭始於晚唐的韓愈。韓愈著《原道》，祖述儒家道統稱：「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一道統到南宋得到朱熹的弘揚，據此而編著《四書章句集注》。但是孟子正式被朝廷封為「亞聖」而得以與孔子並列，則在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此時,距孟子去世已1800多年了。

在此之前孟子只是先秦諸子之一，一位平民思想家。明初沒文化的皇帝朱元璋和後來的清朝統治者為了愚民政策的需要，棄「五經」而尊「四書」，以《四書章句集注》為八股取士命題標準。於是此後方形成明清所謂的「孔孟之道」（此前僅有儒學而並無所謂「孔孟之道」）。也就是說，所謂「孔孟之道」從來不曾流傳2000多年，其形成以及存在，至今也不過500年而已。

朱熹變造的偽儒歪經《四書章句集注》被明清兩代尊奉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經典。明清以下世俗所知道和認為的儒家、儒學，其實主旨皆已經遠離孔孟之本意，實際都是朱熹一脈的主張「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存天理滅人慾」之禮教和理學也。故清初顏元斥之曰：「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八股之害，甚於焚坑」。「朱子學術不過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朱熹）為也！」

儒家之敗壞及中國文明之落後，根源在於與八股取士制度緊密相關之理學盛行，加之清代對異端文人暴力滅門之文字獄，從而徹底扼殺社會中之自由思想。而康、雍、乾大興文字獄之意識形態根據，也是根源於朱熹的「據天理」可以殺人的「理」學。

清朝以理學及禮教、宗法殺人滅儒，扼殺一切創造性思想。宋學中本有一脈積極思想即二陸之心學，主張格物致知，先實際、後義理，到明代則發展為王陽明之主體主義張揚自我解放精神的心學，主張逞心任性，循本性、致良知、歸童心，崇尚個人主義之自由思考，「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陳亮）；至於明季陽明之徒李贄及藝術家徐渭一類則更主張徹底衝決一切網羅，非禮聖人，棄絕禮法，將「朱陸漢宋諸派所憑藉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徹底解放思想，但此派一直被抑制而不能成為主流。

陽明心學在清初為反清五高儒顏元、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朱舜水所宗承。朱舜水入清後遭迫害流亡日本，在日本傳播陽明心學。其流脈後來匯合西方流入之「蘭學」（荷蘭學），促成了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世的意識形態改革。

3、儒家歷史的重新分期

孔子死後，弟子散諸四方而傳其學。韓非子說「儒分為八」，荀子則著文批評「十二子」，特別批評同屬儒家的子思、孟軻。

實際孔子身後儒學脈絡對後來影響巨大的大概有三派：魯闕里之學（曾參、子思、孟子）、魏西河之學（子夏、吳起、魏文侯）以及晚出的齊稷下之學（荀子，師出於子弓及子夏）。

齊國貴族田常曾與孔子交往，好儒術。其專政齊國後，重用孔子弟子子貢、顏涿聚、宰我等。田氏篡齊後，至齊桓公（田午）乃造學宮興起稷下之學。荀子曾為稷下學宮主席（祭酒），因而形成講述「五經」的齊魯派儒學。到漢初通過賈誼、晁錯、董仲舒而深刻影響了當時的政治。

我認為，在孔子身後，歷史上的儒家思想大略可分為以下三期。

第一期是子夏西河傳經，到荀子主持稷下學宮，再到漢武帝用董仲舒獨尊儒術之策，這一階段的儒學主流是今文派儒學。

第二期是西漢後期特別是王莽時期，以劉向、劉歆父子為代表而倡導興起的古文儒學，直到唐初唐太宗編訂《五經正義》，綜合南北，雜糅今古文兩派學術，是以古文派為儒學主流的時期。

第三期則始自晚唐韓愈著《原道》開始提倡孟子，將孟子作為孔子的嫡系傳人。此論在南宋為朱熹所弘揚而編撰《四書章句集注》取代「五經」。至元、明、清此論得到國家的正式承認，遂以「四書」為主題而立八股取士制度，於是形成以「四書」為主體的所謂「孔孟之道」的道統。

文革後期舉國批林批孔，批所謂「孔孟之道」，殊不知孔孟之道並不同於孔子的原道。盲人摸象，瞎批一通。今人鼓吹所謂復興儒學而又不明「道統」、不辨「今古」（指今古文經學的歧義），常把「四書」與「五經」並列，其實都屬於不明本源之瞎論耳。每觀當今之尊孔者不能通「五經」而學朱熹惡捧《論語》，到處兜售「心靈雞湯」，時尚還加一點「西洋參」，實在令人啼笑皆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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