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對八路軍的評價，八路軍擊斃的日軍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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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為何在華北不敵八路軍？

桑美德家書中的林邁可

1941年6月1日，燕京大學女部主任桑美德（Margaret Speer）寫信給她在美國的父母說：

我們昨晚有個驚奇，令我現在神志仍沒完全恢復過來。牛津貝利奧爾學院院長的兒子，我們的年輕講師林邁可，是個有點古怪的書獃子，聰明、害羞、不修邊幅、友善，但總有點不自在。他晚飯後來電話說要和文國鼐（按：指桑美德室友Augusta Wagner）討論些考試的問題……

他進門時，我正在桌子上按了個小几子，站在上面修理電燈泡，沒察覺他不是一個人來，只聽他開口就說：「效黎和我決定結婚。」我轉頭見他和我們一位畢業班學生手牽手地站在門框里。我的平衡力大概還不錯，沒摔下來。看他們那麼開心，只能由衷地祝福他們，暗地裡卻禁不住擔心。

李效黎是個非常好的女子，但對邁可那個充滿理念和音樂的世界一無所知，而他對她守舊的山西家庭也一無所知。但他們兩人顯然已考慮了很久，所以我們星期三將要替他們開個宣布訂婚的茶會。我也必須馬上去信女青年會，本來安排好讓她畢業後到那裡工作的。

八路軍同日軍肉搏圖片

桑美德的家書見於《如鋼鐵般地堅韌》(Like Good Steel : The China Letters of Margaret Bailey Speer, North China, 1925-1943，1994年出版)。她知人善用，很受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器重，但她把林邁可（Michael Lindsay）完全估錯了。林邁可並不整日沉浸在理念和音樂之中，他頭腦極其清醒，顯得不自在可能因他在日軍控制下的華北偷偷摸摸地協助游擊隊。

桑美德把林邁可和未婚妻李效黎的文化差異誇大，固然因當時異族婚姻很罕見，令她聽到一時手足無措，還因她自己雖然中國朋友很多，卻仍然覺得中西鴻溝難以逾越。她到華十年後，1935年有封家信說：「中西間有個巨大的心理藩籬……不僅僅是語言問題……我們久而久之習以為常，甚至視而不見，直到有機會和西方來的學生或檀香山來的華人交往，才猛然覺悟沒有藩籬時，人與人竟可以如此毫無拘束地溝通。叫我質疑花那麼多的精力試圖逾越這道鴻溝是否划得來。」有趣的是，林邁可到北京不久便逾越了這道鴻溝。

桑美德

燕大教授林邁可協助紅軍

林邁可多年後寫了本回憶錄，1975年在美國出版，北京外文出版社於2003年完整地重刊，書名是《默默無名的戰爭》(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了中文版，書名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雖然和原著有一點出入，但內涵沒變，而且多了些照片。林邁可除提供許多淪陷後華北的細節，談他在紅區的經歷外，還分析各方情勢，雖不無事後孔明之疑，但因他的視角特殊，頗有參考價值。

林邁可1937年到燕京大學教書途中，恰巧和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同船，引起他對華北地下游擊隊的興趣。他第二年春復活節假期便隨一位美聯通訊社的記者到冀中去察看。他們帶了自行車上火車，到保定後，騎車約兩英里就到達紅區；暑假則和另一位英籍燕大教授戴德華（George Taylor）到了聶榮臻的五台山司令部。這時他已會說些漢語，和白求恩重逢，發現白求恩只會講幾句如「開飯」等很簡單的中國話，完全依賴翻譯員。為了讓傷兵不必長途跋涉，白求恩把所有的醫藥器材減縮到兩隻騾子可背得動的包裹，以便到前線替傷兵開刀。

林邁可見游擊隊在物質極端短缺的情況下英勇抗日，很受感動，覺得自己也須挺身仗義支持，便和地下工作人員取得聯繫，利用英美僑民不必搜身的便利，替游擊隊買醫藥和電訊零件。他請他的學生李效黎幫他把醫藥貼上中文標籤，兩人因而相熟，常留她一起聽音樂唱片，進而相愛。1939年他和教數學的賴朴吾（Ralph Lapwood）連同燕大發電廠的技術工人肖再田以及一位燕大學生趙明，四人假裝慶祝中秋到西山野餐，輾轉到了山西八路軍總部見朱德。林邁可說朱德令他印象最深的是親和力，讓沒受過多少教育常自慚形穢的肖再田在他面前談笑自如 。

1939年9月，朱德在同林邁可交談。

他說淪陷區和重慶間的交通從未斷絕，林邁可從北平坐火車到鄭州，步行二十英里便到達國民政府管轄的區域；郵局也照常運作，好比這是另一場內戰而已，北平寄到重慶的信六個星期內亦收得到。他1940年有幾個月在重慶的英國大使館當新聞參事，說日軍因不願得罪英美，轟炸重慶時很留心，敵機飛離基地一小時後才到達重慶上空，一般民眾早就聽到警報疏散了，英使館的人員則優哉游哉地坐在花園的防空洞前看書或下棋，看到飛機才躲進去。美國大使館隔了一條江更安全了，隔岸觀火，有些人度蜜月居然特地跑到美國大使館看煙火。林邁可說英使館的人大都聰明勤奮，但官僚氣甚重，工作效率大不如中共。

他1940年秋重回燕大。1941年末，大家預料美日戰爭一觸即發，司徒雷登計劃把燕大遷往成都，叫林邁可開會問哪一些外籍教師願意經晉察冀邊區到後方去，但幾乎沒人肯去。生物系的博愛理（Alice Boring）說她有一次冬天到了西山，真冷，早上茶壺裡的水都結了冰，大家都估計美國數月內便可擊敗日本，在鄉下受罪不如在集中營蹲幾個月。願意走的只有物理系的班維廉（William Band）夫婦以及新聞系的羅文達（Rudolf Lowenthal）。

林邁可在抗戰後方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邁可收聽到德語廣播說美日已開戰，司徒雷登恰好不在校，林邁可便和妻子把皮箱塞滿收音機零件，開司徒雷登的車接了班維廉夫婦一起直奔西山，羅文達因在授課沒聯絡上。他們在溫泉附近棄了車，徒步到平西根據地。次年春到了晉察冀軍區司令部，聶榮臻派林邁可和班維廉做通訊組的技術顧問並訓練機務人員。他協助軍區重建了傳播系統，沒有電源只好靠手搖發電，李效黎則開班教英文，因用簡單英文發電訊比中文省事多了。他們的大女兒在晉察冀軍區逃難時出生。

聶榮臻將軍出席部隊大會。林邁可 攝

據林邁可看，紅軍的作戰組織有許多缺點，如執迷教條、部屬怯於糾正長官等；但供給系統是無懈可擊的。人民主要繳糧稅，士兵到每個地方憑糧票領糧食，每張夠一頓小米飯。每單位的糧票和糧食經查核後才可發下個月的，就是出擊時也有條不紊。初冬有冬衣分配，特別寒冷的地方可領取襯了羊皮的大衣，官階高的還可領到里子是絲綢做的。工資主要用來買水果等零食而已。這制度好處是不必到處運糧，又削減了物價波動的影響，躲過了國民黨地區因通貨膨脹而士氣低沉的情況。

1944年班維廉夫婦已去了延安，又經重慶回了英國。林邁可帶去的通訊零件已差不多用光，覺得他自己在晉察冀邊區所能做的已做了，並訓練了一批技術人員；他又深感共軍對英美可提供許多有利作戰的情報，渴望和英美軍方聯絡，便向聶榮臻提議讓他去延安。他和妻女由紅軍護送，冒著寒冬攀山越嶺，數次險被日軍攔截，兩個多月後到達延安，被安排住入窯洞里，受毛澤東和朱德宴請。朱德委派他為通訊組技術顧問。毛澤東和他數次長談，接納了他的一些建言。

他們到延安不久，訪問的英美官員與記者突然接踵而至，李效黎便負起翻譯的責任，陪這些人到處參觀。林邁克又被委派為新華社英語主編顧問。他的兒子在延安出生。

林邁可說國民黨官員此時大大錯估了紅軍，並且誤信了自己的宣傳，鼓勵西方人到紅區看，以為他們去了會對共產黨反感，效果恰恰相反。據林邁可看，美方起初有誠意和延安合作，但送來的機械都不合用，而且反覆無常；他說這固然有國民政府從中作梗，但也怪共方沒有據理力爭而只以習慣性的「謾罵」回應。1945年日本投降了，中國內戰開始，林邁可便攜眷回英國。

林邁可使用自己製造的電台發報。沙飛 攝

戰後林邁可屢次和日本軍官交談，想了解日軍為何持有優越的軍事裝備卻無法有效地控制華北。日方承認1931年瀋陽事變是精心策劃的，如願佔據了中國東北，但堅持1937年盧溝橋事變是突發的，日軍並沒準備發動一場大戰，因部隊不夠，主力用以應付國民政府的正規軍，在華北只能防衛大城市和鐵路。

待1938年攻下武漢和廣州後，才把部隊調回華北，然而這一年間華北的游擊隊卻已扎了根。日軍起初圍剿失敗，1940年改用「堡壘」與「封鎖」雙管齊下的策略卻相當成功，這戰術用於東北也是見效的。林邁可指出這種戰術的缺點是需要許多士兵。1943年日本在中國各地已建築了三萬個堡壘，每個堡壘約需二十個士兵駐守，另需大量的後備軍隨時待命，以便堡壘受攻擊時調動。日方沒那麼多士兵，只好用偽軍，就不可靠了。他說偽軍和游擊隊間往往有協議，彼此做做樣子，他有個在冀中的學生機關槍壞了，托一位農人向堡壘里的偽軍借，等自己的修好再還，偽軍答應了，說十天內日本人檢查前奉還便可。1943年後日方把主力調到太平洋前方，防線又退到鐵路附近。

林邁可還說日本人失敗歸根究底是不得民心。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日本可理直氣壯地說它代表亞洲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那時日軍對平民和戰俘的紀律是有目共睹的。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士兵搶奪、強姦、濫殺，無惡不作，引起民憤；戰後日本軍官也承認憲兵隊伍完全失控。林邁可說這是因日軍為顧全顏面，不願懲罰敗類，每次有人提出軍紀問題總把事情淡化。

與林邁可交談的日本軍官曾自豪地說，日軍在華北比起美國在越南成功多了。林邁可答說兩者不可相提並論，紅軍當時一點外援都沒有，而且華北冬季特別寒冷，又沒有植被掩護，不似東南亞天氣暖和到處有森林，對游擊戰術有利。紅軍的優勢是得到民眾由衷的合作。

林邁可夫婦的戰後歲月：再見，延安

林邁可的父親因對英國教育有功，1945年被封為男爵（baron），他死後林邁可作為長子繼承了父親的爵位，李效黎便成了第一位成為英王室貴婦的亞洲人。他後半生在澳洲以及美國的大學教書，夫婦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度因批評「文革」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後來屢次訪華，他1994年去世後，李效黎到北京定居，2010年在北京去世。

李效黎雖然來自山西，家人卻沒有桑美德想像的那麼保守，並不反對她的異族婚姻。她的父親曾在閻錫山手下當軍官，哥哥清華畢業後到哈佛念經濟，回國在銀行工作。她小時候有數年隨父親住在一個偏僻的農村裡，和當地人打成一片，又學會了騎馬，這對她後來在紅區生活倒是很好的預備。她戰後隨林邁可到了英國，馬上根據日記用英文寫了回憶錄，對紅區有很細膩的描述，但2007年才在美國發表，書名是《顯眼的李子》（Bold Plum），是出版史上罕見的譯本出現多年後原文才面世的書。香港文藝書屋早在1975年便出了中譯本《再見，延安》，是董橋譯的；1991年上海遠東出版社另出了肅宜譯的版本《延安情》，很多段落不見了，卻多了照片和另一些細節；兩者都譯得很好，又含些後來「原文」沒有的段落。

我和李效黎有一面之緣。戲劇家熊式一的幺女德荑是我的朋友，在牛津長大，跟林家很熟。我八十年代初動手寫《洪業傳》時，德荑問我洪業有沒有提到林邁可，我說有，兩人關係相當密切，她便送了我一本《默默無名的戰爭》。我有一次到華盛頓城看德荑，她帶我去林家，邁可那天恰好不在，效黎一點架子都沒有，平易近人。效黎大概以為我和德荑一樣不懂中文，沒跟我說她回憶錄的中文版已出版了，直到我最近整理手上的燕京大學資料，和她的兒子通電郵才知曉。

李效黎的原稿聽說非常之長，三種版本因時因地因讀者不同作了些不同的取捨：譬如香港文藝書屋版以及後來的英文版有一段描述延安時的江青，形容她如何美麗優雅，但說她有心臟病而不常露面，「一點都不像中國一些名人的太座，存心想干涉多管國家大事……」上海遠東版就沒有這一段。德荑說英文版把原稿許多紅區各地食物的論述省略了，也很可惜

八路軍擊斃的日軍將領名單

1） 山口少將，第110師團第108旅團長，1939年9月，被八路軍115師686團擊斃于山西汾陽。

第108旅團編成於1938年6月16日，到1942年4月16日併入第71師團為止，歷任旅團長是南雲親一郎、石井嘉穗、洪思翔（這個是朝鮮人），根本沒有所謂"山口少將"的存在。

2） 水原義重少將，獨立第8混成旅團旅團長，1939年9月29日被八路軍第120師擊斃在河北靈壽陳庄。

1945年時水原義重任駐延邊之第128師團師團長。1968年水原義重才死於日本。

3） 清水喜代美少將（或清水正一），獨立第4混成旅團旅團長，1939年10月29日被八路軍晉察冀軍區擊斃于山西五台柏蘭鎮。

獨混四歷任旅團長里根本沒有清水喜代美這個人。該旅團編成於1938年2月10日，至1944年5月1日改為第62師團為止，歷任旅團長是川村薫、百武春吉、片山省太郎、津田美武、中島徳太郎，清水喜美代只是步兵15大隊的大隊長而已、距離"旅團長"整整差了兩級（旅團長-->聯隊長-->大隊長）！

4） 秋山靜太郎少將，某獨立混成旅團旅團長，1940年1月23日，被八路軍115師蘇魯支隊擊斃于山東諸王莊。

秋山靜太郎1936年8月28日轉入預備役，1951年6月20日在日本病逝。

5） 土屋兵馬少將，第6混成旅團長，1941年5月被八路軍山東長清縣第10區隊擊斃。

土屋兵馬從第六混成旅旅團長位置上退下來、已經是1940年3月9日的事情了。1941年5月的第六混成旅旅團長是山田鐵二郎；而土屋此時則前往第14師團司令部就職，先後隸屬東部軍、第六軍，均不在山東駐防。

6） 坂本吉太郎少將，1942年五一掃蕩的宋庄戰鬥中被擊斃。

坂本吉太郎活得好好的、1945年2月1日，任駐大同的第4獨立警備隊司令。

7） 服部直臣少將，日軍旅團長。1943年10月7日隨軍官戰地參觀團被八路軍386旅16團擊斃於韓略村。

服部直臣也活得好好的、1945年任獨立步兵2旅旅團長。

八年抗戰消滅了多少日軍？

國民政府稱，在八年抗戰中，國軍共「斃傷敵人二百餘萬」

讀者「北京蘭博印象」問：日軍戰時傷亡數字究竟多少？有無比較權威的統計數字？

編輯回復：日軍在「二戰」中的傷亡情況，說法不一。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稱，日本在整個戰爭中的總傷亡人數為261.2萬人，包括陸軍152.4萬、海軍42.8萬，官民65.8萬。以上數據來自日本復原局和經濟安定局本部，相對可信。…[詳細]

具體到中國戰場，當過軍政部部長的陳誠說，國軍「先後與敵舉行大會戰二十餘次，重要戰鬥之有關戰略成敗者一千一百餘次，小戰鬥三萬七八千次，斃傷敵人二百餘萬。」1946年，南京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出版抗戰期間曾任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其中統計稱：八年抗戰，日本陸軍傷亡2418528人（其中死亡483708人）、後勤部隊傷亡340000人、空軍傷亡4280人。…[詳細]

蔣緯國綜合各家材料，總編有《抗日禦侮》一書。他在使用數據時相對謹慎，稱從1937年—1941年，這「四年之間，中國軍予日軍傷亡，共達616578人。」「自太平洋戰爭爆發，至日本投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區之傷亡，共202851人；海軍在中國戰區之傷亡，共39197人。」這樣計算下來，「八年之間，中國軍先後予日軍傷亡，高達859626人。」

大陸史學界通常使用的數據為中國殲滅日軍133萬。如宋時輪（解放軍開國上將）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40周年的文章里說，「在抗日戰爭的八年中，我敵後戰場共殲滅日軍五十二萬餘人。就整個中國戰場來說，日軍被中國軍隊斃傷俘的總數，據日本方面的統計，達一百三十三萬餘人。這還不包括其在東北地區前六年中的傷亡數和滇緬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斃傷數。」宋時輪所說的日方統計，來自於棟田博《兵隊日本史》、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戰爭》。…[詳細]

宋時輪再加上「日本戰敗後，向中國投降的日軍共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四十人」，計算出「中國軍民共殲滅日軍二百六十餘萬」。「此外，敵後戰場人民軍隊還殲滅偽軍一百一十八萬六千餘人。」這個數字也被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所引用。…[詳細]

此外還有一種統計，在郭汝瑰主編《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中，作者稱，「整個8年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軍隊在正面戰場歷次作戰中共殲滅日軍約53萬人（敵後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共殲滅日軍52萬多人、偽軍119萬多人），連同受降日軍128萬多人、偽軍104萬多人，正面戰場共消耗日偽軍285萬多人。」也就是說，他認為僅有105萬日軍在華傷亡。

日方統計，從七七事變至日本投降，共有40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

以上中方在論及殲敵戰績時，多使用含義模糊的「傷亡數」。相比之下，日軍在華死亡人數更容易獲得精確數字，也更具參考價值。《日本陸海軍事典》引用厚生省（相當於日本衛生部）1956年3月的調查數據說，從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在中國關內戰死40.46萬人，在東北戰死2.65萬人，在緬甸、印度戰死16.19萬人，在台灣戰死3.74萬人；1945年8月15日後，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蘇軍繼續對日作戰，日軍又在中國關內戰死5.11萬人，在東北戰死2.02萬人。以此計算，在廣義的中國戰場上，共有70.6萬日軍死亡。

從厚生省的這組數據來看，在八年抗戰期間，約40萬日軍死於中國（不包括東北），但並不全死於戰場。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歷史學家藤原彰，曾引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作戰日記說，「從1944年開始到戰敗回國為止的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期間，聯隊的死亡者人數為1647名，其中作戰死亡者509名，佔31％，作戰受傷死亡者84名，佔5％，戰場患病死者1038名，佔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佔1％。也就是說，戰場患病死者是作戰死亡者的2倍有餘。」

戰時計算殲敵數時，無論是國軍、八路軍，還是日軍，出於宣傳目的，都會或多或少地有所虛構，因此他們戰報中的數字，不宜直接用於研究。而厚生省依據日本嚴格的戶籍制度，給出的死亡人數則可信得多。且其統計數據——中國軍隊消滅日軍40萬，占日軍全部死亡人數的22%——同何應欽戰後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給出的官方數字相近。如此，按照死亡為受傷3—4倍的戰場慣例，日軍在中國關內的受傷人數就應在150萬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