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需要沉默的證人

古城弗羅茨瓦夫街頭

歷史需要沉默的證人

文|陸曉婭

（心理學家、作家）

名字的力量

格但斯克是波蘭北部的港口城市，我們將它作為行走波蘭的第一站。

小旅舍在摩特拉瓦運河邊上，公共客廳牆上有一塊銅牌。湊近看，密密麻麻的似乎是一個個人名。我看不懂波蘭語，卻看明白了阿拉伯數字：1939-1945。心頭一震。問旅舍的小老闆是什麼，他說，那是納粹佔領期間在這裡被殺害的人。我沒敢問「這裡」是指這座樓房還是這條街道，數了數，大約有五十個名字。

格但斯克小旅舍中的死難者銘牌

波蘭在第一時刻給我的衝擊，後來竟然變成了一條長長的線索，讓我看到了一個不願抹去歷史上黑暗一頁的國度。

格但斯克聖母瑪利亞大教堂，據說是全球最大的紅磚教堂，最多可容納25000人。我注意到教堂右側有一座耶穌雕像。耶穌頭戴荊棘坐在一塊石頭上，用手撐住自己的額頭，彷彿人間的苦難讓他沉重得無法直視。雕像前面地上有一些文字，「1939-1945」又赫然在目，後來知道這是為了紀念在此期間殉難的2779個神職人員。

格但斯克瑪利亞教堂中的耶穌像

點燃一支蠟燭，我將自己的腳步放得更輕，心裡的感覺卻沉重起來。

從此，每走進一座教堂，我都會去留意教堂的角落，看看那裡有沒有特殊的紀念物。我發現，不僅僅是格但斯克，在克拉科夫，在華沙，許多教堂里都能找到與那個年代相關的角落。它們大都並不起眼，一兩個小型的紀念雕塑，上面的牌子上刻著死難者的名字，有時是幾個人，有時是幾十上百個人，就那麼在一座座教堂中無聲地存在著。

在華沙戰場教堂的一個角落裡，我看到三面牆，從上到下鋪滿了銘牌，每個牌子上都刻著一個名字。他們是卡廷慘案的死難者。我獨自站在那裡，被這些名字包圍著，忽然感覺到名字好像有了重量：和那些無名烈士紀念碑的象徵意義不同，當每一個死難者擁有了名字時，他們就恢復為一個真實存在過的人。每個名字都是一個沉默的證人，為慘無人道的殺戮作證。正是這一個個名字，翻轉了群體毀滅中的無名狀態，抵禦著抽象辭彙對鮮活生命的風乾，重拾起集體指代忽略的個體價值。

卡廷慘案死難者銘牌

永遠記住受難者

恐怕在所有動物中，只有人類才擁有對歷史的記憶。人類從記憶中提取寶貴的信息，用以延續生活經驗並形成文化積澱，開始文明的進程。為了保存記憶、強化記憶，人類不僅發明了文字、印刷術，還創造了許多特殊的文化記憶方式，從古代的墓碑到現代的紀念碑、博物館等等，無一不承載著這樣或那樣的記憶。

然而記憶對於人類的重要性，不僅於此，還因為它和尊嚴、道義等價值聯繫在一起。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21世紀以來，波蘭出現了許多新的博物館和紀念碑。戰後的歷史記憶有太多的缺失和扭曲，需要重新填補空白，修正記憶。去波蘭旅行，參觀這些新的博物館，是一種特殊的心靈體驗，它們帶給我的主要不是「知識」，而是情感與思想上的觸動。

卡廷慘案紀念碑

無論是兩年前剛剛開館的格但斯克華沙猶太人歷史博物館，還是在辛德勒工廠舊址上的「納粹佔領時期的克拉科夫」博物館和華沙起義博物館，全都規模龐大，內容豐富，極具震撼力。它們體現了一種新的博物館教育學理念，「即歷史應該作為一種體驗來感受。感官上的具體性以及情感上的色彩，應該把對歷史知識的純粹認知方面的了解加強為一種個人的興趣和關懷」。（阿萊達·阿斯曼《回憶空間：文化記憶的形式和變遷》）

在寧靜的華沙郊外居民社區，我們還看到了一座新的紀念碑，在高大底座上躍馬揚刀的，是「二戰」中從美國回來參加抵抗的波蘭僑民。戰後近半個世紀，他們彷彿變成了不存在。今天，他們的後代終於可以在自己的母國，看到人民對愛國者的敬意。

蓋世太保監獄外的死難者紀念碑

「創傷性地點」之所以重要

但是，對於歷史記憶而言，任何博物館與紀念碑都不能代替現場。阿萊德·阿斯曼在《回憶空間》中說：「地點的記憶保證了死者的在場，而紀念碑卻把對於地點的注意力轉移到自己這個替代性的象徵物身上。」

對於波蘭人來說，地點的記憶莫過於大屠殺的現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集中營遺址上的奧斯維辛-比克瑙紀念館，一個極為另類的世界文化遺產。

比克瑙滅絕營

大屠殺的倖存者西蒙·維森塔爾曾經記述了黨衛軍的一段話：「不管這場戰爭如何結束，我們都已經贏得了對你們的戰爭。你們沒人能活下來作證，就算有人能倖存，世界也不會相信他的話。」

因此，作為「創傷性地點」，作為工業化的殺人現場，奧斯維辛被保存和博物館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可以持久地將罪惡固著在歷史記憶中，用阿斯曼的話說，就是把因「個人的心理壓力或者團體的社會禁忌阻滯」的故事形象直觀地講述出來，「並證實其真實性」。

奧斯維辛集中營

或許令人欣慰的是，一年四季，奧斯維辛的參觀者絡繹不絕。我們去的時候已是初冬，天氣陰沉寒冷，但我們在那裡不僅看到了一群群遠道而來的人們，更看到了一隊隊的年輕人。志願導遊們帶著他們，詳盡地講解那裡曾經發生的一切：死亡之牆前一場場槍殺，滅絕人性的人體醫學實驗室，一天「生產」6000具屍體的毒氣室和焚屍爐??奧斯維辛催化人們思考：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又是怎麼開始的??

奧斯維辛，是波蘭對大屠殺地點記憶的核心，但波蘭並非僅有奧斯維辛，波蘭人在許多苦難與犧牲的現場，都留下了標記。

戰爭留給華沙的是一片廢墟，德國人為了報復華沙起義，將華沙85%的建築炸掉了。現在的華沙是戰後重建的，在某些地段，可以看到戰爭中殘存的中世紀巴洛克建築、社會主義時期的蘇式建築和現代的摩天大樓彼此共存。當我們從蘇式的文化科學宮走向華沙最大的商廈「金色梯田」時，發現腳下的道路上有一條特殊的金屬標記，原來，那裡曾是華沙猶太人隔離區的圍牆。電影《鋼琴家》的導演波蘭斯基曾經回憶，有一天他在家裡看到窗外工人在砌牆，六歲的他意識到自己和家人將要被隔離在裡面，「我抑制不住內心的沉重，眼淚一涌而出」。

華沙有天然隔離區牆的標誌

在華沙大學古老的校園內，短短半個小時里我們就看到了三處紀念銘牌，下面都擺放著鮮花。在歷史系外牆上的紀念銘牌上，我們看到了在華沙起義中犧牲的大學教授的名字。

華沙大學中的華沙起義烈士紀念碑

在古城克拉科夫，在曾經的猶太隔離區廣場上，藝術家Piotr Lewicki製作了33把大椅子和37把小椅子置於廣場之上。納粹曾經在這裡將猶太人驅趕上車，轉運到滅絕營，還有一些猶太人在這裡被槍決。藝術家用這些空蕩蕩的椅子，象徵著猶太人的「消失」。

現在，這些「地點記憶」，似乎已經與當今人們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一雙雙皮鞋匆忙邁過隔離牆的標記，一個個青年騎車繞過廣場上的空椅，這種歷史與當下的聯結，形成了一種心理張力：罪惡愈黑暗，自由愈可貴。

克拉科夫-廣場上的椅子

一位外交官和兩位醫生

波蘭人說「歷史不能被忘記，也不能被原諒」，但這不意味著波蘭人只記住苦難與罪惡，他們同樣銘記黑暗時代的英雄。遊走波蘭，你會發現人們給予這些在危難中挺身而出的人極高的敬意。

「二戰」之前，古城克拉科夫有近7萬猶太人，主要住在卡齊米日區。現在的卡齊米日已經成為當地的798，但鮮有猶太人了，因為他們幾乎都死於大屠殺。我拿著地圖，找到了克拉科夫現存最早的猶太會堂萊穆會堂，樸素的會堂和後面的猶太墓地，彷彿還是16世紀的模樣。在會堂門口的滿地秋葉上，有個男人坐在長椅上沉思。那是一座青銅的雕像，牆上銘牌告訴我，他叫揚·卡爾斯基（Jan Karski）。

揚·卡爾斯基

卡爾斯基並非猶太人，戰前他是一個頗有前途的年輕外交官員。1940年，他從被送往卡廷森林的途中逃跑，躲過了那場屠殺。之後他回到波蘭，曾兩次勇敢地混進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親眼看到納粹士兵追捕猶太兒童，目睹猶太人被趕進火車送往死亡營。是他最早向波蘭流亡政府、法國、英國和美國政府報告，納粹德國正在對猶太人實施大屠殺，呼籲同盟國採取行動予以制止。戰後，他移民美國，在美國喬治頓大學擔任教授達40年之久。

越過維斯瓦河，我到了德國佔領時期的猶太人隔離區。在今天被稱之為「英雄廣場」的地方，我注意到角落裡的一所房屋上有克拉科夫歷史博物館的標識，於是走了進去。原來，裡面是一個小藥房。藥房的主人叫做潘奇維奇（Tadeusz Pankiewicz）。當德國人把猶太人從卡齊米日區趕到這裡建立隔離區時，非猶太人的潘奇維奇拒絕搬離藥房。他自願留了下來，小藥房成了隔離區中居住惟一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他和醫護人員不僅常常為猶太人免費提供藥品和食品，還偷運糧食，傳遞信息，庇護逃亡者。廣場一角的展示牌上，正是這些醫護人員的故事。最讓我震撼的，是那個美麗的女外科醫生布勞（Rozalia Blau）。1943年3月13日，她正在照顧一個逃跑時摔傷的同事，黨衛軍來了，要她離開傷者，她憤怒地說：「開槍吧，我不害怕死亡！」槍聲響了，布勞倒在血泊之中。這成為她留在世間的最後一句話。

死在納粹槍口下的女醫生布勞

在華沙，還有這樣一座紀念碑：碑身是一棵大樹，樹下，一位老人摟著幾個孩子。他們是誰？他們又有著怎樣的故事？我看到紀念碑上寫著：雅努什·科扎克，醫生、作家、教師。他教人們如何愛、理解和尊重孩子。

上網搜索，我發現他是被人稱為「老醫生」的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他不僅是位醫生，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在他創辦的孤兒院里，有「議會」「法院」「報社」「公證處」等機構；他還寫了許多教育學著作和兒童文學作品，創辦了青少年報刊《兒童評論》。以今天的眼光看，科扎克極具現代教育思想。著名心理學家皮亞傑曾稱讚他：「科扎克是一位偉大的人，他有足夠的勇氣相信兒童和青少年，把事關重大責任的艱巨任務放在他們手裡。」

科扎克紀念碑

「二戰」中，科扎克和孤兒院的孩子們都被關進了華沙猶太人隔離區。友人曾幫助他偽造證件，讓他逃跑，但科扎克拒絕了，他說他要和孩子們在一起。1942年8月上旬的一天，納粹要將科扎克和孩子們「轉移」到東方。孩子們排成隊在納粹的押解下出發了，大孩子輪流舉著一面綠色的旗子，那是馬特國王一世的旗，馬特國王一世正是科扎克小說中的英雄。

據目擊者說，在孩子們即將被趕上火車時，一個德國軍官穿過人群，把一張紙遞給了科扎克。傳說紙條是猶太福利機構一個高官向蓋世太保求來的特赦令。憑這張紙條科扎克可以留下，讓孩子們離開。但科扎克搖搖頭，揮揮手讓德國人走了。科扎克領著孩子們走向火車，所有猶太警察自發地分開一條道路，站在兩旁向他立正敬禮。他昂著頭，一手牽著一個孩子，帶著最後的尊嚴上了火車。第二天，雅努什·科扎克和這群孩子在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慘遭殺害??

克拉科夫英雄廣場-醫護人員的故事

波蘭半個月自由行，大城小鎮、大街小巷，處處看到「二戰」之痕。它們不同於對豐功偉績的炫耀，不同於對民族文化的歌頌，反而更像是一種警醒、一種告誡。波蘭的記憶如此複雜、如此強烈，這個歷史上多次被瓜分的國家，甚至從歐洲地圖上消失過的國家，似乎要頑強地記住這塊土地上發生的一切。對於波蘭這個民族來說，捍衛記憶，首先就是捍衛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存在。

然而，記憶作為人類重要的精神資源，不僅關乎過去，也關乎未來。因為記憶與價值緊密相關，「記憶的遺失不僅是過去的缺損，而且是未來的坍塌」。（徐川《記憶即生命》）波蘭人頑強地捍衛記憶，何嘗不是為了建立一個珍視人的價值、珍視自由與尊嚴的國家，讓悲劇不再重新上演？

刊於《財新周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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