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方醫學並不等同於中醫學

國人爆買漢方葯的舉動中固然存在將其與中藥等同視之的傾向，但亦折射出對於中藥的不自信與不了解，這或可成為警示中醫自省的一劑猛葯，推動中醫改革的一個契機。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方醫學愈加被日本社會所認可與重視，進而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近年來隨著日本游的升溫，漢方葯日益受到中國遊客的熱捧。多數國人迷信漢方葯部分原因是將其誤以為是中藥。然而，漢方醫學作為日本的一種傳統醫學，雖以中國漢代建立起來的醫學和方術為基礎，但並不等同於中醫學。為消弭以上誤解，筆者擬對日本漢方醫學的源流與嬗變進行簡要概述。

中醫學的東渡

據傳中醫學於公元5世紀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公元414年，新羅醫師金武運用中醫學特有的針灸療法為允恭天皇診治疾病，這是中醫學傳入日本的最早記載。公元562年，南朝人知聰攜《明堂圖》等中國古代醫方、本草、針灸典籍164卷渡日，從而揭開了中日醫學直接交流的序幕。日本貴族驚訝於中醫學的神奇功效，開始對中國的奇葯異草產生濃厚的興趣。公元7世紀起，隨著遣隋使、遣唐使的大批來華及高僧鑒真的東渡傳教，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孫思邈的《千金方》、王燾的《外台秘要方》等古醫方以及人蔘、遠志、大黃、桂心、冶葛等中草藥源源不斷地傳入日本，使中醫學在日本漸成主流。公元701年，日本實行大化改新後仿隋唐之制頒行《大寶律令》，其中的「疾醫令」完全沿襲了唐代的醫藥行政及教育體制。由此可見中醫學在當時日本貴族心中所佔據的崇高地位。

進入平安時代（794-1185）以後，日本經過學習、模仿的漫長階段，不再滿足於一味地照搬中國的醫藥體制與理論，確立本國醫藥文化的意識逐漸增強，其在模仿隋唐醫學的同時，漸趨謀求折衷。公元984年，宮廷醫師丹波康賴（912-995）以《諸病源候論》立論，引證晉、隋、唐三代的百餘部方書，寫就了日本現存的最為古老的醫書——《醫心方》。此書集中醫學和日本本土醫學精華之大成於一體，標誌著日本漢方醫學開始邁向本土化階段。

漢方醫學的本土化

自鎌倉時代（1185-1333）起，幕府統治的形成打破了禁錮的枷鎖，使漢方醫學開始從宮廷走向民間。且由於漢學式微，禪宗漸興，眾多僧侶也紛紛接替宮廷醫師入宋學醫，致力於中醫東傳事業，並帶回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經史證類大觀本草》等大量宋版醫書，對漢方醫學的本土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著名僧醫梶原性全（1266-1337）在吸收中醫學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臨床經驗與獨特見解，編撰了長達50卷的《頓醫抄》（1303年）。該書以假名書寫而成，內容涉及疾病、養生、醫理、倫理等諸多方面，旨在向普通民眾普及醫學知識。1315年，梶原性全的又一巨著《萬安方》（62卷）問世。該書以漢字編撰而成，旨在傳授弟子專業的醫學知識與技能。這些醫學巨著的誕生無疑反映出當時漢方醫學的本土化傾向已漸趨明顯。

室町時代（1336-1573）正值中國的明朝，是中日醫學交流繼唐朝之後的又一個全盛期。明朝時期，中醫學發展達到頂峰，出現了諸多的醫學流派。受其影響，日本漢方醫學界也是名醫輩出，學派林立。其中，最早形成的是「後世派」，其創始人為名醫田代三喜（1465-1537），相傳其於1487年遠渡明朝師從僧醫月湖研習金元李朱醫學，留居中國12年後攜大量醫學典籍返日行醫授徒，力倡李朱學說。田代三喜雖被奉為 「後世派」的鼻祖，在日本醫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真正將「後世派」發揚光大的卻是其弟子曲直瀨道三（1507-1594）。曲直瀨道三為普及李朱學說，開設啟迪院廣納門徒，並以李朱學說為基，以臨床經驗為本，著就了日本第一部察證辨治全書——《啟迪集》，為漢方醫學的獨立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及至江戶時代（1603-1867），德川幕府以儒教取代佛教作為文治政策，使得漢方醫學與宗教漸趨分離，儒醫取代僧醫成為推動日本漢方醫學發展的主力軍。隨著儒醫們對中醫學的研究日益深入，醫學經驗的不斷積累，「古方派」、「折衷派」和「考證派」等漢方各派也相繼誕生。17世紀前半葉，力排李朱學說，篤信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古方派」開始崛起。其代表人物有名古屋玄醫（1628-1696）、後藤艮山（1659-1733）、香川修庵（1683-1755）、吉益東洞（1702-1773）等人。「古方派」駁《內經》為「陰陽醫學」，斥《神農本草經》為「神仙醫學」，提倡實證親試，崇尚古典經方，雖名為「復古」，實非單純的「復古」，其重視經驗與實踐的精神為「蘭學」的傳入提供了土壤。

18世紀中葉，既不拘泥於「後世派」之理論主義，也不盲從於「古方派」之實踐主義的「折衷派」悄然抬頭。折衷派重視臨床經驗，主張博採眾長，視處方的有效性為第一要義。諸如「折衷派」的代表人物和田東郭（1744-1803），他擅長臨床，重視腹診，主張「一切疾病之治療，皆以古方為主，然應以後世方等補其不足」。17世紀初，以蘭方醫學為核心的「蘭學」傳入日本。隨著《解體新書》（1774）、《蘭學階梯》（1788）等醫學譯著的大量出版，蘭方醫學在日本得以廣泛的傳播和發展，同時催生了一批以華岡青洲（1760-1835）為首的「漢蘭折衷派」。「漢蘭折衷派」的出現不僅打破了日本醫家獨尊漢方的慣例，也標誌著日本漢方醫學開始與西方醫學接軌。以多紀家族為代表的「考證派」雖同「折衷派」一樣是在「後世派」與「古方派」的對峙中應運而生的，它主要致力於從訓詁學和文獻學的角度對中醫古籍進行考證、整理和研究，為保存和傳播中醫文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上述四大流派的誕生無疑昭示了日本的漢方醫學已跳出中醫學既有的框架體系，因地制宜，自主創新。此外，鑒於日本的地理環境與中國不盡相同，所產草藥也種類各異、功效不一，日本漢醫界在本草學研究領域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日本本草學創始人貝原益軒（1630-1714）編著的《大和本草》（1709）收錄藥物達1362種，其中多為自身長年的觀察和體驗之所得，而非中國明代《本草綱目》的複製或翻譯。《大和本草》的問世不僅對日本藥物學和博物學的發展有著積極的意義，也從側面印證了漢方醫學在江戶時期已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本土化。

漢方醫學的式微與復興

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積極推行「文明開化」政策，走上了全盤西化的道路。受其影響，漢方醫學也逐漸遭到摒棄。1872年，明治政府頒布《學制》，積極導入以西洋醫學為中心的新型教育體制，1875年，即醫制76條出台的次年，又發布通告規定醫生開業考試的七項科目均為西醫，意在通過法律手段打壓漢方醫學。面對明治政府「西醫一邊倒」的改革舉措，日本漢醫界先後創建博濟醫院、溫知社等機構及團體，試圖延續漢方醫學的傳承，但效果不彰。1895年，漢方巨頭淺田宗伯（1815-1894）等人為挽頹勢向日本議會提交延續漢方醫學的請願書，卻以27票之差慘遭否決，自此漢方醫學一蹶不振，日漸沒落。然而日本漢方醫學界並未就此消沉。1910年，和田啟十郎（1872-1916）自費出版《醫界之鐵椎》一書，書中明確指出了西洋醫學的不足和漢方醫學的優勢，為瀕臨滅絕的漢方醫學帶來了一線生機。受其啟發，被譽為「漢方醫學中興之祖」的湯本求真於1927年至1928年間先後撰寫了3卷《皇漢醫學》並出版發行。其將中西方醫學理論進行了有機的結合，為漢方醫學的復興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

此後，日本漢方醫學進入了全面復興的階段。1938年，諸多致力於重振漢方醫學的醫師、藥劑師和針灸師以「拓大漢方講座」為基石，合力創辦了「東亞醫學協會」。東亞醫學協會除定期舉辦「漢方醫學講習會」外，還以日本漢方醫學會的名義每月發行雜誌《漢方與漢葯》，為日本漢方醫學的復興與漢方醫學人才的培養提供了助力。1950年，倡導踐行漢方診療的「日本東洋醫學會」成立。1954年，在日本東洋醫學會創始成員的協助下東亞醫學協會新創辦了雜誌《漢方的臨床》（月刊）。時至今日，該雜誌已成為東亞醫學協會會員開展學術交流的重要平台。1975年，日本葯業時報社刊發厚生省藥物局主編的《常用漢方處方指南》。1976年，醫療用漢方製劑納入葯價基準體系。1991年，日本東洋醫學會在日本醫學會分科會正式登記註冊，東亞醫學協會也於同年創辦了「漢方治療研究會」。該研究會在每年秋季定期舉辦，已成為日本漢方醫學界的一大盛事。2001年，醫學、藥學教育的核心課程開始採用漢方醫學教材，打破了西醫一統天下的局面。可見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方醫學愈加被日本社會所認可與重視，進而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日本人在吸收中醫學的過程中，經歷了關注、效仿、折衷、獨立、創新、摒棄、復興等一系列的觀念轉變。這些變化不單單緣起於時代背景的制約或是外來文化的衝擊等外因，更多的應該歸因於日本人對中醫學價值的內在認同這一點上。當然，這種價值認同並非盲目地照搬照抄中國模式，而是結合日本本土的地理環境、風俗習慣、民族體質加以改良與創新，從而創造出日本所獨有的漢方醫學體系。國人爆買漢方葯的舉動中固然存在將其與中藥等同視之的傾向，但亦折射出對於中藥的不自信與不了解，這或可成為警示中醫自省的一劑猛葯，推動中醫改革的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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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澎湃新聞，編輯/半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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