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震：在電影里過不一樣的人生

拍電影，最好玩的地方在於，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很多導演的拍攝守則裡面會有一條說：「在你要喊『咔』之前，再等10秒鐘。」我覺得，永遠都保持這種心態，人生會邂逅比較多的驚喜。

主筆 張震

著名電影演員。生於台北。1991年主演楊德昌執導的電影《牯嶺街少年少人事件》，並憑藉此片被提名第28屆金馬獎最佳男主角。電影作品包括《卧虎藏龍》、《春光乍泄》、《2046》、《麻將》、《最好的時光》、《吳清源》、《一代宗師》、《赤壁》、《綉春刀》、《赤道》、《聶隱娘》、《道士下山》等。

我有個朋友是「職業晃蕩者」，他像一本很棒的字典。我和他促膝相談，循著他寫的書尋找他吃過的地方，因此好像感受到了一個不一樣的台北。他是舒國治，因為從小拍電影，我們認識的時間很長。他說，要感受台北，最好的方式是走。走是最慢的，卻也是最可以好好地靜下心來去感受當下這個地方的方式。如同拍電影，最好以不疾不徐的心靈節奏，逐漸進入另一種環境和人生。

小時候，我住在山上，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附近，人煙稀少。所以我小時候更親近大自然。記得我家附近有一條蜿蜒的外雙溪，可以釣蝦，也有瀑布。那時候生活很簡單，我每天跟著姥姥去散步。姥姥從前經營畫廊，擅長多種編織藝術，她時常帶著我去寫生、畫畫。其他時候，我就在山裡無拘無束地跑來跑去。家裡給了我很大的自由，去選擇自己真心喜歡的東西。

最初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電影，是由三段故事組成的《兒子的大玩偶》，根據黃春明的同名小說改編，「台灣新電影」的代表作品。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故事了，《兒子的大玩偶》這段故事的導演，剛好是和我因緣深厚的侯孝賢。其中有一個橋段令小時候的我印象尤其深刻：那時家家戶戶都要買壓力鍋，可是有一家人住在鄉下，不太會用，擺弄一陣，壓力鍋當場爆炸了。這個畫面至今仍然印在我的腦海里。

台灣很小，因為地方小，人和人之間的感情自然會比較緊密一點，城市的各個角落因此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絲一縷的親昵與善意。這些蘊涵豐厚的人情人文，大概也不知不覺地滲透到了我的處事心態和表演方式里。

前幾年，拍《聶隱娘》時，我和侯孝--賢導演聊天說，從台北去台中或宜蘭，甚至海邊，交通都很方便，一小時就到了。忽然間換一個環境，能讓自己在緊張的時候緩緩鬆弛下來。我愛爬山，開半個小時車就可以抵達山腳。台北附近的山上有很多古道，都是很久以前的前人留下來的。

14歲時，我出演了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這部電影當然是對我影響最深的。第一次拍電影，有點不知所措，雖然導演在開拍之前已經安排了表演課，但到了現場還是常常不知道怎麼去演戲，更不知道要以怎樣的節奏和方式入戲。對於那個年齡的我而言，拍6到9個月的電影，簡直是一段漫長難熬的時間。導演用了很多方式，引導我進入那個角色。片中，小四殺小明那一場戲令我非忘。演出時，我處於相當忘我的狀態，因為太過沉浸其中而分不清是真是假。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情緒，並非出於我對這個人物的理解，而是我真的隨著這個人物去過他的生活，被他牽著走，融入到他的情感里。我頭一次有這樣的感受——有些事情會分不清是真實或虛假，演出的當下，我確實認為他是非常真實的，那份感受讓我深受感動。而這也是為什麼之後我會去演戲的原因。

從復興美工畢業後，我本想去做時裝雜誌的記者或美編。然而看過一些相關工作環境後，發覺好像跟想像中不太一樣。適逢《麻將》開拍在即，楊德昌導演找了我參與演出，當時初入社會，很有幹勁，一心想做點什麼，心想既然都參與演出了，不如順道做些跟美術部門相關的事，便加入了道具組。

當初拍《牯嶺街》時，我幾乎就是在過著小四的生活。到了《麻將》，因身兼道具，拍完後還得跟副導等人一塊收東西，所以可以很快從劇中人物的狀態抽離。對我來講，拍《麻將》還蠻痛苦的，不是表演方面，而是身為工作人員所背負的壓力。與楊導共處或拍他的戲，不斷收到的訊息就是：一個人一定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一個人如果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就代表有一點危險了。

認識自己其實很重要，認識自己愈多，愈能掌握自己的情緒，更知道可以用什麼方式把情緒帶出來。當比較有自己的看法之後，看劇本時，也較能從客觀的角度去看劇中人物，且在與人溝通時，才有辦法講述得更清楚。

我自己的性格趨於穩定，是要到二十六七歲之後。此前，對於自我的認識並不深，很多都仍處於尋找的過程，尚未確立下來。包括演戲這件事也是，從《牯嶺街》、《麻將》、《春光乍泄》，一直到退伍後拍了《卧虎藏龍》，我慢慢體會到演戲大概是怎麼回事，我的性格和扮演的很多角色其實並不相似，乃至截然不同。但拍戲的微妙之處就在於，我在不同的電影里過著不一樣的人生，我參演的每一部電影，又或多或少地影響著我的真實人生。

參演王家衛導演的《愛神》時，我難得有機會與鞏俐演對手戲。她讓我回到那種很紮實的表演，讓我領會到，如果要做一個成熟的演員，就要像她那樣，認真地進入那個角色，讓感情自然流露，不是用「演技」，而是用真心去感動觀眾，同時感動自己。我從心底很佩服她，我是半路出家，所有的表演技巧都是靠作品去一部一部積累。如果沒有碰到她，我覺得自己可能還是沒有方向。

我是一個「慢節奏」的人，後來拿捏角色時，我開始嘗試著找一個跟自己比較像的共同點去切入，這樣更容易說服自己，放下抵觸和防範，走進角色的心。

《吳清源》對我的影響比較特別。第一次跟田壯壯導演合作，第一次離家那麼長時間地拍攝，跨越的地方也很多。那時我發現，以前打電動的時候學的日語完全不足以溝通，於是只能努力地學。我那時一直抓著一位司機，他不會英文也不會中文，我就一直跟他聊天，聽不懂就比畫，一直做筆記，每天把他講的詞硬背下來。只有這樣，拍戲的時候我才敢開口，否則，我覺得自己還沒演就已經輸了一半。因為劇組裡大部分都是日本演員，跟他們對詞的時候必須講比較流利的日語，否則他們就會停下來不演。所以，我逼自己說日語，到不用想、直接翻譯的程度。

從以前拍到現在，很多技能學了，就會一直長在自己身上。比如我很久都沒有用到日語，可如果碰巧看到日文雜誌或節目，我就會特意去看看自己是不是還明白這些詞的意思，確保自己沒有忘記。拍《一代宗師》學會了八極拳，我現在還是會練。拍《吳清源》時掌握了圍棋，因為得有對手，我並不常下，但如果正好看到電視里在播放圍棋比賽，我會留心去看。

演戲這份工作，需要量的積累。因為我的量比較小，所以我養成習慣，以儘可能長的時間，去為每部戲做儘可能多的準備。我要飾演的那個人物，得對他領域內的東西非常在行，如果我不感興趣，觀眾必定會看出來——他看起來好像要趕緊把這件事情做完，然後跑掉。

導演，劇組，觀眾，大家共同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成為另外一個人。我為何不好好把握這幾個月的時間，認真地過另外一個人的生活？生活是很重要的。如果可以因此學會一項技能，不必說學得特別爐火純青，但對此有自己的認識、理解、見地，可以用自己的表現方式去把它儘可能真實地演繹出來，這貼近於我做事情的方式。

因為14歲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我開始看楊德昌導演的電影，從《獨立時代》，到《恐怖分子》、《麻將》；後來，又從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到李安導演的《推手》。這些鐫刻著時代印記的台灣電影，每個故事都銜接一個特定的年代，銜接一群生長在這裡的人和這片土地。而我，站立其中，逐漸萌生出對電影、對人生的獨一無二的感受。

除了做演員，我最想嘗試的其實是監製、創作劇本、擔任導演，我想完完整整地體驗一部戲從最初找投資，到最後上片前規劃宣傳的全過程。每一個環節，都蘊涵著不一樣的專業，我覺得要全面地去認識這些，才真的有資格說：「我很喜歡電影。」

我的朋友舒國治說：「能夠走路，是世上最美之事。」我是一個沒有計劃的人，是一個在時間裡流浪的人，但我想在電影這個領域，保持不疾不徐的節奏、最適合我的節奏，步伐有力地走下去。像拍電影，最好玩的地方在於，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很多導演的拍攝守則裡面會有一條說：「在你要喊『咔』之前，再等10秒鐘。」我覺得，永遠都保持這種心態，人生會邂逅比較多的驚喜。

你看，這也是電影最大的魅力，它讓人可以有機會去過不一樣的人生，可以天馬行空。是電影，給了每個人做夢的權利。

摘自《時尚芭莎》2015年11月下半月刊 「明星專欄」

編輯/徐曉倩

微信責編/ 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