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納粹真的沒有性犯罪嗎？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隨著各類大屠殺女性倖存者的日記、傳記和有關性別與大屠殺的著作相繼問世，國外學術界開始越來越關注女性在納粹大屠殺中的角色和影響。基於女性與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結構上的不同，她們在這場種族屠殺的浩劫中自然也有著不同的經歷與感受。

一度沉默的羔羊

縱觀整個二戰戰場，軍妓、強姦、姦殺等性犯罪事件並不少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遠東戰場上日軍強迫亞洲婦女充當性奴隸的慰安婦制度），但我們對猶太婦女在大屠殺中遭遇的性犯罪卻知之甚少，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三：首先，納粹德國於1935年曾頒布《保護日耳曼血統和榮譽法》，明令禁止德國士兵與猶太人發生性關係，加之猶太人被納粹「非人化」，常常以老鼠、寄生蟲之類的低等生物的形象出現在反猶政治宣傳中，削弱了猶太女人的性存在，共同營造出一種猶太女人不會被強姦的假象。其次，大屠殺學術領域內對女性猶太倖存者的研究匱乏。一直以來，男性在大屠殺史料編撰中主導著話語權，而女性的經歷與記憶卻被弱化，特別是把猶太婦女遭受的性侵害看作是其個人經歷，相比整個猶太民族近600百萬人口的死亡，似乎顯得不值一提。最後，猶太婦女自身的羞恥與害怕。戰後男性主導的大屠殺記憶與敘述抬高了「寧可死亡毋被強姦」（It was better to die than to suffer rape）的觀點，女倖存者因此對自己被辱經歷閉口不談，同時受傳統家庭觀念的束縛，她們不願也不敢向其丈夫、孩子袒露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

猶太婦女的夢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猶太婦女的噩夢也隨即開始。在被佔領地區，納粹士兵以搜捕為由，把猶太婦女拐騙至街道進行性侵，有時，士兵破門而入的首要目的就是強姦家中女性。據1940年2月駐波蘭德軍總司令約翰內斯·布拉斯科維茨（Johannes Blaskowitz）的回憶錄記述：1940年2月18日，波蘭中部城市彼得庫夫（Petrikau）的兩名哨兵分別抓走了一名18歲和17歲的猶太少女，把她們帶到一處墓地，然後強姦其中一名少女，另外一名少女因處在生理期，僥倖逃過一劫，但哨兵要求她幾天後再來，並許諾給她5茲羅提（波蘭貨幣單位）。

隨著猶太人逐漸被驅逐到隔都或是集中營內，能夠接觸到猶太人的德軍數量明顯減少，然而這並沒有終止猶太婦女被侵害的厄運。羅茲隔都的倖存者雅庫布（Jakub）在其日記《羅茲隔都的日記》（Dairy from the Lodz Ghetto）中記錄德國隔都管理局負責人漢斯·比博（Hans Biebow）在強姦猶太少女後並將其殺害，為了掩蓋其罪行，漢斯利用職務之便把少女的家人運送出隔都。在1946年的戰後審判中，漢斯承認了這一點。羅茲隔都的另外一名倖存者賓娜（Bina）曾在夜間被漢斯從床上拖走，隨後慘遭性侵（Bina的證詞來自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屠殺基金協會檔案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 ）。漢斯身居高位，仍肆意強姦猶太女性，不難想像他手下士兵的性犯罪自然也會得到默許。

猶太女性的身影也出現在納粹的隨軍妓院內。1936年，德軍最高司令部下達建立妓院的指示，並要求醫療部門予以配合。這些妓院不僅為德國SS黨衛軍及其他士兵服務，還包外來務工人員。最初，納粹的種族政策是不允許士兵與猶太女發生性關係的，然而，為了避免士兵到軍營之外尋求毫無管制的歡樂，納粹當局逐漸放寬了這些規定。1942年納粹佔領波蘭城市利沃夫（Leov）時，他們就強迫當地的猶太婦女充當軍妓。德國SS黨衛軍還要求猶太居民委員會（Judenrat）提供一定數量的猶太婦女以滿足納粹士兵的生理需要。在回憶錄《大屠殺時期的隔都生活》（Life in the Ghettos During the Holocaust）中，作者寫到：1940年9月猶太新年的前夕，新任命的市長漢斯·德雷塞爾（Hans Drexel）來到隔都，與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見面，要求後者提供一些猶太女性並嚴厲警告：「你們猶太人最好識相點。終歸，我們駐紮在這裡，而你們是要滿足我們的需求。」

1942年春，在猶太人被大規模驅逐出隔都的過程中，很多猶太女性遭到強姦，猶太居民委員會藉此向黨衛軍要求一大筆金錢補償。蓋世太保稱當地年輕士兵的性生活無法得到很好的滿足，他們時常會和街道上的妓女發生性關係，這導致軍隊中性病比例升高。而猶太女性一向以其純潔而出名（猶太人有其自身的飲食條例，而且當時很多東歐猶太人是正統派。在傳統的猶太教觀念里，猶太女性是要遵守一系列家庭潔凈條例，可能因此德軍認為猶太女性是很純潔的），是慰藉軍中士兵的最佳人選。在蓋世太保的逼迫下，猶太居民委員會不得不挑選一些面容姣好的年輕猶太女子，秘密送往妓院。當事人在受訪時說當時並不知道她們的最終目的地是妓院，否則，她們定會想方設法逃走（證詞來自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

性犯罪活動如此猖獗，以至於這成為納粹集中營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美國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美國南加州大學大屠殺基金協會（USC 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檔案中，許多倖存者都表示他們曾目睹或親身遭遇性侵害。「五六個德國人在工廠里當眾輪姦一名猶太女孩」「有的猶太婦女半夜被從床上拖走，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守衛射殺一名試圖逃走的猶太婦女後，公然奸屍」……這些證詞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的性犯罪事例未浮出水面。

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二戰期間，德國士兵對猶太婦女的性犯罪儼然已成為納粹實踐種族滅絕的工具。通過強暴「劣等」猶太女人的身體以控制其生育能力，這樣一來，「高貴」的日耳曼血統（男性精子）便佔據了猶太女性「下等」的子宮，亦或是強迫懷孕猶太女性墮胎、做絕育手術，目的都是為了進行所謂的「種族清洗」。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教授克勞迪婭·卡德（Claudia Card）認為「實行種族滅絕有兩種方式：一是進行大肆屠殺，造成族群的個體成員的死亡；二是破壞族群的社會紐帶以摧毀其身份認同感。大屠殺時期的強姦猶太婦女的行徑就是兼具這兩種功能。」由於女性在族群中扮演著繁殖者和看護者的角色，所以強姦等性犯罪行為能夠在羞辱、恐嚇被征服者之餘，損害一個族群的社會結構，這也是其他軍事武器所斷然無法實現的。同時，在缺乏法治約束與管理的戰爭時期，人性的惡會毫無約束地暴露出來。在這樣的狀態下，女性便成為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這場慘絕人寰的浩劫令數百萬猶太婦女喪生。而僥倖存活下來的人大都選擇把過去永久封存在她們的記憶中，情願只活在當下。對那些遭受性犯罪的婦女而言，更是如此，過去是令人愧赧的負擔，是當下和未來黑暗的源頭。她們不僅要直面被侵害的不堪過去，還要忍受回憶帶來的情感和身體上的極端反應。弗洛伊德說，個人的經歷，如強姦、家庭暴力等更容易帶來因恐懼而觸發的心理創傷；受到創傷的個體在直接經歷真實的強暴、死亡等事件後，引發她們身體和情感上的極端反應；這種反應在事件發生初期被有意或無意地壓抑而進入潛伏期，之後受到刺激不斷地重複侵擾受創者。那些經歷強暴之後倖存下來的猶太女性即是如此。她們在戰後的很多年裡，缺乏勇氣說出自己的過去，恐慌、無助、不安、噩夢一一襲來，但卻只能獨自默默承認這份傷痛。「恐懼和焦慮就像不受歡迎的旅伴，無論我內心多麼不喜歡它們，卻註定要和它們糾纏在一起，直到人生旅途的重點。」大屠殺倖存者伊愛蓮（Irene Eber）在她的自傳《抉擇：波蘭，1939-1945》（The Choice Poland, 1939-1945）中寫道。

隨著近年來學術界對大屠殺歷史與記憶的研究逐漸深入，越來越多的受害者開始站出來講述自己與大屠殺的故事，其中不乏一些勇敢的猶太女性。她們衝破心理障礙，將個人難以啟齒的往事公之於眾。但強姦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禁忌文化，仍舊在大屠殺研究領域中處於邊緣化的地位。正如德國格雷夫斯沃爾德大學（Greifswald University）的心理學教授菲利浦 ·庫沃特（Philipp Kuwert）所指出的：「對強姦和長期沉默導致的創傷進行科學系統的研究，在我們的知識系統中是缺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