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對話：王笛《茶館》之方法論

原標題：小歷史與大歷史的對話：王笛《茶館》之方法論

來源：《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03期

內容提要：在中國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領域，王笛的《茶館》①是一部極具影響的著作。其方法論價值，尤其值得關注。在問題意識上，該著既從茶館史研究本身進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論意義，關注國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衝突。在理論與方法上，打破傳統史學路徑，凸顯了微觀史和新文化史的敘事風格和民眾與公共生活之間的關係。在結構上，既考察了茶館歷史本身的縱向變化，也注重茶館與國外類似公共空間的比較，特別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釋上，認為政府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是控制與反控制的關係，並深入分析了茶館長期延續的原因。當然，無論在理論、概念還是敘述方式、問題闡釋上，該著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關 鍵 詞：王笛 史學敘事 日常生活 國家 社會

作者簡介：李金錚，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史學史證明，歷史研究的突破主要取決於兩點，一是新資料和新對象的發現，一是理論方法的革新，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相比之下，我以為更重要的是後者，它帶給歷史研究往往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即便是新資料、新對象的發現，除了偶然因素之外，也常與新的理論方法的啟發有關，否則，再有價值的資料，也可能視而不見，甚至被看作一堆破爛。②在理論方法上，中國史學經歷了傳統史學、新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多元化史學的時代，其中尤以清末至民國和改革開放以來的兩個時期最為活躍。尤其是近三十年，各種新的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紛紛面世，以中國近代史而言，現代化範式、社會史範式、區域史範式等都頗引人矚目。新的理論方法的產生和運用，既與中國自身的社會變遷和學術求變有關，也受到海外研究的浸染，這些研究中既有純粹國外學者的著作，也有留學國外的華人學者的著作。比較而言，在今天中國近代史學界風頭最勁者，當屬新社會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其中，曾受到中西學術訓練的王笛及其著作，特別值得關注。熟悉王笛學術經歷的人知道，他於1978-1985年就讀於四川大學歷史系，獲得歷史學學士、碩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完成第一部專著《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成為中國近代史學界有一定知名度的學者。1991年他遠赴美國深造，1999年獲得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後，在美國德州農工大學歷史系任教。他利用在美國受到的學術訓練，開始了對成都的研究，連續出版《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斯坦福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這兩部專著廣受學界稱讚，為王笛在中國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領域贏得極大聲譽。這兩部著作是「小歷史」與「大歷史」相結合的微觀史作品，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本文即從方法論的角度，對《茶館》一書進行評論。③方法論的涵義頗為廣泛，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主要討論以下幾個方面：作者的問題意識是什麼？使用了哪些理論和方法？如何邏輯地闡述所要研究的問題？做出了哪些解釋？這幾個方面，基本反映了作者研究的內在理路。筆者希望藉此與史學界同行尤其是年輕一輩學者共同討論，什麼是好的學術研究，只有好的研究才能使我們「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④

一、茶館問題的「小」與「大」

學術研究首先要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也就是提出有價值的學術課題。但能否找到這樣一個有價值的問題，取決於學者對以往相關研究的梳理和判斷。因為幾乎沒有無中生有的研究，即使有個別的無中生有，也一定是在了解之後才做出「無」的結論，並生出「有」的問題。對此，王笛顯得非常自信，「我的每本書的方法都不一樣，但有些點是共同的，就是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別人成果的基礎之上，不是憑空出世的」。⑤

《茶館》是一部微觀的「小歷史」著作，正是小歷史構成了茶館之所以成為茶館的特質，問題意識首先也就是針對「小歷史」而產生的，即對茶館本身研究的突破。不過，問題意識並不限於小歷史自身的「小」，更有在「小」的基礎之上的「大」，也即從茶館研究中衍生的普遍問題。

就茶館本身來說，雖然已有學者強調茶館在城市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並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王笛發現，仍有以下具體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學術界尚無關於中國茶館歷史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更沒有一部中國茶館的史學專著，「這是與茶館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極不相稱的」。⑥在中國城市的茶館中，成都尤具特色，「沒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樣有如此多的茶館」。「20世紀前半葉的成都，幾乎每條街都有茶館，沒有任何一個公共空間像茶館那樣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連，茶館生活成為這個城市及居民生活方式的一個真實寫照。」⑦正因為此，對成都茶館歷史的全面研究就更具學術價值。

第二，以往有關近代中國城市和茶館的研究，尚存在諸多不足。譬如，關於沿海城市特別是上海的論著較多，而對內陸城市尤其是從日常生活角度進行研究卻幾為空白；歐美城市史學者對西方的公共聚集場所如咖啡館、酒吧、酒館等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而中國城市史學者比較忽視對城市公共生活的研究；以往研究茶館主要集中於清末民初，很少關注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茶館；中國經濟史學者對現代工廠和公司有不少研究，但對過去在城市經濟中佔主導地位的茶館等小店鋪卻鮮有探討，更談不到對它們經營的分析；在中國城市勞工史的研究中，幾乎都集中於工廠工人，而占勞工隊伍絕大部分、更能代表城市文化和生活的小作坊、小店鋪工人，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幾乎沒有任何關於茶館、飯館工作人員尤其是女工角色的考察；一些學者強調精英在災荒賑濟、常平倉、慈善事業、地方修建等方面的活動及影響，但沒有將茶館講理這種社會調解包括在內。⑧以上諸問題都需要進一步研究。

第三，更大的問題還在於以往學者對茶館的研究取向不夠全面。譬如，日本學者強調茶館的發展反映了城市公共空間的擴展，扮演了複雜的社會角色，側重描述人們利用茶館進行娛樂、賭博等活動，並在那裡解決糾紛。美國學者把茶館作為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和影響中國城市歷史諸多因素之一，指出茶館經常被宗族、職業、社會等各種組織作為聚會、解決糾紛之地，是地方精英的活動場所。⑨王笛在《街頭文化》一書中也曾設置兩節闡述茶館與文化的關係以及茶館中的階級與衝突。不過，他認為應該進一步以成都茶館為中心，再現成都的公共生活和文化形象，勾畫最基層單位的公共生活的完整畫面，以一個新的角度理解中國城市及其日常生活。這其中，應該回答以下問題：隨著國家權力在茶館和日常生活中的逐漸加強，地方文化如何抵制現代化所推行的文化同一模式？大眾、社會集團和組織是如何依賴和利用茶館的？茶館是怎樣成為解決社會衝突的地方？為什麼高度密集的茶館能夠生存，其經營的秘訣是什麼？茶館的職業組織在政府和行業之間扮演了什麼角色？茶館中工作條件怎樣，茶館僱工創造了什麼樣的工作場所文化？為什麼社會改良者和政府官員力圖控制茶館，他們是怎樣控制的，創造了什麼樣的政治文化？茶館在何種程度上與政治聯繫在一起，扮演了什麼樣的政治角色？總之可歸結為三個最基本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以什麼方式使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茶館在城市經濟中承擔了什麼角色？茶館在何種程度上成為政治鬥爭的舞台？⑩

以上是關於茶館本身的問題意識。但王笛並未限於就事論事的茶館本身，而是追求更大的宏觀意識，即「形而上者謂之道」，「述事而以理昭焉」。(11)這實際上最能反映一個學者的學術眼光。何謂宏大意識？簡單說就是學界同行共同關注的基本問題、普遍問題，也可以說是貫穿一項研究的基本線索。對此，王笛指出：中國學術界經常強調的是填補空白，美國學術界卻是看你的研究是不是和大家共同關注的大問題進行對話，哪怕你研究的是一些很小的問題，但是也需要上升到一個更抽象的層次，和大家共同關注的大問題進行學術對話。(12)也許王笛的看法不一定完全合乎當今中國學界的實際，但不能不承認，許多論著的確缺乏這種意識。

前述由茶館本身所產生的一些問題，有的屬於彌補學術空白或薄弱環節，有的則已經顯示了比較宏大的理論意義，譬如對茶館的研究取向和有待回答的問題。不過，王笛仍然從宏大意識的層面，對此做了進一步闡述。他指出，如果說《街頭文化》研究的是成都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間、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係，「在《茶館》中，我關心的是國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衝突」(13)，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怎樣改造和打擊地方文化，如何深入和干涉人們的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又是怎樣反抗國家文化的。它「不僅僅涉及成都茶館，而且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14)所謂國家，就是國家體制和國家機器，「國家文化」是利用政府權力所推行的文化，有一個全國的統一模式；與之相對，「地方文化」是由於地理、生態、生活方式所形成的地域的一種文化現象，具有各自的獨特性。(15)

以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的關係作為《茶館》的普遍問題，與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趨勢是非常吻合的。晚清以降，救亡圖存的現代化潮流衝擊整個中國，隨之而來的城市改良運動，按照一個統一的模式來改造城市，這個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進交通，重建城市空間以創造「現代」的城市景觀，規定衛生標準以防止疾病，清除街頭乞丐以推進「進步」的城市形象，制定各種規章以維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閑娛樂以「啟蒙」大眾，發揚愛國精神以培養新的國家認同，強化政治以推動國家控制，等等。(16)對於以上問題，以往學者多是從某個或某幾個方面進行研究，王笛則認為，在晚清和民國時期，一個城市可以說採取了全部這些措施，反映了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對成都茶館的研究正好「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晚清和民國時期整個國家政治劇烈動蕩，經歷著經濟、社會、文化變遷之時，一個內陸城市的日常生活是怎樣並在多大程度上被改變了」。(17)

歷史學從來都不純粹是關於過去的，而是蘊含著某些對現實的啟示。《茶館》的宏大意識的來源，除了學術指向，也有作者的現實關懷。儘管王笛反對功利，提倡脫離現實的「純粹」歷史研究，但他又認為歷史研究與現實關懷並不矛盾。(18)與歷史相似，當今中國的現實問題，也遇到關於國家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正如王笛所言，國家如何控制社會和日常生活的問題在20世紀中國一直存在，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的新中國，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處於有『國家』無『社會』的時代，國家掌握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切資源，這是此前任何政權所未能實現的。傳統的『公』的領域幾乎不復存在」。(19)茶館行業同樣經歷了國家權力和文化不斷擴大的過程，在「文革」及其之前的30年，奄奄一息，名存實亡。改革開放後，隨著思想解放、經濟發展以及中產階級逐漸興起以後，「社會」才逐漸走向復甦，茶館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復興和發展起來，甚至達到歷史的頂峰，反映了地方文化的頑強。不過，就在民間社會復甦的同時，國家權力仍顯示其強勢的一面，最為明顯的就是，在各級政府的「現代化」意識推動之下，城市建設面臨著日益趨同，老城區和地域文化日趨衰落乃至消亡的困境。(20)由這些現實問題所產生的憂慮，或許可以從近代茶館的研究中獲得啟發。

二、微觀史與新文化史的理論方法

幾乎所有的學術研究，都要藉助於理論方法。而且，凡屬成功的學術著作，一般都要有一以貫之的理論方法。在前述《茶館》的問題意識中，無論是關於研究對象本身的突破，還是由此生髮的宏大意識，都與此理論方法的指導不無關係。可以設問，在成都出生和成長的王笛，為什麼在川大讀書和任教時，沒有對成都的社會生活史發生興趣，反而在離開成都、赴美留學之後，卻對成都進行了專門的研究？

這應該與空間位移所產生的別樣視角有關。王笛赴美之後，對成都「因為有了距離，有了比較，才發現了過去所看不到的東西」。(21)但關鍵是，為什麼他能夠發現「過去所看不到的東西」？這不能不歸因於他學習和接受了原來所不曾熟悉的理念和方法。從《跨出封閉的世界》到《街頭文化》、《茶館》，不難看出王笛在史學理論與方法上的轉變。《跨出封閉的世界》是在當時國內比較流行的現代化理論影響之下完成的，其目的是探索一個傳統的社會是怎樣走向近代化的。由此，把傳統的喪失和現代化因素的出現都視為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並給予積極的評價，而對精英記錄的資料、精英的「話語」沒有進行分析和批評使用。如王笛所言，「在美國的學術訓練，使我的歷史觀和方法論發生了很大的變化」(22)，這種轉向就是從宏觀到微觀、從精英到下層、從宏大敘事到日常取向的轉變，概括地說，就是接受和使用了微觀史和新文化史(或大眾文化史)的理論和方法。經此轉向，王笛認為一些原來感覺到好像無路可走的課題，就像突然打開了一扇門一樣，可以看到過去沒有意識到的問題。(23)

在傳統史學看來，茶館只是中國城鎮日常生活的一個很小的局部，不像政治、軍事、外交、風雲人物那樣驚天動地，從而很難進入歷史學的視界。但這恰恰是微觀史和新文化史所提倡的研究對象，王笛對此有深刻的體認。

首先是微觀史學。在西方史學界，傳統史學尤其是蘭克史學也曾熱衷於宏大問題，但後來隨著「語言學轉向」、「敘述轉向」，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海登·懷特對整體史提出挑戰，主張歷史與文學的結合，強調歷史寫作的敘事性和故事性。微觀史、新文化史興起之後，史學研究的題目越來越具體，以至於被一些學者詬病為「碎片化」。相比之下，中國史學界還遠未達到歐美微觀史學的地步。不過，最近20餘年來，由於社會史研究的發展以及西方微觀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的影響，通史類題目大大減少，專題研究日漸盛行，「小」題目越來越受到青睞，以致引起了一些歷史學者的擔憂，將之視為「碎片化」進行批評。但王笛卻對此持樂觀態度，他指出：「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太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碎片化』在目前中國歷史研究的語境中，我認為並不是一個明顯的問題，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中國研究小問題、研究『碎片』的歷史，不過僅僅才開始，等十幾二十年以後『碎片』的研究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了，再來糾正也不遲。」(24)他從三個角度對此作了辯護：一是碎片研究有利於整體史的認識。「當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隨著方法和史學觀點的變化，我們可能發現過去看起來似乎沒有意義的『碎片』，其中卻蘊含了非常有意義的玄機，因為猶如我們拼圖一樣，如果碎片缺失，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圖形，當我們把越來越多的碎片組合在一起，完整的圖形就逐漸展現出來。歷史的『碎片』也是如此，當我們了解越來越多的碎片，使我們日益接近對歷史的整體認識。」二是碎片研究應該「以小見大」，由個案上升到理論分析。也就是說，研究對象本身不存在重要與否的問題，關鍵要看研究者是否有一個宏觀的研究視野，「這就需要寫史者認真思考怎樣駕馭那些紛繁的細節，猶如蓋房子一樣，房子的結構猶如書的宗旨和核心，磚瓦便是這本書的細節，如果只有細節，一個建築是支撐不起來的」。正如《茶館》，雖然考察的是一個「微觀世界」，卻關注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之間的關係，從而深化了對成都和其他城市的理解。三是即便「以小見小」的研究也有其價值。把小問題同大問題聯繫起來，升華到一定高度，固然是一種理想狀態，但一些研究不能把課題放到更大的宏觀問題上去討論，「以小見小」，也不能說就不具備研究的意義。有多少資料說多少話，不可勉為其難地回答所謂歷史的重大問題，或說似是而非不著邊際的空話。從中國歷史研究的傳統和弊病來看，更應容忍或者說寬容「碎片化」，「碎片化」的研究畢竟解決了一個小問題。如果對小問題或「碎片」的研究過於苛求，就會使研究者望而卻步，甚至造成過去那種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25)

《茶館》的另一個理論方法資源，是新文化史、大眾文化史，其研究主體就是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研究取向，它與微觀史是密不可分的一體。

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文化史在歐美漸成氣候，一些新課題如日常生活、身體、形象、大眾文化都得到明顯的發展。新文化史的產生和推進受到諸多名著的影響，如義大利思想家葛蘭西的《獄中札記》提供了文化霸權與庶民文化理論，英國新社會史學派的重要人物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也反映了這種理論趨向，人類學家格爾茲的《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文化的闡釋》對新文化史有很大啟發。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作有美國亨特的《法國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階級》，義大利金茲伯格的《乳酪與蛆蟲》，法國拉杜里的《蒙塔尤》以及法國達恩頓的《屠貓記以及法國文化史的幾個插曲》等。美國學者也發表了關於中國史的新文化史成果，如史景遷的《王氏之死》、羅威廉的《紅雨：一個中國縣七百年的暴力史》等。上述作品都對王笛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26)

在新文化史學的刺激下，王笛對中國傳統史學表示了不滿。他說，傳統的中國歷史書寫是一個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知識精英的歷史，似乎只有寫他們，才能建構有關民族和國家命運的宏大敘事，才能體現史學家的使命感。其實，我們所面對的是佔總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他們每天也在創造歷史，但「我們不關心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他們的遭遇，他們的文化、他們的思想，因為他們太渺小，渺小到難以進入我們史家的視野。因此，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一個非常不平衡的歷史，我們把焦距放在一個帝王將相、英雄馳騁的小舞台，而對舞台下面千變萬化、豐富多彩的民眾的歷史卻不屑一顧」。更加悖謬的是，儘管主流意識形態不斷強調「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歷史研究實際上對這個動力卻十分輕視。與此相反，王笛對成都茶館和街頭的研究，將新文化史、大眾文化史的理論方法付諸實踐，把下層民眾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試圖證明「我們可以從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他們的聲音，以他們自己的聲音來考察他們的思想和行為」。(27)

在微觀史、新文化史的理論方法之下，還有兩個取向值得注意：一是強調民眾與公共空間、公共生活的關係。王笛認為，西方史學界越來越多地從公共生活的角度考察城市史和地方政治的演變，例如通過研究酒吧、酒館、咖啡館等，可以看到在不同世界和地區的人們怎樣從事公共生活，怎樣使用他們所建立的公共空間。《茶館》的研究，無疑借鑒了這些研究的視野和框架。不過，王笛所使用的公共空間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不完全是一個概念，哈氏討論的是一種社會和政治空間，而茶館考察的是實實在在的「物質空間」，即市民日常使用的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共空間。只有當人們特別是下層民眾的日常生活與地方政治聯繫在一起的時候，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才為市民參與社會和政治提供了舞台，「物質」的公共空間從而演變成了社會和政治空間，與哈氏「公共領域」具有了同樣的意義。(28)二是微觀史和新文化史強調歷史敘事，即「從過去現代化理論流行時代的社會科學和科學的方法，轉向講究敘事和細節的人文的方法」。王笛對茶館的研究，力求循此把複雜的問題分析變得簡單易懂，以比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使讀者可以「身臨其境」對「事件」進行觀察。因此，不僅本領域的專家，其他領域的學者甚至大眾讀者都能喜歡閱讀、讀得明白。(29)

由上可見，如果沒有理論方法和研究視角的轉換，《茶館》、《街頭文化》是不可能出現的。

三、《茶館》的結構與敘事

問題意識的解決，總是以結構和內容來呈現的。一般說來，呈現歷史的方式有兩類，或以縱向歷史為基本線索，在變化中展現歷史現象的各個方面；或以橫向專題為基本結構，在各個專題中展現歷史變化。兩種形式各有其優勢，無所謂高下，完全取決於是否符合研究對象的歷史實際。就茶館來看，由於事件性不強，資料又比較零散，呈現歷史的方式屬於後者，王笛認為這種方式的好處在於，「首先，可以使雜亂無章的資料更系統化；第二，可以就茶館的某個方面進行比較完全的描繪」。(30)

在王笛的問題意識中，茶館是精英和民眾、國家和社會之間在社會、經濟、政治各方面衝突的一個舞台，所以《茶館》分三個專題進行闡述：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以什麼方式使用茶館這個公共空間？茶館在城市經濟中的角色？茶館在何種程度上成為政治鬥爭的舞台？

第一部分「茶館與社會」。從茶客的角度，反映茶館對人們日常生活、日常休閑的作用，可稱之為茶館的社會文化史。一是在茶館中各種人物的休閑生活，主要討論茶館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各色人等所創造的茶館文化，茶館怎樣成為街道和鄰里的中心。人們怎樣在茶館中相互作用，在公共場所建立起社會和職業網路；二是茶館的戲劇表演與娛樂活動，主要考察人們怎樣利用茶館進行娛樂活動，藝人怎樣以茶館為生，觀眾在茶館戲園中有怎樣的行為和角色，地方精英和政府為什麼要改良和規範大眾娛樂；三是茶館的階級和性別，主要分析不同行業和社會集團的人們怎樣利用茶館，茶館以何種方式與社會群體的公共生活聯繫在一起。

第二部分「茶館與經濟」。由茶客轉移到茶館本身，反映茶館的經濟實體功能，是茶館的經濟文化史。一是茶館的經營，考察茶館的數量、規模、管理、競爭、僱傭、資金、利潤、位置、環境，在面對新式企業興起和政府規章的挑戰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二是茶社業公會，考察公會怎樣處理與政府的關係以及如何控制本行業的事務；三是茶館的僱傭問題，考察茶館工人和顧客的關係、男堂倌和女茶房之間的關係、公會與會員的關係，以及人們對茶館工人的態度和看法，由此理解性別、大眾文化、公共生活及中國一部分勞工階級的面貌。

第三部分「茶館與政治」。主要反映茶館的衝突、控制和權力鬥爭，是茶館的政治文化史。一是茶館「講茶」和袍哥在地方社會生活中的角色，討論茶館作為維持社區穩定的「民事法庭」所起的作用，袍哥怎樣利用茶館為公口和碼頭，支配地方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二是茶館裡發生的日常生活衝突，考察流氓、兵痞、盜賊對茶館的威脅，以及面臨此種情況政府怎樣以「維持公共秩序」的名義，控制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三是茶館作為公共空間的政治，考察地方政治和國家政治、日常生活與國家政治的複雜關係。

在對各個專題進行闡述時，作者頗具時空意識，關注歷史的縱向變化和橫向比較，從而成為本書的一大特色。

所謂縱向變化，就是「十分注意年代問題」(31)，盡量避免一些專題研究的靜態缺陷。清末民國時期的四川和成都，大致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從改良到革命(1900-1916)、軍閥統治(1917-1936)、抵抗的政治(1937-1945)和一個時代的結束(1945-1950)，每個時代都對茶館發生了影響。(32)王笛儘可能地呈現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譬如成都茶館的清潔衛生，清末以來政府一直介入較多，從1902年警察一設立便立即著手改進衛生狀況，後來在1926、1932、1942、1943、1945、1948年，成都市政府、衛生機構相繼頒布過多項關於茶館衛生的命令、規章，並開展衛生檢查。(33)又如茶館價格，由於必需品和原料價格的持續上漲，茶社業公會先後於1940年8月、1941年1月、1942年6月、1946年4月和10月、1947年9月、1948年自行決定漲價或要求政府漲價。(34)對於上述歷史過程，王笛都給予了相當的關注。

橫向比較，主要是通過「他者」來顯示研究對象的特性與共性，即研究區域不限於成都，而是將其置於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的舞台。就國內區域比較而言，該書論及了成都民眾與華北地區的差異、成都茶館眾多的生態環境因素與華北地區的不同、成都茶館與中國其他城市茶館的異同等。譬如成都茶館與其他城市茶館的比較，一方面有不少共同點，人們都以茶館作為市場、客廳、辦公室、娛樂場所、解決糾紛之地，因此可以說它們都是「中國茶館」，反映了中國文化和公共生活的一個普遍現象。然而，不同城市茶館的區別也很明顯。大江南北的城鎮都有茶館，但沒有任何城市像成都那樣，人們的日常生活與茶館有如此緊密的聯繫。在服務對象上，廣東的茶樓表面上看起來像四川茶館，但主要是為中產階級服務的，而成都茶館則很「平民化」，階級畛域並不突出。在茶客性別上，上海茶館的性別限制很少，婦女被允許進入茶館較成都早得多。(35)

作者將更多的筆墨用於比較成都茶館與外國酒館、酒吧等服務業的異同。

在西方，儘管17世紀以後英國等國家就引進了中國茶葉並以飲茶招待朋友，但沒有發展出中國式茶館，而是有許多與茶館相對應的公共場所——酒吧和咖啡館。茶館與酒館、酒吧有不同之處(36)，但王笛認為，它們在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上的區別並非以往所想像的那麼巨大，而是相似性居多。這一觀點不是王笛的最新發現，西方人早在1905年就在成都觀察到了，國民黨元老吳稚暉1939年也提到過，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羅威廉研究近代早期漢口的著作中也有所關注(37)，但所有這些都不如《茶館》的闡述具體深入。(38)

譬如，在私人所有與公共空間的關係上，有相近之處。在成都，一個私人的居家可以變為一個半公共或公共空間的茶館，公與私的空間經常難以劃分，茶客很容易一瞥茶館主人卧室內的風光，茶館主人及其家庭成員幾乎沒有隱私可言，其私事經常成為茶客饒舌的談資。在美國，私人居家也可變為一個為公眾服務的酒吧，顧客可以觀察店主一家的生活，包括飲食、習慣以及婚姻狀況等。

在服務對象上，也大致相似。顧客的主體都是普通人。雖然有少數茶館服務於中產或中產以上客人，但大多是面向普通市民的最普通、最便宜的消費。美國的酒吧也是如此，酒吧的興起是由於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等生存狀況改善的結果，因而成為「工人階級社會生活的中心」。兩者都為某些社會群體、社會組織服務。如同鄉會的茶館為相同籍貫的移民服務，同業公會的茶館為本業服務，當然一般也不排斥其他顧客。酒吧也是文化和經濟背景相同的群體和社團的聚集場所，甚至作為它們活動的總部。

在經營和提供服務上，同樣有相似之處。茶館、酒吧都是人們傳播信息、表達意見甚至是流言饒舌的公共空間，都為民眾提供演唱、講笑話、講故事等娛樂，都為顧客提供飲水或啤酒、廁所和冬暖等設施，都是尋找工作的「勞動力市場」。只是某些娛樂的玩法有些差別，美國工人在酒吧打撞球、跳舞，成都市民在茶館斗鳥、打圍鼓。

在朋友和熟人之間請客的方式上，也比較相像。在茶館，稱「喊茶錢」，就是一個人進茶館，已經在那裡的朋友和熟人會站起來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錢我付了！」為他人買茶是成都乃至整個四川的一種社會習慣，也是「愛面子」的一個表現。在美國酒吧，也有類似稱之為「我招待」(treating)的習慣。一個人在酒吧獨酌，只要有熟人進來，他都必須站起來，邀請他們同飲，並為他們付賬。來人如果拒絕他的要求，除非進行必要的解釋並表示抱歉，否則被認為是極大的侮辱。

在性別態度上，也有類似的地方。茶館本來是男工壟斷的行業，但當婦女進入茶館謀生時，她們不但廉價，且易於控制，還可以招徠更多顧客。男工面臨生計威脅，遂嫉恨女工進入茶館，由此產生了激烈的職場性別衝突。在酒吧，也同樣存在著對婦女的歧視，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男性工會會員為了保住其位置和工作，竭力排斥同行婦女。

以上相似性表明，茶館、酒吧雖然分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但仍然能夠創造出類似的習慣。(39)這對不同地域的社會生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人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他們首先都是人，都有對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日常生活的形式可能多種多樣，但其本質經常是相同的。所謂比較分析，其著眼點不一定是異，也可以是同，「有本質上的一致才能比較」(40)，尋找共同性、相近性也許更具價值。

四、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反控制

學問「所以持世者，存乎識也」。(41)一切歷史研究，無論是問題意識的確立、理論方法的運用，還是資料的解讀、敘事的重構，最終都要服從於一個目標，即解答問題意識，對歷史現象做出合乎邏輯的解釋，從而推動歷史認識的進步。《茶館》既對茶館本身的具體問題給予了分析，也對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做出了解釋，這裡主要介紹後者，因為它是貫穿整項研究的普遍意識，也是與學界對話的平台。王笛的基本結論是，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的控制與反控制，「一個是在20世紀上半葉，國家角色日強，國家支持的現代化不斷削弱地方文化的獨特性；另一個是在國家權力深入地方的過程中，以茶館為代表的地方文化，竭力對抗現代化所推行的國家文化的同一模式」。(42)與其他涉及近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研究相比，這一結論並非獨創，但從一個內陸城市的個案研究，對二者之間的複雜互動增加了實證支持，卻屬少見。

首先是國家權力對地方社會的控制。國家權力之所以向地方社會下移，主要是晚清以來追求現代化、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目標所決定的。在此過程中，「城市改良運動，便是按照一個統一的模式來改造城市，強化政治以推動國家控制，反映了整個國家政治、經濟、文化一體化的趨勢」。(43)在成都，茶館作為民眾最常使用的公共空間，往往代表著這個城市的形象，但在地方政府看來，茶館的生活、衛生、娛樂對社會和城市形象是有害的，所以清末以來一共頒布過15項關於茶館安全和秩序的禁令、規章，不僅對茶館的數量進行控制，更將其空間置於國家的監視之下。(44)其中，對娛樂與政治的控制尤為突出。

大眾娛樂是一個有力的教育工具，人們尤其是那些沒受過多少教育的人，多從地方戲、評書等表演中接受歷史、文學、傳統價值觀的熏陶。但清末民初以降，政府越來越多地限制地方戲，禁止一切不過是關於愛情、羅曼史的所謂「淫戲」，認為它們會導致年輕人變得下流、淫邪，而把「新」的、「積極的」、「進步的」的情節加入傳統戲劇之中，灌輸政治主張、正統思想。由此，地方戲按照精英的構想被改造了。在抗日戰爭中，政府更是利用民族危機和愛國主義的旗幟，把國家權力深入到茶館並在相當程度上控制了大眾娛樂。(45)

其次，國家權力還從政治方面加強對地方社會的控制。茶館不僅是交流最近新聞、傳播小道消息的場所，也是一個發生各種衝突的地方，因此在政府和精英看來，茶館是傳播流言蜚語和滋生弊病、歹徒藏身之地，必須嚴加控制。尤其是當人們在茶館談論各種政治話題時，政府就強制實施各種規章，壓制和批評不同政見，懲罰自由表達思想的茶客。政府還利用茶館進行政治宣傳，如要求懸掛國旗黨旗、政治標語、國民公約、領袖畫像，擺放經過審查的報紙圖書等。在抗戰期間，茶館更成為國家宣傳機器的一部分，政府利用茶館發動民眾抗戰，激發愛國熱情，壓制挑戰當局的思想和活動，以樹立戰時絕對權威。國共決戰爆發後，隨著民主運動的高漲和經濟狀況的惡化，政治聚會、政治話題更成為一種危險和忌諱。(46)

面對國家權力的干預和控制，茶館有什麼反應呢？王笛的研究表明，「地方文化對試圖改變它的外部力量的抵制是非常明顯的」。(47)

政府頒布的法令和改良措施增加了茶館的經營成本，也威脅到以茶館為生者的利益，茶館、茶客和其他依靠茶館為生的人遂結成抵抗政府的同盟，以維持其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茶館一般採取三種態度進行抵制：一是「消極抵抗」，既不公開反對新政策，也不積極執行；二是通過集體行動，特別是在茶價和徵稅問題上與政府抗爭；三是自己抗爭，有時也能達到目的。如上所述，政府對茶館娛樂的限制頗多，但茶館並沒有認真遵守，茶館和藝人都能充分運用各種策略，與權勢部門周旋，以求得生存。(48)

如果說茶館的行為對國家政策基本上是抵制的，茶社業公會與政府卻有著合作與衝突的兩面性。該組織由晚清的茶社幫發展而來，1931年、1936年在政府支持下經過兩次重組。與傳統行會的相對獨立與自治不同，民國時期行會的性質發生了很大變化，國家日益加強對民間組織的控制。茶社業公會的日常事務雖由理事會負責處理，但其重要決定在相當程度上須得到政府的批准。總的說來，茶社業公會與地方政府是相互利用、相互妥協的關係。政府對茶館的新政策依靠茶社業公會傳達到茶館，遠比直接控制整個行業和各個茶館容易得多。茶社業公會則儘力維持政府與茶館之間的平衡，一方面為了茶館行業的利益而與國家進行協商乃至鬥爭，將茶館的訴求上呈到政府；另一方面，為了維護「行規」，茶社業公會與政府又保持良好關係，以國家權力為後盾來控制茶館數量，維持統一價格，減少同業競爭。但這與所謂茶館追求的「營業自由」又發生了衝突，體現了公會的兩難處境。(49)

更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經過晚清民國時期國家權力的逐步下沉，以及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等連綿不斷的社會動蕩，但所有的衝擊都沒有擊垮傳統文化的生存。直到1949年末，茶館業依然不衰，仍有659家茶館，達到1935年以來的最高峰。對此，王笛指出：「茶館作為成都社會的最基本設施，也展示了其堅韌和旺盛的生命力。無論限制多麼嚴格，經濟狀況多麼惡化，國家打擊多麼沉重，茶館總能找到生存之道。」(50)如果說，以往研究更多強調在西方和現代化衝擊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變化，王笛卻發現，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大眾文化有驚人的生命力和持續性，即便大眾文化從表面看是改變了，但骨子裡卻仍然是傳統的。(51)

地方文化、茶館之所以能夠頑強地延續與生存，除了對國家權力的抵制以外，王笛認為仍在於地方文化與民眾生活的密切聯繫。(52)

首先，茶館滿足了各類人群的休閑或社交需求。坐茶館已是成都人的一種日常生活方式，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去茶館會友、聊天、獲得信息或者打發時間。從年齡上說，老年人佔大部分，他們一般都到住處附近的茶館吃茶，成為最忠實的顧客。從社會地位來說，大多數茶客是日夜討生活的下層人，如轎夫、小販、黃包車夫、店鋪的店員、餐館的跑堂，以及其他服務行業的僱工等。但茶客中也有大戶子弟、城居地主以及有身份的學者、官員、社會名流。無論是精英還是下層大眾，茶館都是他們社交的首選，甚至形成因茶聚會的團體，稱「茶輪」，二三十個朋友、熟人或同行定期在一家茶館碰面，輪流坐莊付茶錢。這些小團體建立起緊密的社會網路，在經濟、社會生活以及政治活動上相互支持。

其次，不同行業或群體藉助茶館實現了自己的利益。商人、小販需要茶館，在晚清民國時期，成都沒有一個貿易中心，茶館儼然是一個「市場」，彌補了這個缺陷，適應了以小商小販為主的經濟模式。商人通過溝通、談判、簽合同完成交易，小販則直接把香煙、糖果等日常用品帶到茶館銷售。服務性行業也需要茶館，熱臉帕、裝水煙、算命、理髮、工匠、擦鞋、掏耳朵、修腳等各行各業，都是通過為茶客服務謀生。藝人依靠茶館，茶館為藝人提供演出的場所，茶客享受樂趣，藝人有了生計來源。還有一些提供行業聚會和交易的茶館，如安樂寺茶社是經營西藥、醬油、糧油、文具商人的聚會處，華華茶廳是茶葉和洋紗的交易處。

再者，茶館為解決民間糾紛提供了場所。在成都，人們有了衝突，一般不是上法庭，而是到茶館評理和調解，於是茶館成了社區聯繫和鄰里認同的中介。袍哥在「吃講茶」的調解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地方社區建立起他們的影響和主導權。「吃講茶」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是由於裁判是在公眾監視下進行的，調解人盡量主持公正，否則其聲譽和公信力將受到損害。即便調解不成功，在公眾面前，暴力事件也難以引發，而發生暴力衝突時也容易被公眾所制止。在傳統時代，國家承認社會自治，對這種「民事法庭」採取不干涉的態度。清末民國時期，雖開始控制或禁止這個活動，但民眾仍不相信官府，寧願把裁決權交給地方有聲望的人，於是茶館講理這種非官方力量就頑強地生存了下來。

在王笛看來，正是以上原因使得茶館能夠抵禦國家權力的控制和現代化的衝擊，「當得到政府支持的強大的新企業面對這些小商鋪以及它們的同盟軍時，這些現代企業似乎不再有在沿海地區那樣的威力了。小商業成功地鑄造了防止現代性進攻的『萬里長城』」。(53)這一認識深化了近代以來乃至今天傳統與現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解。

通過以上對《茶館》的問題意識、理論方法、敘事呈現以及核心見解的梳理，我們不難看出，王笛對茶館與民眾日常生活的關係做了細緻入微的刻畫，對茶館所反映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現象做了多面解剖，對茶館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命運進行了深入分析。這一成果，不僅使茶館史研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大大推進了城市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與已有的西方城市史、新文化史、社會生活史著作相比，《茶館》一書不僅毫無遜色，且別開生面、富有特色。職是之故，《茶館》更大的價值在於其學問方式和思維方式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這一方法不僅可以推廣到中國其他城市茶館的研究，還可以用之於城市飯館、雜貨店等問題的研究，對研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類似服務業也具有借鑒價值。

當然，在推崇《茶館》一書的同時，我仍想從方法論角度談幾點或許稱得上改進或提高的意見，以與作者和其他讀者交流：

第一，作者對《茶館》內容的呈現，有一些明顯的重複之處。譬如，每一章最前面都簡介本章的內容，最後又有一小節做總結，內容多為類似。本書最後一章「結論」，對全書進行總結，與每一章的首尾簡介和小結又多有重複。

第二，也許受到研究領域的局限，作者對有的問題分析尚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譬如，在現代化進程中茶館之所以能夠延續，在王笛看來，是因為茶館與民眾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使其能夠抵禦國家權力的控制和現代化的衝擊。這一看法當然有其道理，但還有一點他沒有注意到，這就是現代工商業(包括外國資本企業)的力量在整個近代中國歷史上是非常有限的，它遠遠不能滿足民眾生活的需求。甚至可以說，現代工商業對傳統工商業的替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此過程沒有完結之前，小商業與現代工商業之間就更多地是並存而非競爭關係，不僅是內陸城市，即便在沿海地區的大城市也是如此，現代工商業從未將小商鋪打垮。可見，要想解釋傳統行業延續的原因，不能不對它的對手現代工商業進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作者對成都茶館歷史的縱向變化和橫向比較還有進一步拓展的餘地。也許由於茶館是民眾日常生活的場所，不可能像政治史、事件史那樣變化明顯，因此較少受到關注，資料記載不多，所以作者對成都茶館縱向變化的敘述並不平衡，有的方面甚至完全缺乏。橫向比較的欠缺，主要表現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作者沒有對清末民國時期成都茶館與國外尤其是西方國家進行比較，以凸顯二者之間的異同，增強對中國地方文化的理解。本來作者對成都茶館與外國酒館、酒吧做了細密的比較研究，但沒有堅持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上進行比較，從而留下了些許遺憾。

第四，在理論方法和概念上，該書似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王笛主要是借用歐美學者的理論方法研究成都茶館，儘管他強調「關於茶館研究又與上述所有研究在關注的問題、使用的資料、解讀文本的思路、分析事件的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54)，事實上的確也有許多不同，但不能不說，他從茶館研究中並沒有提煉出原創性的概念，其理論貢獻自然也就減弱了。當然，能夠充分地借鑒西方學者的理論方法並付諸實踐，充當中西學術交流的媒介，已經很不易了。何況，成熟的理論方法一經出現，就有一定的普適意義。我只是針對像王笛這樣的一流學者，才提出如此之高的要求。其實，原創性概念往往上升到哲學高度，要想在此方面實現創新，對任何學者都是很大的挑戰。即便是國外歷史學者，他們所提出的概念也往往是借用了相鄰學科的理論，真正自己發明的極少。也正因為此，相鄰學科的學者經常笑談，他們給了我們歷史學者一桶水，我們回饋的只是一碗粥。(55)所以，如何「有借有還」，提出對相鄰學科都有價值的理論和概念，是整個歷史學的任務。而對我們中國歷史學者而言，更面臨著雙重任務，即在國際史學舞台和相鄰學科爭取話語權，避免中國學術成為外來思想的「跑馬場」。在民族國家沒有消失之前，話語權的爭奪是無法迴避的過程。

最後，我還想提醒一點，從《茶館》可以看到王笛特彆強調微觀史、大眾文化史的研究，但我們只能將此理解為在傳統政治史、精英史統治下的一種反撥，而不能認為只有它們才是歷史研究的唯一對象，我相信王笛也會作如是觀。如果有人做這種極端的理解，則與傳統史學的邏輯錯誤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事實上，無論是精英史還是民眾史的研究都不可偏廢，精英史研究的衰落也不是什麼好現象。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命脈、文化傳承離開精英是不行的。（限於篇幅，參考文獻略）

——轉自《近現代史研究通訊》

編輯：何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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