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浙學與當代浙學當同步推進

原標題：傳統浙學與當代浙學當同步推進

所謂浙學，當然是浙江的學術與文化，或者說以浙東學術或浙東學派為代表的浙江學術與文化。從空間上說，因為浙江學術是從南宋的「兩浙東路」內崛起的，開始倒被稱為「浙學」，清初被為「浙東學派」，清中葉被稱「浙東學術」，民國時期甚至被稱為「浙東史學」。今日，因為更強調「浙江」，自然使用「浙學」更好。文化浙江建設，是最近浙江第十四次黨代會上提出奮鬥目標。對浙江學界來說，建設文化浙江，應當聚焦「當代浙江」「當代浙學」「當代浙人」「當代浙派」建設。從我的角度來說，既要做好傳統浙學研究，又要關注當代浙學研究。我主要講三大主題：

一要重視大項目。回顧近十多年浙學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項目尤其是大項目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2002年時，吳光主持了《王陽明與陽明學派系列研究》，最後出版了《陽明學研究叢書》（2010）11種。2007年，又出版了「陽明後學文獻叢書」第一輯10冊。2014年以後，又出版第二輯10冊。在沒有基礎類與跨學科類重大項目制時代，這個重點項目已近於重大項目了。浙學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始於2010年的「浙東學派編年史及相關文獻整理與研究」，由浙江師範大學承擔。此後，2013年，寧波大學取得「天一閣所藏文獻分類整理與研究」。2014年，浙江師範大學取得「《明文海》、《明文案》、《明文授讀》及張宗祥《增訂明文海》整理與研究」。2015年，浙江社會科學院「陽明後學文獻整理與研究」又入選立項。2017年，又將有幾項大項目。在近幾年浙學主題的重大項目競爭中，浙江師範大學最早覺醒，項目最多。寧波大學、浙江社會科學院也奮起直追，獲得了相應的項目。2005年以來浙江歷史文化工程項目前後十多年，極大地推進了浙學的研究，如浙江文化傳記叢書、浙學文獻集成。第二期浙江歷史文化工程也於2017年開始，這將使浙江歷史文化工程建設再創輝煌。

除了國家哲社規劃辦、省哲社規劃辦外，各地研究中心的組建也有力地推進了浙學相關項目的執行。如浙江海洋文化與經濟研究中心（寧波大學）、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師範大學）、浙江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浙江社會科學院）。後來，寧波大學成立了市級浙東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寧波大學成立了校級浙東文化與海外華人研究院。2016年，浙江師大報浙學研究院。這些基地每年都會列一些浙學相關的項目，從而大大促進了專門的浙學研究。2015年底，寧波大學浙東文化研究中心承擔了市社科院重大項目《浙東學術史》四卷本。今年，紹興文理學院成立陽明國際研究院，也設立了一系列的項目。這些重大項目的實行，相信會大力推進浙學的研究水平。

大投入才有大產出，項目制同樣適合文科。最近有台灣人發現，中國之所以快速崛起，長期規劃、五年規劃、重大項目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浙學要發展，仍得在重大項目上著力。各級規劃部門、各級研究單位，仍得在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的培育上下功夫。從其他一些省市經驗來看，他們先立為校級、市級、省級重點或重大項目，然後在此基礎上申報教育部、國家社科重大項目，這樣的成功概率會更高。

二要拓寬研究選題。以上講了浙學規劃、項目在機制上的促進作用，下面重點關注浙學選題。經過近四十年的發展，傳統浙學研究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領域，重要的、可做的選題都做完了，剩下的都是在現有研究視野下認為不太重要的選題。如果沒有視野的轉換，選題與文獻的挖掘，要推進浙學研究是不太可能的。在今日時代，浙學研究要做好「三個面向」：面向國際，講好浙學故事。面向國內，講好浙學故事。面向公眾，講好浙江通俗故事。應從國際與國內視野來觀察浙學的發展歷程，要從社會史與學術史互動的角度來思考特色。浙學的形成，是與秦漢以後北方漢人的不斷南遷、移民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密切相聯的。同時，受到了浙東沿海的海洋文化氛圍的影響。在海陸相兼、農耕與海洋文明相兼的社會背景下，形成了頗具特色的浙學。多卷本浙學的研究，應在現有相關專題研究成果上，深度地、立體地展示浙東學術發展軌跡，建構一個更為寬廣的浙學知識平台。在文獻上，要建設浙學研究的資料庫平台。要編選《浙學研究讀本》，加強浙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在研究對象上，要向下延伸，挖掘二三流人物加以研究。筆者承擔的《浙東文化新史料研究》（最後定名《元代以來浙東學術文化新探》）正是這種理念的嘗試，也希望有更多人來開拓選題。

三要關注當代浙江公眾史記錄，總結當代浙江人創業創新故事。近年來，我的關注視野不斷往下延伸，已經涉及當代浙學的研究。2010年，成《當代浙江史學編年考》，這是一種嘗試。2012年以來，我重點建構了公眾史學，2015年出版《中國公眾史學通論》。公眾史學視野的提出，讓我對當代浙學的研究有了全新的思考。第一期浙江歷史文化研究工程結束後，浙江最顯眼的文化建設工程是浙江文化禮堂建設。由浙江宣傳部、文化廳推動的浙江文化禮堂項目，是相當不錯的基層文化載體，是農民自己的精神家園，公眾史學在其中就可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據統計，2012－2017年，全省已累計建成6527個農村文化禮堂。預計到「十三五」末，浙江將建成1萬個高水平農村文化禮堂，覆蓋80%農村人口。我看過部分文化禮堂，文化效益並不明顯，有的近於村史博物館，更有的成為紅白喜事場所。農村文化建設，第一步應在硬體建設上下功夫，第二步則要在文化軟體上下功夫，應加強鄉村歷史文化記憶的積累，積累當代鄉村個人史、家族史故事。在此基礎上，可以編輯不同層次的當代浙江個人史、當代浙江家族史。對鄉村來說，應大力推廣家譜編纂。浙江是家譜編纂的首善之區，宋明以來，民間的私譜編纂活動一直未停滯。即便1950－1979年，浙江部分村落仍在編纂家譜。1980年以後，更是進入繁榮時期。據2005年出版的《浙江家譜總目提要》統計，現存家譜有1.2萬餘種。其中，民國時期浙江修譜4498種，而新中國成立以後修譜總量為1598種。家譜形式多樣，多數是因襲，但也有創新之處。村譜如寧波鄞州區下應街道的《史家碼村譜》的出現，就是值得肯定的事。傳統的家譜編纂，多是大族進行的。問題是，村中除了強宗大族外，尚有不少小姓。大姓修譜，多少會引起小姓的內心不平衡。新型態村譜的出現，既適應了戶籍管理的地域化趨勢，又適應了各姓均編家譜的希望。同時，村兩委也可明正言順地介入，提供經費、場地，聘請人才，體現執政黨的權威領導，是真正的民心文化工程。此外，就是我近十年在大學生推廣的小家譜編纂活動。這是一種五代直系家族史，規模小，成本低，更具操作性。浙江省應建立長效機制，進一步投入經費，讓大家共同起來參與鄉村文化建設。

從當代浙江民眾歷史中挖掘記憶資源，搶救個人記憶資源，基本手段是口述史，通過口述史，建構浙江人記憶信息庫。當代浙江既存在退休老人再使用，也存在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既面臨大數據競爭問題，也面臨全社全對口述史實踐認知不足問題。老人的記憶可以提升大數據積累，口述史可幫助老人留下歷史記憶，老人的口述問題可由大學生來解決。由口述史入手，可以一石四鳥，解決四大問題。浙江有網路優勢，有文化優勢，兩者結合就可建立當代浙江人記憶庫。人類記憶庫建設可豐富檔案館、圖書館資源建設，提升浙江在大數據競爭中的優勢，加強文化浙江的建設力度。我們主張將民間個人記憶開發活動上升到浙江文化戰略層面，希望得到更多的政策與財政支持。具體地說，浙江各級政府要給口述史發展以政策與投資，應加強口述史信息徵集重要性宣傳工作，設立口述史基金會，鼓勵大學畢業生合夥成立口述史事務所，在社區、車站、碼頭、公園等公共場所設立故事亭，在干休所、養老院建立生活故事館，各級檔案館或圖書館承擔人類歷史記憶庫建設工作。總之，多方努力，多管齊下，就可建立起地方性的浙江人記憶庫。如此，可以留下老人歷史記錄，創造大學生就業，提升大數據競爭能力，推動當代浙江歷史記錄行業的發展。學人在此間的作用，就是開展理論研究，推動當代浙江公眾史記錄的實踐活動。這項文化活動成功，就可以樹立當代浙江在全國的領先位置。我們之所以要不斷強調浙學研究，就是因為浙江學人在許多轉型時期，走在了全國同行的前列。我們研究傳統浙學，就是為了繼承先人的創新精神，成為新時代的前沿領跑人。

(原刊《浙江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

下面為刪除的一段原話：

從我的角度說，既要做好傳統浙學研究，又要關注當代浙學研究。我曾長期關注傳統浙學研究。1984－1987年隨倉修良教授讀研究生始，我即關注浙江學術文化研究。1987年完成的畢業論文，是明代浙江學人《朱國禎史學初探》。至今，關注傳統浙學研究三十餘年。其間，除了明代史學外，出版了《浙東學術史》（1993，副主編）、《浙東學術史話》(1997)、《浙東文化概論》（1997，參編）、《姚江書院派研究》（2004）、《遺民史家談遷傳》（2006）、《一諾九鼎——朱葆三傳》（2008）、《浙東史學研究述評》（2009）、《寧波通史》元明卷（2009）、《王應麟與中國傳統學術形態嬗變》、《王應麟學術評傳》（2012）、《明代科舉家族：以寧波楊氏為中心的考察》（2013），共11部。目前，已經完成《元代以來浙東學術文化新探》36萬字，正在謀劃申請更國家社科後期項目。多卷本《浙東學術史》清代卷（2015），寧波大學承擔寧波社科院歷史文化工程《浙東學術史》四卷本，正研之中。可以這麼說，我趕上了一個做學術研究的好時代。1980年上大學進入歷史學領域以來，至今近40年，正是浙學研究的大發展時期。我全程參與了，知道其間的興衰得失。我有一個比較好的習慣，關注全局，整體思考。我一直關注海內外對浙學的研究狀況，2005年到台灣客座半年，使我較早地有機會全面了解港台及海外的浙學研究狀況，編成了《近五十年台灣浙東學術研究提要》40余萬字（尚未出版）。最後，成《浙東史學研究述評》，從而對浙學的歷史與未來發展有點發言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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