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史學的「情感轉折」

原標題：當代史學的「情感轉折」

導語：二戰之後，史家開始寫作「自下而上的歷史」。雖然研究對象從精英轉到了大眾，但研究的關注點仍然是理性的行為。不過，「自下而上的歷史」的開展和史家視野的下移，無疑為情感史研究的開展創造了條件。情感史給歷史研究帶來了不少新意和刺激，但挑戰同樣巨大。

我們生活的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多元化、多中心的時代，即使素有「史學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實際上也無法全部有效展現全球史學的新潮。但此次在濟南召開的國際會議，還是有讓人眼前一亮的地方，那就是在近年才興起的「情感史」研究，被組織者列為大會的幾大主題之一。

情感史研究似乎從一開始就代表了一個國際性的史學流派。當代史學是否出現了一個「情感的轉折」（emotional turn）？這個轉折與以前的「語言的轉折」有何聯繫、而它本身又有何特點呢？首先考慮並提出「情感的轉折」這一概念的是出生於德國、現任教於倫敦大學的伊彥·普蘭普爾。2010年，普蘭普爾在美國的《歷史與理論》雜誌上對情感史研究的幾位專家做了一個採訪，對情感史研究的現狀和特點做了細緻的歸納，並提出了「情感的轉折」這樣的觀點，得到了受訪者的基本認可。但情感史研究的正式開展，則早於 2010年。1985 年，美國社會史家、長期擔任《社會史雜誌》主編的彼得·斯特恩斯和妻子凱蘿·斯特恩斯在《美國歷史評論》上提出「情感學」研究的必要，便是一例。彼得·斯特恩斯還主編情感史研究的書系，推動該研究的開展。因此，情感史的研究，是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一個國際史學潮流。

其實，「情感」（emotion）、「感情」（feeling）和「情緒」（affect）等因素，自古以來就是考察人類行為的一個角度。西方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東方的孔子、孟子，都有相關論述。比如孟子討論「人性善」，就提出了著名的「四端說」，用人對事情的情緒反應來闡明人性（西方情感史的研究者對東方的傳統一直比較重視）。但由此是否可以認為，情感有其普遍性並超越了時間和空間呢？這個問題成了情感史研究的關鍵。如果強調情感為人類共性而且古今皆然，那麼歷史研究便無從談起，因為史學關注的是事物在時間和空間維度中所呈現出來的變化。但是探究人類的共性，又在科學研究中十分常見。近年來，神經科學家對人的情感及其表現做了深入的探究，對情感史的研究者頗有影響。普蘭普爾著有《情感史導論》一書，其中對神經科學家的相關研究，做了詳細的討論。換言之，情感史的開展，與醫學科學研究在近年的突破，亦有關聯。

如果科學家是「普遍主義者」，那麼史學家則更多的是「建構主義者」，亦即注重情感的生成和表現背後的社會、文化背景。目睹了納粹主義的勃興，法國年鑒學派的史家呂西安·費弗爾在1941 年指出，史家應該對情感在歷史中的作用加以重視。顯然，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時對人們情感的有效掌控，使得後來者看到了情感史研究的必要。如果承認人的情感在某個時期可以發生突變，那麼「建構主義」的視角便顯示出其說服力了。德國社會學家諾貝爾特·埃利亞斯亦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驅。他的名著《文明的進程》出版於 1939 年，描述近代的人如何在社交場合逐步學會控制自己的情緒。他的發現與荷蘭史家約翰·赫伊津哈頗為類似；後者在《中世紀的秋天》中指出，中世紀的人們情感宣洩十分直接、粗糙。

但埃利亞斯和赫伊津哈的觀點，卻為當今的情感史研究者所無法認同，因為他們認定現代化即文明化的觀念，未免表現為西方中心主義。經過了「語言的轉折」，當今史家更關心的是如何在各個單一的文化中，將情感的種種表現「深度描寫」，找出其中的文化含義，而不是居高臨下、評頭論足。美國史家威廉·瑞迪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書中，試圖找出「情感的規則」，即一定場合下人們行為的共性（比如不分貧富，人們在酒吧的行為相對劃一）。但美國中世紀史學者芭芭拉·羅森宛恩則更注意「情感的團體」，強調人們在家庭、教會、學校和單位等場合，情感表現頗為不同。

情感史的開展將歷史研究的重點，首次從理性轉到了感性（愛情、憤怒、激情、嫉妒等）的層面，於是斯特恩斯認定其代表了「歷史研究的一個嶄新方向」。因為近代以來的史學傳統，先是注重精英人物的行為，而二戰之後，史家開始寫作「自下而上的歷史」。雖然研究對象從精英轉到了大眾，但研究的關注點仍然是理性的行為。不過，「自下而上的歷史」的開展和史家視野的下移，無疑為情感史研究的開展創造了條件。而 20 世紀60 年代以來女性史、性別史和家庭史的興起，更讓史家不但注意到一般人，而且是他們在「私領域」的表現。舉例而言，婦女史和性別史的研究，很自然地引起了史家對愛情和婚姻的研究興趣，因此愛情與婚姻的關係問題，成了情感史的一個重點，意見頗為多樣。有的人指出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只是現代文明的產物。如19 世紀的歐洲文化開始稱頌浪漫愛情，有助於婦女（妻子）地位的改善，雖然那時的法律仍然是以男性為中心的。但也有人指出，以愛情為基礎的婚姻，或許表現為一種現代性，但也需要看到婚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常常無助於促進戀人之間相愛的情感，反而造成了其消亡。

上面提到的威廉·瑞迪是情感史研究的先驅。巧合的是，他於 2001 年出版《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的次日，美國發生了「9·11」的慘劇。近年情感史研究的開展，與這次攻擊及其所帶來的各種情感（憤懣、恐懼、擔憂、不安等）的表露有關。它讓人們注意到，許多政治、政策層面的表現，與大眾和個人情感息息相關。對於這些情感因素的描繪和分析，迫使史家採用新的手段（影像、音像等）。有位研究非洲史的情感史學者指出，她在進行口述採訪的時候，往往為敘述者的情感所深深感染，但一旦將錄音訴諸文字，那種蒼白感便油然而生。因此情感史研究的開展，也讓人思索如何在史學方法上有所突破，不再以文字表達作為唯一的手段。總之，情感史給歷史研究帶來了不少新意和刺激，但挑戰同樣巨大。關鍵的問題還是，既然情感普遍存在而表達方式往往各異，那麼如何探究這一共性與個性、先天與後天的問題。這不僅十分重要，而且還牽涉到如何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呈現史學研究的多元化。

——原載於《光明日報》2015年8 月23日第 006 版

轉引自「近現代史研究通訊」微信公眾號

編輯：何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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