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建築史研究中「口述史」方法應用的探討——以浙西南民居考察為例

原標題：對建築史研究中「口述史」方法應用的探討——以浙西南民居考察為例

本文提要：

本文首先總結了建築史研究的一般方法，並通過在浙江西南部山區進行民居調查的實例說明在建築史研究中借鑒「口述史」方法的調查傳統以及如何將這種方法納入更加規範化和學術化的軌道，指出其在建築歷史研究尤其是民居研究中應引起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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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築史研究一般方法的總結

筆者認為，在目前建築史研究中並存著以下幾種基本方法，一項具體的研究往往是對這些方法同時綜合運用的結果：

方法一為考古學中的類型學歸納法。簡單地說，即根據對古建築的出檐、斗拱、構架等建築形態和裝飾題材分析判斷它與哪個朝代的類型特徵相符，便把它歸到哪一個朝代類型中去。因為根據已有資料總結出的建築年代特點即類型分類標準帶有一定的不確定成份，隨著新資料的發現，要不斷補充或修改。

方法二為文化人類學方法。把這種方法引進中國建築史研究是同濟大學常青研究室的開創性工作，主要理路是把建築現象與當時的社會生活以及文化習俗等狀況聯繫起來，在場景和行為語境中解讀歷史建築及其演變。清華大學陳志華先生的村落研究①也可歸結為這種方法。

方法三為圖像學方法。這種方法從藝術史借鑒而來，實際上是對建築的解碼工作，通過可見的建築形式語言追問意義及意義的本質。它至今仍是西方文藝復興和中世紀藝術研究的主要的方法論，中國建築史界一些優秀的研究比如王魯民先生的《中國古典建築探源》②所採用的就是典型意義上的圖像學方法。

方法四為文獻分析方法。建築史研究尤其需要對中國古代文獻的深入解讀的功力，有些建築在古代的碑銘中有詳細的描述，如果能夠發現這些直接描寫建築的資料，在斷代時便多了有力的佐證。

以上這些方法貫穿在中國建築史學科發展的始終。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建築史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氣象，東南大學陳薇教授曾撰文指出：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建築史的研究呈現出以下三個特點：其一，從中心移向邊緣，即研究對象從帝王將相的建築活動向民眾歷史和鄉野建築研究轉移，從漢民族的建築研究向少數民族、周邊地區的建築研究拓展。其二，從中觀轉向林木互見，從方法上引進不同層次和角度的視角，把建築歷史置於更為寬廣的跨學科研究的背景下。其三，從旁觀走進心態和人，把建築史與心態史、社會史的研究結合起來。③陳教授所總結的這三個特點，其實是當今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轉向的一種反映，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研究理路都在從政治經濟轉向社會學和人類學，視野從精英轉向平民，從文獻走向田野，關注鄉村民間生活中的自然與歷史場景。學術思想的轉向帶來了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的重大變化，各學科的交叉與創新層出不窮。筆者認為，在建築史領域最能代表這種趨勢的當數研究中歷史人類學方法與傳統建築分析方法的深度整合以及在研究視野中社會史視角的凸顯，這一方向也是前述的考古學、文化人類學以及文獻分析方法更加密切融合的發展趨勢的需要，在建築歷史研究中已經受到廣泛關注。

由於一項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調查浙西南移民民居的研究課題，自2006年以來，筆者與歷史學的幾位同事合作考察了浙江南部山區的汀州移民村落。歷史學家對浙南地區的客家移民的來源、分布、數量、時間以及土著化等問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便有深入的研究。④引起我們興趣的是，這裡的移民村落還保留有眾多完整的清代民居建築群。這些移民的老宅布局各有不同，但裝飾具有同樣的本地化特點，與東陽和徽州的民居屬於一種體系，都以「牛腿」構件為主要特點。但是，因為我們現有的建築史領域的知識和理論是以《清式營造則例》中北方及官式建築為主體，除了「斗拱」和大木的「抬梁」、「穿斗」和「井干」等一些術語，關於地方性的建築結構和構造特點的介紹只限於屋角起翹的南北區別，不但無法清楚地闡釋這些客家移民民居的特點和演變過程，更無法對其特點和演變做出合理解釋。

由於民居建築研究和歷史學界村落研究的相關性，筆者與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共同進行了田野考察，並通過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以及南開大學「社會史」培訓班的學習，系統了解和實踐了歷史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口述史」是歷史人類學研究中的常用方法，本文就以「口述史」方法在村落民居田野調查中的應用為例探討為何建築史研究者要掌握相關的歷史專業的調查方法並樹立相對缺乏的問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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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口述史」方法的應用

口述史指的是通過傳統的筆錄、錄音或錄影等現代技術手段方式收集、整理歷史事件的當事人或者目擊者回憶的歷史研究方法。在中國歷史上，建築活動是工匠的工作，很少進入到歷史文獻的記載之中，許多建築傳統都是靠工匠師徒口耳相傳延續下來，大多數木匠有一身出色的木匠手藝卻目不識丁，不可能將建築工藝和活動變成文字的形式傳播下去。為了研究傳統建築體系，必須藉助調查訪談等直接手段，從當地的傳統匠人傳人或相關者那裡了解和收集口頭資料。其實「口述史」的方法早在建築歷史學科建立的時候就已經被不自覺地使用了，梁思成先生便是通過在北京的衚衕中對老匠人進行訪談以弄清楚古建築中各構件的名稱和含義的，比如清式旋子彩畫中的「鉤絲繞」，也稱「狗死咬」，就是來自北京匠人的口語翻譯，梁先生所用的方法，就是「口述史」的調查方法。當今熟悉傳統建築做法的民間建築老匠人已經所剩不多，對他們進行「口述」訪談並留下歷史記錄的工作更加迫切。

筆者所調查的浙江西南部山區是民居建築具有鮮明特色的區域，以精雕細刻的「牛腿」構件為人所知。帶有「牛腿」構件的民居分布在金衢盆地的金華、衢州、麗水一帶和徽州地區，大家所熟知的東陽民居、蘭溪諸葛村、武義俞源村、郭洞村和徽州民居都在其中。關於這些民居已經有許多出版物，我們可以從書中看到許多精美的「牛腿」照片。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去問這些民居的極具特色的檐下構件是怎樣組合在一起的？它們之間有無固定的結構關係？其他的構件都叫什麼名字？承擔什麼樣的結構作用？這些基本的建築問題在任何一本出版物中都未被提到。為何對於結構和構造規律的關注在「亂花漸欲迷人眼」的「牛腿」面前幾乎淡出觀察者的視野？正如科學史上的證偽主義者波普爾所說：問題是研究工作的開始。而我們長於歸納，常常不知道如何去分析和發現，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問題意識和方法訓練缺失的表現。

僅僅從表象上看，稍加註意就可以發現浙西南民居檐下的構件組合具有相當明顯的程式化規律。這些規律在清代是木工匠人們所諗熟的，今天知道這些建築是怎樣製作出來的人卻所剩無幾，需要我們花費許多周折才可以找得到。再過幾年，就如隨時都可能坍塌或者被拆掉的明清民居一樣，這些傳承著古民居營造技藝的老木匠可能再難尋覓。可是怎樣尋找那些隱於鄉間的老師傅，又怎樣才能從他們那裡獲取真實有效的信息呢？

我們在鄉村考察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語言不通。一般年紀大些的村裡老人們都只會說方言，北方鄉村的方言我們幾乎能聽懂大概，而在南方的鄉村裡，就一定要藉助當地的「翻譯」，這位「翻譯」找得好不好，直接關係到調查的收穫大小，因為他幾乎是我們在調查當地的合作者，他不僅僅要正確地傳遞雙方的信息，而且在大多數時候，他讀過書，在村中有較高的聲望，熟知這個村落的歷史，又關心村落的發展，會主動提供許多有價值的調查線索並參與調查。我們在浙南山區的民居調查，便得益於這樣一些人的幫助。

在調查之前，我們事先需要準備幾份東西。首先是一份表格，表格中填上被訪問者的姓名、住址、出生年月和電話以及訪問的時間和地點；其次是一份訪問提綱，列出問題；最好再準備一些照片，以使被採訪人更加清楚我們所要問的建築部位和構件是哪裡；最後還有一份小禮物。當然，錄音設備要仔細檢查，尤其是充電情況。

我們在松陽縣楓萍鄉根下村通過一位小學老師的幫助找到了一位83歲的老木匠。老人雖然年事已高，但是思路清楚，記憶清晰，訪談之後還帶著我們在村子裡看了幾幢年代較早的民居，進行「現場教學」。那一次訪談收穫很大，從老人那裡我們知道，這一帶清代民居的「牛腿」構件與其他的附屬構件一起，其實是一種程式化的結構體系，緊密結合在一起使用，在匠人中有專門的稱呼，叫做「七塊」，但在建築史領域，還沒有人做過總結。在之前和之後的考察中我們證實這個體系是浙西南地區以及東陽和徽州民居共有的特點，偶爾在一些個別村落會稍有變異。以「七塊」體系的構成和各構件名稱及其演變過程為線索，可以寫出一部頗為深入的區域建築史，對此筆者有專文論及，⑤在此不復贅述。不是每個村落每次下鄉都能找到這樣的老人，有的時候，老人不在家，或者記憶減退，或者根本不知道你要找的信息，但是多次尋訪還是會有收穫。

在採集這些老人的口述歷史時，因為採集到的資料要被當作文獻資料使用，對這一文獻產生的過程和情景需要有記錄，並保留以備使用者核查。另外，訪談應儘可能在講述人熟悉的環境里進行，最好在他的家裡，以免環境的強烈變化引起講述人的緊張。訪談時錄音或錄影設備儘可能簡單，同時按訪談對象的原話做筆記。在發問時，我們儘可能採用簡單的和直白的詞語並配以照片，比如：「多大年紀？」「蓋過這樣的房子嗎？」等等。在獲取足夠多的信息之後，我們要根據記錄進行信息重構的工作，比如講述人的身世，我們要根據時間順序把他所提供的信息排列起來，而對一些矛盾的信息進行甄別。提問時指一個構件問：「這是什麼？」「它為什麼是這樣？」等等，而不是問：「這是某某構件嗎？」「它是如何如何的嗎？」這裡重要的不是要求訪談對象明白你，而是你要明白他表達的意思。

所以，「口述史」的方法和訪談有相似之處，但比訪談更加嚴謹。由於工匠表達的常常是匠人們內部通用的語言，我們的翻譯者也不一定明白特殊音節的含義。我們的做法是盡量記下音節，通過照片或實物請被採訪人指認音節所代表的建築部位，再與其他資料進行對照。

當你要深入地研究一個村落時，不能希望一次便把所有的資料搜集全，這些對於過去的記載或者講述在某種機緣下出現時，我們要及時抓住。今年正月我們到松陽縣後宅村感應廟調查時，正趕上村中龍燈會散燈聚餐，村中長者熱情招呼我們留下吃飯。與長者們同桌進餐時，我們順便了解到了許多村落歷史信息。我們的訪談對象多是老人家，去拜訪這些老人家的時候，我們常帶些小禮物，或者在臨近午飯或者晚飯的時間請他們在村邊的小飯店吃頓飯，這樣可以在雙方之間營造一種親近的氣氛，也表達尊重與感謝。尊重是面對訪談對象時應有的態度，要入鄉隨俗，把自己定位成虛心的學習者。有時老人們對過去的回憶並不確切，不同老人們所說的話常常有矛盾，需要我們不斷地求證。

由於來自「口述」，資料有可能被加入了被採訪人錯誤的信息，以至於我們會在判斷時被誤導。比如我們在松陽縣石倉村判斷一幢破損情況嚴重的普通老宅時，根據族譜、牌位以及建築特點我們認為這是一幢明末的普通民居，明代所建官宅與豪宅保留至今已屬不易，建於明代的普通民居保留至今更為罕見，也有更為特殊的意義，因而我們的判斷要相當慎重。所以，我們又對房屋建造者的後代進行訪談。一位60多歲的老者說這幢房屋是建在旁邊的一幢房子之後，也就是說這幢房子的歷史不會超過一百年。我們在仔細地分析了兩幢建築的空間位置和地形之後，明確肯定這位老人口述的情況是不可能發生的。值得注意的是：老人的口述是來自轉述，不是他親身經歷，所以我們可以推翻；如果是老人的親身經歷，便需要修改我們的判斷。當然，在具體判斷材料時，最好有相關的旁證幫助證實口述材料的真實性，比如碑銘、文獻或遺址、實物等。我們要使建築歷史的研究凸顯出歷史建築的文化價值，研究的視野必然要拓寬到工匠與民眾層面上，對民間文獻和「口述史」資料的搜集整理便是研究的基礎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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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利用口述資料進行進一步分析

同一課題組的歷史學者所有的出色判斷能力常常使筆者驚訝：他們通過觀察祠堂或社廟中的不同神主的身份和位置，可以推斷村落信仰系統的來龍去脈；通過辨讀廟中捐款人的名單，判斷村中族姓的來源和村中土客人口比例……在遂昌縣的王江口鎮，我們在民居中走訪，了解到主人姓程，歷史學同事曹老師肯定地說他們是徽州移民，了解下來果然如此。而在吳處村、柳方村等處，曹老師亦從房屋主人姓賴、姓巫推斷出他們是福建汀州移民。這些歷史信息，使我們對民居風格特點的把握從單純的建築學領域拓展到移民對建築風格的影響，這些判斷需要建立在深厚的知識底蘊和研究經驗基礎上，利用口述資料進行分析，首先要求我們有一定的歷史學和人類學知識基礎。

對建築本身的分析、測繪等工作是我們的專業特長，而文獻分析是建構歷史脈絡的基礎。以我們在浙南山區的石倉村調查為例，族譜和文獻為我們提供了村落經濟文化的歷史圖景和居民之間的宗族血緣關係，在進一步調查古民居的居住史之後，對於石倉民居，我們得以在社會史、經濟史、國家區域歷史甚至村民生活空間變化的各個維度加以把握。

在我們兩年來重點調查的浙西南石倉村，民居有這樣一個趨勢：從清代初年開始，村裡建造的住宅把檐下各個構件尤其是「牛腿」變得越來越繁複豐富，同時出現了雕刻有龍鬚紋的插梁，出現了樓層，出現了縱深多進的院落和橫屋、檐廊。那麼，這些變化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對人們的生活有怎樣的影響呢？我們在石倉村中的小飯店裡訪問了村裡72歲的老木匠闕祥源老人和80歲的闕成義老人，了解到老宅中一根較好的「牛腿」需要120個雕工，也就是需要一個雕工工作120天才能完成，而解放後一根不要裝飾的柱頭只要5-6個大木工(一個工是一個工匠工作一天的勞動量)。民國時期，雕工的報酬是一個工8升米，我們可以算出一根「牛腿」需要花費的代價是960升米。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分析「牛腿」構件的出現和演變，顯然會聯繫到當時「康乾盛世」經濟繁榮的歷史背景，也會意識到村民先祖在那時的富裕生活。

構件的演變我們可以在現象層面把握，現象背後的原因則需要我們對當事者的文化心理以及社會歷史背景做準確的分析。比如1850-1950年的一個世紀，正是石倉人口快速增加而對新的居住空間需求不斷增強的時期，而在這一個世紀中，他們幾乎沒有建造任何新的住宅。老人們普遍的說法是由於家族生意衰落而造成生活貧窮。生活貧窮，有洋貨的輸入對民間手工業的擠壓，有人口過快增長帶來的生活質量下降，但是貧窮並不妨礙人們建造一些造價便宜、低矮簡陋的房子，為何連這樣的房子也未曾建造？我們在訪談的資料中記錄到石倉村的老人們說：「寧肯擠也不肯做簡單房子」，「有錢的就蓋好房子，沒錢的就不蓋」。我們突然醒悟：最根本的原因在於人們對「住宅」的定義已經定型在清代中期老宅的那種富麗形式，大家不知道除了這種需花巨資建造的住宅之外，還可以有什麼樣的房子。隱藏在隻言片語之中的真相往往連述說者都沒有覺察，但這些記錄為我們尋找真相提供了一條追尋的脈絡，也使建築史的研究深入到社會史和傳統文化心理的層面。僅僅局限在建築學的領域內，是無法想像這樣寬廣的研究視野的。

我國傳統民居的數量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急劇減少，我們迫切需要對一種迅速消失的居住文化以及與之相關的生活方式展開歷史研究，事實上，傳統民居建築也的確在近年來成為建築史研究的熱點。筆者認為，要對民居建築現象之下的解釋性表述有深刻把握，要在相似的區域文化和歷史背景下解釋村落獨特的民居建築個性以及建構區域建築史，對區域歷史、經濟、文化的微觀和宏觀兩方面的準確把握是基礎，而微觀的研究材料的獲取，除了對建築對象的專業考察，正規的歷史學、人類學以及社會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訓練。

四、結語

建築史研究中常見的困惑是我們經常在做著歸納總結然後演繹推理的簡單資料處理的工作，隱藏在表象後面的那些複雜的聯繫卻很難呈現。我們的探索是把建築的歷史看作社會歷史的一部分，利用歷史學方法搜集族譜、文獻、碑銘，進行訪談和歷史事件現場考察，對古建築進行多種方法互相驗證的清楚斷代，總結各時期建築特點，分析特點形成和演變的原因，在區域社會史的背景下勾勒出完整的區域建築史鏈條，並觀照更大範圍的建築發展規律。「驗證」固然重要，「發現」卻更加體現學科價值所在，「口述史」無疑是我們挖掘和發現歷史建築中居住、禮制文化深層內涵的重要途徑。

本文注釋從略。

——本文編輯來自《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5期

——編輯：素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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