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自劉芃和朱漢國教授所編一書精選

原標題：?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自劉芃和朱漢國教授所編一書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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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教育部考試中心高考命題處研究員-----劉芃和北師大歷史系教授、新課標組長-----朱漢國教授主編而成。本書集專家之智慧，將歷史學科的內容梳理鉤要，以使學習者能夠精到地掌握和科學地運用歷史知識。

小編節選其中的《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呈現給大家作教學參考。

從「焚書坑儒」到「獨尊儒術」

戰國時代的士人，可以在列國統治者之間從容擇主，道不合則全身而退，另投明主，當時頗為流行的「從道不從君」之說，足以表明士人的自尊和清高；各國統治者為了籠絡賢能之士為己所用，也極力顯示「求賢若渴」的誠意。因此，以至於有「士貴王不貴」之說。士人作為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起君主專制制度之後，君主與士人的關係就完全不同了。專制皇帝在要求士人效忠於自己的同時，更注意防範士人的反抗意識。換言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士人已經由可以依靠的對象變為必須加以控制、打擊的對象。這是我們理解秦朝「焚書坑儒」發生原因的基本出發點。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博士僕射周青臣，當面對秦始皇歌功頌德。其中，統一天下、遍置郡縣等內容也倒符合事實，但阿諛奉承是通篇主旨所在。歷代歌功頌德之言，其實大都如此，原本不必過於認真。偏偏有位博士淳于越，針鋒相對地提出駁論，他認為殷周分封子弟功臣，得以享國久遠，「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如果突然出現專制朝政的權臣，沒有可與之抗衡的力量，國家勢必面臨危機，結論是，「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淳于越與周青臣的分歧，集中在推行單一的郡縣制是否是最好的統治方式。本來，作為兩種不同的政見，在統一後不久，就由當時的丞相王綰和李斯分別作過闡述。王綰等人主張在燕、齊、楚等邊遠地帶，封皇子為王，以利鎮撫。淳于越的舊話重提，只是希望能就採用何種方式對統治最為有利展開討論，體現的是士人對時局的關心。在較為開明的政治環境中，不論當政者是否採納他的政見，都不會導致災難性後果。本來是圍繞著對分封制的不同見解而展開的當面爭執，但在李斯、秦始皇的推動之下，卻演變為巨大災難。丞相李斯在駁斥淳于越的觀點之後，提出了焚書的建議：「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者皆燒之。非博士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諧守、衛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書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史記·秦始皇本紀》)專制欲極強的秦始皇，在獨享最高權力多年之後，已容不得半點批評，他把淳于越的忠諫視為誹謗，於是批准了李斯的建議，隨之出現了「焚書」浩劫。李斯提出如此極端的主張，是因為他與秦始皇一樣信奉法家以暴力控制思想的學說，「言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言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韓非子·五蠹》)，正是他們所心儀的政治秩序。焚書、禁學的目的在於取締政治批評，扼殺思想自由。不聞諫言，惟聞頌鬩，政治只能走向黑暗。

在「焚書」後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之事。事情源起於方士侯生、盧生等人批評秦始皇，「天性剛愎自用，以為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員，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史記·秦始皇本紀》)這些批評，是相當準確和深刻的，指出了專制統治的積弊所在。惱羞成怒的秦始皇下令嚴辦，最後將捕獲的460多位方士和儒生，集體坑殺。「焚書坑儒」與秦統治集團追求思想統一的努力有著必然的聯繫。本來，在國家實現了政治統一之後，謀求思想統一，是一種順乎當時思維習慣的選擇。戰國後期的思想家們，實際上都在一定範圍內涉及到對它的論證。但是，用什麼手段、用哪種方式去實現思想的統一，原本是可以有不同的選擇的。秦始皇所欣賞的是申、商、韓非之學，在統一完成之後，驕橫自大情結更使他不可能從容選擇和構建穩妥的治國方略，遇到意識形態領域中的衝突，自然就會沿用軍事征伐時期的思維定式，採用強硬的管制措施，去限制人們的思想自由。「焚書坑儒」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知識群體和統治者離心離德。顯然，文化高壓政策，並沒有達到統治者預期的統一思想的目的，而是走向了反面。在社會尚能保持穩定之時，士人們保持著沉默，天下一旦有變，他們就把對統治者的不滿，轉變為拚死一博。秦末，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大批知識分子，立即參加了反抗秦王朝的鬥爭，全然沒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猶豫觀望之態，因為他們是在復仇，並認定推翻秦的暴政，是履行士人文化使命的必要前提。秦朝統治者不得不為他們推行的文化專制政策，付出了代價。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非常注意借鑒秦朝的歷史教訓，在思想文化領域，變酷暴為寬緩。西漢前期實行黃老「無為而治」，政府避免對思想領域進行強制性干預，各家學說得以恢復和發展。到漢武帝時，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位年輕的皇帝，深知「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已不適應奮發求治的時局，他決意借用儒家學說，實現自己為後世子孫垂範立制的遠大抱負。儒家公羊學派大師董仲舒，借「對策」之機，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建議廢止儒學之外的各家異說，「諸不在六藝之科、孑L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他的理論依據是「《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漢書·董仲舒傳》)。漢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於是就有了後人總結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舉。

同樣是為了確立國家的統治思想，漢武帝和秦始皇相比，所採取的方法有很大不同。他不是依靠政治暴力手段，而是利用輿論誘導和利益驅動，來推動思想統一的進程。首先，以儒學壟斷教育，並進而影響仕途。在董仲舒的建議中就有「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名師，以養天下之士」(《漢書·董仲舒傳》)的內容。太學是最高學府，以養士、興教化、培養官僚後備力量為其主要的辦學目的，以《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教學內容。而原來所設置的諸子傳記博士皆被罷黜，這就意味著其它學派失去了在太學中授課講學的權利。為了貫徹太學「養士」的宗旨，籠絡天下讀書人為朝廷所用，必須解決好學生的出路安排，即把讀書與做官連為一體。起初，在一年一度的考試中，只要通過一經的考試，就可以獲得仕進的機會，成績優秀者可以身據清要之職。一時間，入太學成為做官的捷徑，史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漢書·儒林傳序》)後來的太學生們已不及他們的前輩那般幸運，但入仕之門畢竟對他們敞開二大一統政權留給普通讀書人的發展空間，實在是以此為最大了。不僅太學中成績優異的儒生不斷被選拔為官員，社會上有影響的儒師也可以被聘任為高級官員。例如，與董仲舒齊名的公孫弘，官至丞相。這批由平民儒生躋身高官的人，博得了「白衣公卿」的美名。讀儒家之書可以換來官場得意，難怪社會上要趨之若騖了。正如班固所言，漢代經學的興盛，主要是出於利祿之路的誘導。其次，置儒家經典於國家法律之上。最明顯的象徵就是「經義斷獄」(或稱「《春秋》決獄」)，儒家經典成為判案量刑的依據，當它與國法條文的規定不一致時，通常的取捨是依據儒家教義而不是遵循國法。如此以來，國家表面上並沒有以強制手段推行「尊儒」，但這種誘導力所形成的約束作用，卻更深刻地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還有以下兩個問題，是我們應該注意的。其一，經過董仲舒改造之後的漢代儒學，與先秦儒學相比，有其明顯的不同：就學術內涵而言，漢儒把陰陽五行之學，納入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就與當政者的關係而言，先秦儒學批判暴政而致力於建立理想化的社會政治秩序，漢儒則退而求其次，轉變為承認現實社會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包括承認皇帝凌駕於天下臣民之上的專制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漢儒已從批判時政而轉變為維護現實統治。正因為如此，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銳思想家往往批判漢代儒學背離了先秦儒學的民本思想，轉而與專制統治妥協。其實，漢儒如果想要在實際政治中居於主導地位，做出妥協是必要的，否則不可能得到當政者的承認。而漢儒取得統治思想地位之後，其代表人物仍在致力於繼承先秦儒學的社會批判精神，置天意於天子之上，就是他們希望能夠對專制帝王實施約束的努力。當然，其實際效果大小，卻已經不是他們所能夠操控的了。其二，儘管董仲舒建議對其它學派加以「滅」、「絕」，但漢武帝並未實際推行。其它學說只是被剝奪了在官方學校中的傳授資格，而未受滅絕式鎮壓。就是在官場之中，武帝也重用了一批分別具有法家、黃老道家、陰陽家色彩的人物。漢武帝的治國、用人之術實際是「外儒內法」。司馬遷甚至說武帝「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技)之士，成得自效」(《史記·龜策列傳》)。無疑是說武帝實際在兼用百家之學。武帝的高明之處，就在於既給儒家以尊崇的地位，又給其它學派留下適度發展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容忍多元文化並存的開明統治術。就推行文教政策而言，秦始皇的失敗和漢武帝的成功，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解決思想意識形態問題，不能依賴行政強制，更不可迷信暴力手段。而且，從思想的屬性而言，本來就是各不相同，思想可以受誘導，甚至被蒙蔽，但要達到完全的控制和統一，是最不容易實現的。尊重思想自由的過程，也就是人類不斷走向文明的過程。

編輯:李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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