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際能力也許決定你的上限

　　交際能力也許決定你的上限

　　文/鄧輝

　　看從網關於科學家的八卦故事，你會發現大部分人，往往更願意接受科學家們是性格孤僻、行事乖張的人，也往往認為中國之所以缺少頂尖的學者，是因為在當今中國很少有人在這個拜官主義盛行、物質橫流的社會耐得住寂寞，能夠做到閉門鎖窗、醉於墨香。我們甚至認為性格孤僻的人，就最適合做學問、搞研究，孤獨甚至成為了一種科學家特質。

　　可我最喜歡的經濟學家之一，弗里德曼，卻不是這樣的書獃子。當年諾貝爾獎頒獎典禮後，瑞典夜空飄滿禮花，而弗里德曼的妻子說，這麼的景色卻沒有節日的氣氛，未免可惜。於是為了討妻子的開心，生性活潑的弗里德曼便為老不尊的大聲叫了起來。為什麼科學家們就不能都像弗里德曼這樣活潑有趣呢？

　　同樣，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即便海外留學生眾多，在美帝等國也可以擺脫國內拜官主義體制與文化，但能做出頂尖科學研究成果的華裔科學家，其實也是鳳毛麟角，這難道是中國的書獃子沒有外國人呆么？所以也許大多數人對頂尖科學家需要特質的認識是有問題的。

　　數百年前，伽利略扔兩個鉛球、牛頓的腦袋被蘋果砸了、胡克鼓搗一下彈簧，他們便有了偉大的科學發現。可今天科學家們可能要參加上萬人的研究團隊，藉助價值數十億的離子對撞機，才能有偉大的物理學發現。同時，醫藥領域的重大發現，從上個世紀中葉的每十年有6個左右的重大發現，衰減到1973—1998年25年間只有7個。

　　於此，科學計量學家發明了一種名為尤里卡計量學的統計系統，證明了科學發現的確越來越難了，比如新發現小行星的體積是以每年2.5%的速率遞減的。顯然因為科學家們面對的研究對象越難以觀察，所以他們需要得到儀器與藉助的幫助，就會越來越多。

　　同時，因為本領域取得重大發現越來越難，所以很多科學家選擇進行跨領域研究，比如物理學家進入生物學界，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進入社會科學領域。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博弈論的發展，比如馮·諾依曼、納什、羅伯特·阿克塞羅德等等科學家，他們原本都是屬於數學與計算機科學領域的專家。

　　其中納什作為一個數學家，他一輩子沒有取得數學領域的最高榮譽，反而在經濟學方面取得了聲譽更高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顯然，隨著跨領域研究的增多，不同領域間的科學家們需要的溝通與幫助也在增加。

　　科研發現難度的增加與跨學科研究的增多，使得科學家們越來越需要幫助，而如果科學家們越來越需要幫助，那麼科學家們彼此科研的地點越靠近，就越有利於他們做出好的研究成果。正是根據這樣的研究思路，哈佛醫學院的研究人員統計了數以萬計的科研文章，他們把校園裡的辦公場所繪製成圖，結果也證明兩個人的距離越近，研究所產生的影響越大。同樣，美國西北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影響力研究成果往往來自於團隊合作，而不是孤膽英雄式的科學家。

　　例如被媒體塑造為性格孤僻、怪異，解決了著名的龐加萊猜想，卻不願意領取數學領域最高獎項——菲爾茲獎的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其拒絕領獎的真實原因，是因為他覺得在解決龐加萊猜想的過程中，美國數學家漢密爾頓所起的作用也很巨大，而如果漢密爾頓沒有獲獎，佩雷爾曼則覺得有失公平。

　　佩雷爾曼和漢密爾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其遊學美國時期，那時漢密爾頓用一種佩雷爾曼不熟悉的，類似於熱擴散方程的動力過程來處理拓樸問題。()這段時期漢密爾頓對佩雷爾曼的幫助，對後來其解決龐加萊猜想起到了關鍵作用。

　　可科學家如何增加別人和自己合作意願呢，同時如何測度這種意願，以證明這個論題呢？顯然，人都是自利的，如果別人給你更多好處，那麼你肯定更願意和他合作，而一個科學家能給另一個科學家最大的利益，就是發表文章時讓其第一個署名。因此我們可以反向推斷，那就是當代偉大的科學家，往往更願意把自己的論文與著作署名往後排。比如《通向富有的屏障》一書的第一作者是帕倫特，而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雷斯科特。

　　中國人非常看重諾貝爾獎，有趣的是根據統計，40多歲時諾貝爾獎得主，只在26%的論文中是第一作者，而成就不及他們的同行，卻在56%的論文中充當第一作者。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曾有諾貝爾化學獎得住說：「年輕人成為主要作者、第一作者是有好處的，而且即使我的名字排名靠後，這也無損於我的名譽」，可現實中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的平均年齡是57歲，而他們從獲得重大科研突破到獲獎，往往要等待10多年，所以其實40多歲，往往是許多諾獎得主科研剛有突破性進展不久的時間段。

　　通過以上的分析，在獲得重大學術發現日益困難的今天，其實我們發現做頂尖的研究時，是非常需要研究者具有一定的溝通能力的，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有更多的機會獲得他人的幫助。可是，華人在溝通方面欠缺必要的技能，也許這是礙於文化原因，總之溝通能力可能是限制華人取得巨大成就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