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達：命運與時運

命運與時運

文/陳先達

「命運」問題並不神秘，關鍵在於正確理解。國有國運，家有家運，人有人運。國運，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盛衰興亡；家運，是一個家族的興旺和衰落；人運，則是各人的不同際遇。要懂國運，讀讀歷史；要懂家運，翻翻自己的或他人的家譜；要懂人運，看看現實各色人生或歷史人物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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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和「時運」有相通之處，卻又不完全相同

「命」與「運」不存在必然聯繫，可「時」與「運」則密切相關。「時運」和「命運」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用，有時稱之為「時運」，有時稱之為「命運」。在互用情況下，命運是關於過去經歷和現實際遇的一種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而「時運」則是個人在一定歷史背景下的升降沉浮。如果認為「運」決定於「命」，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冥冥中支配，這就是唯心主義。國運決定於「天」，是「天命論」；個人的命運註定於「命」，是「宿命論」。這種「命運論」不可信，更不可取。

北宋的宰相呂蒙正寫過《命運賦》，也寫過《破窯賦》。呂把自己的發跡歸結為個人的命好、運好。他說自己「吾昔居洛陽，朝求僧餐，暮宿破窯……今居廟堂，官至極品，位置三公……上人寵，下人擁。人道我貴，非我之能也，此乃時也、運也，命也。」按照呂蒙正的說法，他的發達是因他的命好。他說的時運也就是命運，具有神秘色彩。

2000多年前，古代哲學家墨子有過《非命》篇，是專門反駁「命定論」的。其中說，「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眾則眾，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墨子明確反對這種觀點：「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墨子說，命定論「是天下大害」完全正確。時至科學發達的今日，我們中還有不少人迷信命運，相信生辰八字決定人的壽夭禍福，連結婚都得合八字，真是愧對古人！

在中國用語中「時運」是一個片語。時運既包括「時」也包括「運」。如果我們把命運問題與時代結合在一起，就能給予「命運」以正確的理解。時，是大背景，個人無法決定。人只能是生活於時代中。個人的出生和生長，可以逄時，也可能背時。人無法選擇自己的時代。「運」則不同，「運」與個人的機遇和奮鬥緊密相連，決定於個人在時代中的主體性發揮。因此，「時」是同時代的人共有的，「運」則各種各樣。套一句托爾斯泰「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名言，幸運都是一樣，不幸的原因可以是多樣的。

個人的「運」不能脫離時代這個大背景，沒有「時」，就沒有個人的「運」。晚唐詩人羅隱在《籌筆驛》關於諸葛亮的一首詠史詩：「拋擲南陽為主憂，北征東討盡良籌。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輕孺子，兩朝冠劍恨譙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猶解年年傍驛流。」諸葛亮從初出茅廬，火燒赤壁，協助劉備建國於成都，有統一全國之志；可在後主時，北伐中原，六出祁山，終死於五丈原軍中。後人從《出師表》讀到，「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千百年，凡誦讀此文者，無不為「出師未捷身先死」的諸葛亮感嘆。這不是孔明的無能，而是當時魏蜀吳力量對比的時勢使然，任何人都無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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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懂時與運的關係，要懂國運、家運和個人命運的關係

家與國不可分，而個人既與家不可分，更與國不可分。只有國家好、民族好，個人才能有發展前途。有人說，國家可以窮困，家庭可以富裕，個人可以發展。確實，窮國有富家，也會出個別出類拔萃的人物，可這隻對極少數家庭和個人來說如此。對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來說，不可能窮國富民，而必然是窮國窮家，窮家窮民，絕大多數是貧窮人。絕大多數人貧困的國家，必然是窮國；窮國，必然是絕大多數人貧困。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論語》中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受壓迫國家的人民必然是受壓迫者。如果在一個受外國侵略者壓迫的國家，個人賣國求榮依附外敵處於優越的上流地位，或者在一個政治腐敗、虎狼當道的政權下，依附權貴飛黃騰達，這兩種情況，所謂「好命運」，都應該打入孔子說的「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的另冊。

凡是了解中國近代史的人，了解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歷史的人，了解中華民族百多年遭受苦難歷史的人，都懂當時面臨的不再是王朝更替，政權易姓的所謂「亡國」，而是中華民族陷於瓜分豆剖存亡繼絕「亡天下」的險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大的貢獻是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從此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把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經過60多年的建設，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世界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這是舉世公認的。中國革命的勝利，中國社會主義的建設，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為國家的富強和個人的發展帶來新機遇，開闢了極大的可能性和才能施展的空間。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巨大變化，同時也是全體中國人命運的大變化。

當然，國家的命運不能簡單等同於每個人的命運。在階級社會，個人命運往往取決於階級命運。而階級命運則取決於社會制度的變化。這當然不是說，每個人命運都完全決定於階級命運。在社會變革中，原來屬於統治階級家庭成員中的個人，背叛自己的階級和家庭，投身變革，成為新社會的創造者，在參與改變社會命運的同時，也改變了自己個人命運。資產階級革命時的貴族，有這種人。無產階級革命，更是如此。不用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只要讀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史，看看中國共產黨史上一些輝煌傑出的偉大人物的家世，就懂得這個道理。

中國革命之路不是鋪滿玫瑰花的彩虹之路，也不是革命浪漫曲。歷史上「左」的路線曾傷及自己的同志。反「右」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害者更多，包括著名的文化人，有的蒙冤入獄，有的家破人亡。但只有國家好、民族好，個人才有前途這個真理，不會因為個人命運的不幸而被推翻。因為在中國，只要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冤假錯案，不管時間長短，最終會得到平反昭雪，還以清白。我們不能忘記歷史的教訓，但可以忘記歷史的恩怨，團結起來向前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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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與國家、民族相向而行，還是相背而行，命運完全不同

國家、民族和個人是命運共同體，但即使在正常情況下，個人的命運也不會完全相同。沒有完全一樣的人生道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中華民族的復興，為每個人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最有利的平台，但個人的實際發展如何，不僅會有不同的機遇，更取決於個人自己的創造，特別是要看個人如何處理自己與國家、民族的關係。是相向而行，還是相背而行？這兩類人的命運是完全不同的。

同樣處於當代中國社會，處於相同的改革時代，每個人的具體境遇不可能完全相同。原來的同班同學，原來的同事，可以在專業成就、職位高低，升遷快慢、富裕程度以至個人的家庭生活方面存在不同的差別。這很正常。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同樣是具有個性和不同發展軌跡的現實個人。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它為個人提供公平的競爭機會，提供充分發揮個人才能的平台和向上發展的空間，而不可能保證每個人擁有完全相同的結果。但只要充分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與國家的發展方向相向而行，每個人都應該有機遇，都應該有希望。儘管現在仍然有不少人處於比較困難狀態，這絕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常態，而是一個向前發展階段中呈現出的時段性的差異。這是過程，而不是結果。建立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國家，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以人為本，讓所有人的人生多姿多彩、各自發光，是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我相信，只要祖國的天空艷陽高照，我們身上都會灑上陽光。

當然，在我們社會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另一種命運，這就是與國家和民族命運相背而行的人。他們把自己的前途擺在與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對立面，相背而行，蛻化變質，貪贓枉法，成為腐敗分子，成為大大小小的老虎和蒼蠅。這種人的命運註定是悲慘的。昨天座上客，今日階下囚。真正應了陳毅同志的話，「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儘管具體的個人命運各有不同，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共產黨改變了中國的國運，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從而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由列強主宰中國命運，轉變為由中國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是了不起的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命運之轉變。任何一個稍有愛國主義和民族感情的人，都應為此自豪。看看我們當今公費或自費出國留學的人數，看看那些遍及世界旅遊的人數，就明白中國革命確實改變了中國大多數普通人的命運。沒有國家的富強，就沒有那麼多祖祖輩輩沒有走出過鄉里的普通人能走出國門、週遊世界。這是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改變，也是個人命運的改變。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我不贊同關於貴族與流氓之類話題的炒作。其實在舊中國，具有所謂高修養高素質的「貴族之家」有幾家？所謂「紳士」精神不就是為數極少的精英人物嗎？屈指可數！要知道，當時全中國95%以上都是普通百姓，都是處於下層的文盲。重要的是中國革命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命運，為13億人民的共同富裕，為13億人民文化素質的提高開闢了普遍的可能性。儘管我們現在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我們仍有不少人沒有脫貧，我們的教育和人民素質都還有待提高，但重要的是中國人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緊握羅盤，堅持改革方向，一定能夠為自己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命運創造更加燦爛、更加輝煌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