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何江：從湖南農村到哈佛演講台再到福布斯創變者榜單

何江是首個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演講的中國大陸學生。

2017年伊始，一位來自中國農村的28歲年輕人登上了美國福布斯醫療健康領域「30位30歲以下創變者」（Forbes 30 Under 30）的榜單。他是第一個作為演講者站上哈佛大學畢業典禮的演講台上的中國大陸學生何江。

出身於湖南農村一個貧寒的家庭，即便是我們現在早已熟視無睹的水和電，在何江小時候都是奢侈品。但就在這樣的環境下，他從村裡的小學走入了縣城中學，考上了中科大並拿到了最高榮譽的郭沫若獎學金，最終進入了美國的最高學府——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MIT）。

元旦假期結束，何江剛回到在波士頓的實驗室，便收到了福布斯雜誌發來的消息。「這也算是新年一個好的開始，」何江笑說。

美國福布斯30歲以下創變者的榜單始於2012年，Facebook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等改變行業格局的領軍人、變革者也曾名列其中。

從中國農村的貧困家庭，到世界頂尖教育殿堂的演講台，再到象徵財富、代表企業家精神的福布斯雜誌，何江在不足30年的人生中跨過了幾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這個在外人看來完滿成就了美國夢的中國學生，是如何看待自身的成長經歷、中美教育、教育公平，以及科學研究的社會責任，又是如何反觀近年來中國農村的變遷？

「像你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不太可能進入哈佛」

澎湃新聞：能否談談你小時候成長的環境？

何江：我成長的時候，我們家的條件在村裡是算比較困難的。那時候其實很多農村小孩已經不太干農活了，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父母也比較寵小孩。但是我和我弟弟從5歲就開始幫著父母一起干農活了，直到大學放暑假回家也還是會幫忙。小時候我爸爸就經常跟我們講，他十五歲就當家了，所以他也要求我們從小獨立，要求我們學會幹農活。農村人比城裡人未來的不確定性要大很多。

我們那時候小，也很羨慕其他小孩放學都可以去玩，我們卻只能呆在家學習，或者下田。湖南悶熱，但即使是四十幾度的大熱天，我們還是要在水稻田裡把活幹完。別的父母打工回來會給小孩帶零食和玩具，我那個時候也有些自卑心理，不太願意出去跟別的孩子玩，就呆在家學習。

但也因為這樣，我從小就懂得你必須要幹活家裡才有足夠的收成，才有飯吃。有了這種經歷，你會感覺到能夠呆在學校讀書是一件多麼幸福的事情。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爸爸當時經常拿來嚇我們的一句話：你如果讀書讀不出去，你就天天只能幹這個活了。

澎湃新聞：你父母對你的教育跟其他農村的父母有什麼不一樣？

何江：當時我的很多同學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對孩子的學習生活沒有太多時間過問。但我爸爸一年在外打工的時間不是很多，媽媽也常年在家，所以管教我們學習的時間更多。在這一點上，我一直很感激我的父母。

我爸爸對我們的學習管得很嚴，要求比其他的父母高很多，總是不斷要求我們要做得更好。我也受了我爸爸的影響，一直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除了功課以外，他還會鼓勵我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表達能力，鼓勵我踴躍在班級上發言、演講。但是這種觀念在其他父母那裡是比較淡薄一點。

在農村，雖然大家都知道教育下一代很重要，但像我父母這樣再苦再累都能堅持下來的並不多。那個時候課外的輔導書對我們來講是很貴的，大多我都是去借，但我父母都會省下吃穿的錢給我們買書。我們家裡面一直都沒有什麼傢具，大部分都是請當地的木匠做的一些比較粗糙的傢具。直到我上大學，他們覺得供出了一個大學生了，才鬆了一口氣。

澎湃新聞：你是什麼時候有了出國念書的想法？

何江：我小時候覺得能夠進城念書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夢想了，後來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出國也是上大學之後才有的想法。

澎湃新聞：你覺得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對你改變最大是什麼方面？

何江：剛來美國的時候，身邊有很多非常優秀的學生，我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陷在不自信和焦慮中，但是也正因為這種焦慮感，我才真正覺得應該主動改變。那時候我每天都逼著自己去參加外國人的討論會、活動。

我當時很想了解美國的校園文化，很好奇美國大學如何培養出這個國家未來的精英，所以就申請了大學的輔導員。組織了很多活動，也跟他們一起生活。美國這邊的學生很重視社交。中國大學生花在學習上的時間相對較多，但在美國課外活動組織很多。

除了專註自己本身的科研，我有時間的時候還會去選其他專業的課，例如哈佛商學院的課。商學院的課讓我獲得了跟普通做科研的博士生不一樣的看問題的方式，會刺激我去想科研成果可以怎樣更有效地去轉化、傳播，另外也啟發我如何去與人交流協商，表達自己的觀點立場。通過這些課，我還認識了一些科研公司的人。

現在想起來，雖然那個時候壓力很大、很焦慮，覺得自己需要學的東西很多，但這可能正好是一個探索的時期，讓我真正發現了一些自己從前沒有被發現的潛力。

澎湃新聞：你經歷過中美兩國的教育，能否談談這兩種教育的優勢和劣勢？

何江：中國初高中的教育，尤其是在理科方面，我覺得比美國做得紮實。美國即便是我在哈佛教過的學生有些數學程度也很差。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的教育體制是把所有人都拉到高考這個標準化的線上，但是美國的教育相對比較個性化一點。中國教育評價的標準就是成績，強調不要偏科，但在美國你有很多條路可以走，因為他們評判一個學生的標準比較多元。

美國學生的自主性、創造性更強一些。國內大部分大學裡老師還是權威，能真正讓學生去發掘自己的興趣並去實踐的還是少一點。在美國，即便是諾獎級的教授，和學生交流也像朋友一樣，會鼓勵你去嘗試、探索，讓你去發掘自己的潛力。我覺得這種發掘興趣和探索的能力，無論在科研和生活中都非常重要。我現在比剛到美國的時候自信了很多，因為對自己的認識更清晰，也更明確自己想要什麼。

澎湃新聞：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你如何看待中美兩國的教育體制？

何江：我當時曾經跟哈佛的經濟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聊過中美教育制度的公平性的問題，他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像你這樣的例子，在美國不太可能進入哈佛。」如果沒有高考，我不會走到今天。

高考制度確實有不合理的地方，而且學生苦學這麼多年只為了一個考試。這個制度應該去改善。但從目前這個狀況來說，高考確實給中國底層的人一個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他們有可能享受到好的高等教育的資源。

澎湃新聞：你覺得這些年的農村教育對比你的年代發生了什麼變化？

何江：從某個角度來說，農村教育是變得更糟了。我後來到了城市裡面才知道城市裡的人對教育的投資有多大，但是農村的觀念完全沒有跟上這種變化。教育的投資比很多年前可能會多一些，但是遠遠趕不上城市的速度，也沒有這麼多的財力支持。這種差距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鄉村學校的教育水平變化也不大，鄉下很多教育資源的整合效率很低。就像我當時在村裡念的小學，這麼多年過去了，在師資、教學方法、教學內容上面，都沒有特別大的變化。但對比城市的中小學教育，這些年變化就太大了，學生的眼界也拓寬了很多，已經具備很國際化的視野了，但是在農村遠遠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澎湃新聞：在這種趨勢下，你覺得像你這樣的例子，今後在中國會越來越難出現嗎？

何江：是的。城鄉資源分配不均衡，可能導致鄉下的孩子通過教育出來會更難。這也是為什麼鄉下這些年相信讀書改變命運的人越來越少。從現實的角度來說，一個家庭里培養一個大學生，跟農民工去賺的錢，可能差不了多少。但是培養一個大學生成本太高，那些堅持供自己的孩子受教育、上大學的農村父母可能會懷疑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

對於這一點，其實我也很矛盾。一方面我很理解，因為鄉下來的大學生畢業去找工作確實是會比城市人困難，因為他們的人際關係網遠不及城市長大的孩子，而且很多鄉下來的孩子也會有不自信、內向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仍然很堅信教育是會改變一個人，不僅僅是知識方面，而且是轉變你的整個人生態度，這不是幾年的事情，而是未來幾十年的事情。去打工從短期來看，利益是立竿見影的，但是從長期來看，並沒有讓人能夠跳出這個圈子。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教育的收益是更加長遠的。雖然這個過程會很痛苦，因為你可能覺得我在子女教育上投資了這麼多，但是真正看到的利益不多。

科學研究者的社會責任

澎湃新聞：這次你入選福布斯30歲以下的創變者，其中一個原因是你出色的科研成果。能否談談你比較主要的科研成果和近期在進行的項目？有哪些突破？將會被應用在什麼方面？

何江：我在哈佛做的一個研究是用單分子顯微成像技術來研究流感病毒和人體宿主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流感病毒每年都在變，能掌握流感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的通路和產生的反應，將來可以應用於抗流感藥物的研究等方面。

在麻省理工這邊，我的研究是哈佛研究的延伸，更偏實際應用。其中一個是在體外培養肝臟的項目，可用於研究病原體與肝臟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解決瘧疾、肝炎病毒等問題。肝臟組織在體外培養很難，一旦拿到體外很快就會失去活性。目前我們實驗室基本能夠做到模擬肝臟功能，並且是讓肝臟在體外保持活力最久的一個技術平台。例如瘧疾，現在世界上沒有其他的實驗室能夠把它的整個感染周期在體外培養出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另外一個研究是癌症的早期檢測，目前國內醫院檢測癌症最常用的技術是CT、X光，但這樣診斷出來的大部分已經是癌症的中晚期，一些癌症擴散很快，到了中晚期很難治癒。我們現在做的是基於納米材料的技術，納米材料能夠比較精準地進入到癌症組織，發生催化反應，產生信號，就可以精準檢測到癌症。

澎湃新聞：福布斯關注的另一點，也是你之前在哈佛的演講上曾經談到的，希望促進先進科學技術的轉化和應用，促進資源的公平分配，以惠及更多的人，這種想法是從什麼時候萌生的？

何江：真正觸動的點還是來哈佛之後，接觸到很多很酷炫的、前沿的研究，但如何把這些研究讓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並應用到社會中去，促進社會的公平？我當時的演講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從這個方面來思考自己的研究和從事的事業。

澎湃新聞：通過科學技術去促進社會公平這方面，有沒有哪個科學家的例子讓你有所啟發？

何江：我現在在MIT的導師Sangeeta Bhatia是一個把學術成果轉化出去的一個很好的典範，能在做高尖端科研的同時去思考實際應用的問題。

我們在研究的肺癌早期檢測就是一個例子。現在國內的空氣污染的問題很嚴重，另外吸煙人群也不小。未來國內肺癌人群的比例可能越來越高，但目前治療肺癌的方法有效性不是特別高。很多的情況下，這些高尖端的研究轉化出來的是費用高昂的產品，例如需要使用高端、複雜的醫療檢測儀器。但我的導師在課題設置的時候，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在實際運用中降低費用、提高便捷性的問題。於是我們就製造了一些小的噴霧劑，裡面是納米級的小粒子，外面包裹一層特殊的生物標誌物，往鼻子裡面噴，如果測試到肺部有癌變，粒子就會跟癌症細胞發生反應，尿液就會變色。對比於現在癌症檢測的高端的方法，這個是簡單易用的，在美國已經開始進行臨床的試驗了。

澎湃新聞：美國大學是不是有鼓勵這種實踐的氛圍？

何江：MIT這種鼓勵科研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的氛圍就很強，而且學校會為學生提供很多支持。例如2016年MIT成立了一個專門支持長期性、風險高的科研項目成果轉化的孵化器，主要是看到之前的孵化器大多是針對早期的，對於那種高尖端但研究時間長、成本和風險大的項目，很多風投沒有耐心去等待，導致很多很好的創業項目最後都擱淺了。學校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設置了這個新的孵化器，學校會提供一部分資助，另外學校的影響力也能吸引到很多的社會資金。

澎湃新聞：你考慮過創業嗎？

何江：我其實一直都在關注，但自己目前還沒有著手嘗試這個事情，要先把我目前的研究做出成果。不過未來我希望能在繼續深鑽學術的同時，開始更多實用性的嘗試。

美國大學的氛圍還有一點觸動我：很多學生能夠把一個很簡單的想法付諸實踐後，並一步步擴大，形成規模。我在哈佛當輔導員的時候，有一個大二的學生，爺爺得了阿爾茲海默症，他由此萌生了想法，發起了到社區探訪、照顧這些老人的活動。這看起來非常普通，但他們團隊一步步壯大，另外也利用學校平台聚集了很多優質的資源，例如研究阿爾茲海默症的公司，四年之後，他們的網路已經遍布全美，成了一個社會企業。這種從一個簡單的想法演化成一個公司、一個組織的例子在美國很多，Facebook這樣的公司當初也是從這樣發展起來的。

澎湃新聞：從你自身的經驗出發，你對中美兩國的科研環境怎麼看呢？

何江：我的感覺是美國這邊大的實驗室更加獨立一些，都是自己設計然後進行課題。另外一點就是哈佛、MIT這邊的課題還是特別前沿的，國內相對來講原創性課題稍微差一些。但這也是發展階段的問題。

中國起步比美國晚，但近些年追趕的速度非常快。我記得我2009年出國的時候，在《自然》這樣頂尖的學術期刊上發表文章還是非常地難，但現在時不時就能在這些期刊上看到國內的文章。

澎湃新聞：作為華人科學家，你覺得這個身份帶給你什麼特殊性嗎？

何江：身份問題其實我很少想到。美國生物專業的博士和博士後華人還是挺多的，是一個大群體。在名校里做得好的華人教授越來越多，獲得國際大獎、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的華人也越來越多。所以其實歸屬感是挺強的。

當年一台收割機打開了一個世界

澎湃新聞：你曾經談到近年來回家，感覺到農村變化非常快，有沒有哪些變化讓你印象特別深刻？

何江：我是從在縣城上高中的時候開始感覺到農村和城鎮的差異，還有現代技術與傳統的衝突。我還清楚記得那個時候村裡出現的第一台收割機，開進來的時候村裡的小孩一直跟在後面跑。這在當時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個高科技產物，像打開了一個世界一樣。但是當時農村很多人不相信這種科技，不相信收割機能夠把水稻收割乾淨，害怕浪費糧食，所以都不太敢用。但到了第二年，村裡很多人都在用收割機了。

最近讓我感觸最深的還是微信。直到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們村還沒有通網路。我小時候要知道外界的信息只能通過電視、廣播，連訂報的人都很少。但現在這個時代，通過網路和社交媒體，信息已經十分通暢了。我當時演講的時候很震撼的一點是，我演講的信息很快就傳到了我家那邊，微信上都在轉。換做幾年前，這樣的信息是很難傳到那邊去的。現在農村人不懂的事情也可以在網上去了解這個事情。

澎湃新聞：尼爾·弗格森教授曾經鼓勵你寫書，從你的經驗看中國農村的變化。我知道這本書的中文版今年馬上就要在中國出版了，能否談談這本書？

何江：是一本類似散文集的書，主要在寫我成長過程中身邊的一些人和事。例如我母親就是一個典型的農婦的形象，我父親就是一個農民工的故事，我舅舅是農村裡面專業捕蛇的，希望通過描寫他把農村裡面這些特殊的匠人的生存狀態描寫出來。

書裡面還有一篇是寫的是我當時住過的房子，凝聚了當時鄉村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現在城市人習以為常的電和水，在我成長的時候是沒有的。小時候，我一直住在一個很古老的土房子裡面，那時候生活條件很差，農村人覺得用電都是浪費錢，很多時候是用油燈。夏天的時候有螢火蟲，我和弟弟就會到野外去抓很多很多的螢火蟲，放在玻璃瓶裡面，晚上放在家裡照明。那個時候電視也是沒有的，農村人晚上有空了就出來嘮嗑兒。

也有很驚險的事情。例如我們種地的以前每家都有一個穀倉，但是以前老鼠很多，為了防老鼠，我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曾經抓了一條很大的蛇，回來放在房樑上。 有時候我們在吃飯，房樑上有老鼠跑過，蛇就會突然冒起來咬住老鼠，吊在我們頭頂的房樑上。

現在很多城裡長大的年輕人實際上對中國農村已經很不熟悉了。八十年代那種淳樸、天然的農村文化也逐漸在消失。所以我一直有一種很強的衝動，希望把這些東西用文字記錄下來，把底層的這群人的生活狀態描述出來。

澎湃新聞：雖然艱苦，但你對當時的農村生活還是懷念的？

何江：其實我是比較懷念農村當時那種簡單的生活狀態。那個時候村裡的人都很熟悉，你隨便到哪家做客拉家常都很平常。但現在我回去的時候，大家都在刷手機，感覺人也不像從前那樣彼此間會時時噓寒問暖了。這種簡單的生活已經逐漸消失了，但我也知道那是回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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