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是不是一個好官？蘇軾不僅是大文豪

蘇軾不僅是大文豪 也是一員好官

蘇軾，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學和藝術天才。於是，人們常常忽視了，恰恰做官是他的主業。他25歲進入官場，最高時，任翰林學士、知制誥，從二品，相當於現在的副國級；最低時，調任瓊州別駕移廉州安置，從八品，相當於現在的副科級。他的父親為他取名「軾」，是企望他像「軾」—古代車前用做乘車人扶手的橫木，即巧為觀瞻，確保安穩，處世圓通。然而，蘇東坡做不了這樣的人。他太有稜角，是非分明，一生仕途多舛，屢遭貶逐，但最為難得的是，無論擔任的職務是高是低，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他都勤政廉政，努力做於國於民都有利益的事情。

直人蘇軾：說真話說實話不怕吃虧

蘇軾從政為官40年，曾經歷過三次大的貶謫生涯，但一直堅持為官以民為本，堅持做人以廉為首，理政以廉為上。他的一生都堅持說真話。

蘇軾剛做官時，朝廷為了慶祝宋軍在北方邊疆取得的勝利，宋仁宗下令，宮中要多懸紅燈。宮中紅燈不夠，負責去民間買燈的官吏們強行要求老百姓減價賣燈，弄得京城內外怨聲載道。蘇軾了解後，在朝堂上當面批評仁宗，說：「戰爭勝利固然可喜可賀，但是慶祝的形式可以是多種多樣。如果像現在這種搞法，就會把好事辦成壞事，失去民心。」仁宗仔細想過後，認為他說的有道理，於是下令禁止低價從民間購買紅燈，在小範圍內搞個慶祝就行了。

在王安石變法之前，蘇軾就向神宗表示反對讓王安石主持大政，認為：「王安石就像戰國時期的李悝、商鞅等人一樣，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著一種僥倖的心理拿國家大事進行賭博。」希望皇帝能注重千百年來形成的風俗習慣，保持固定的政治體系。但是，神宗堅持任用王安石對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進行全面改革。王安石變法受到了以司馬光為首的大批官員反對，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最後，由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佔了上風，司馬光等守舊派被貶出京城。蘇軾通過仔細的調查、研究，發現一些政策脫離實際，在執行中又有惡吏因緣為奸，因而利民之法變成擾民。這會兒又看到王安石等利用手中的權排擠反對者，提出言辭激烈的批評，為此也被外貶。宋神宗死，司馬光等重攬大權，於是廢止新法，要將免役法重新改為差役。而蘇軾深知，差役「法久多弊」，百姓因差役而多破產。已回朝任中書舍人的他，又站起來堅決反對，力主「免役不可改，差役不可復」。於是，守舊派又把他貶逐出朝。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可以說蘇軾具有這樣的精神。

幹員蘇軾：苦幹+創新為民謀利

蘇軾一生雖然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卻始終常懷愛民之心，常謀利民之事。即使是在被貶後，仍然專註於為民辦實事。在徐州，他親自帶領官員防洪、築堤、引洪入黃；在杭州，他疏浚西湖、修築蘇堤，創辦醫院，賑濟災民；在密州，他捕蝗抗災，常山祈雨，收養棄兒，檢斂餓殍；在惠州，他引泉入城，供百姓飲用；此外，各地的東坡井、東坡書院，惠州的東坡孤兒院，海南的東坡醫所……也都是蘇軾為民創下的實績。他在杭州和徐州的作為最為典型。

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和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蘇軾先後兩次來杭，分任杭州通判（相當於知州副職）和知州。杭州氣候濕潤，河流密布，由於貧困和醫藥匱乏，瘟疫頻發。1090年春季，就突發一次疫情，適逢蘇東坡任知州，他吩咐多做稠粥和藥劑，並籌集公款白銀2000兩，又將自己50兩黃金捐出，設立病坊，派出官員和醫生為患者看病。這所名為安樂坊的免費醫院，明顯帶有民助性質，是領先時代的創新舉措。

值得一提的是，安樂坊及其運作模式引起朝廷的極大關注。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朝廷開始在各地設置安濟坊，專為窮人治病。不久，安樂坊也被朝廷改賜名安濟，遂為官辦。

熙寧十年(1077年)，蘇軾任徐州知州後僅三個月，就遇到了一場巨大的水患—黃河決堤，洪水在一月內就先後淹了45個縣，毀壞糧田農舍無數。洪水到達徐州城，因被南面的大山擋住，水位迅速升高，水面已高於城中平地一丈零九寸。徐州城危在旦夕！蘇軾遇險不亂，除安排官吏衙役想法堵好城門外，又親自踏著泥濘小路到武衛營動員士兵。他對卒長說：「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儘力！」卒長聽後也感動地對部下講：「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也！」士兵們義不容辭上城牆護守。而蘇軾本人更是以身作則，吃住都在城牆上的小棚內，不分晝夜指揮加高加厚城牆的工程，將不斷上漲的洪水擋在了城外。

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奮戰，圍城45天的洪水終於回歸黃河故道，徐州城保住了！但蘇軾並未滿足現狀，而是及時擬好奏章上報朝廷，請求撥款修建防洪外牆。次年二月，皇帝不僅下旨表彰他抗洪保城的大功勞，還撥款3萬貫、1800擔糧食和7200名民工，批准在城東南修建防洪外牆。

蘇軾在徐州除了捍水抗旱、勸農耕桑等成就外，還首次成功地開發煤田，這更是他在徐州建樹的名垂千秋的歷史功績。徐州蘊藏豐富煤炭，但歷來無人知曉。蘇軾到任後，派人尋礦，終於在徐州西南五十里的白土鎮發現了儲量豐富的煤田。至今徐州享其利。

達人蘇軾：再苦的日子都能過出滋味

蘇軾一生，始終戒奢崇儉，清廉自持，每到一地，都留下了清廉、勤政、愛民的美名，被當地百姓世代傳頌。他前後共做了40年的官，無論是在陞官，還是遭降職貶官期間，他總是注意節儉，常常精打細算過日子，尤其是在降職貶官時，他也能做到隨遇而安。

元豐三年（1080），蘇軾被貶到黃州擔任團練副使，由於薪俸減少了許多，他窮得一度過著「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後來在朋友的幫助下，在城東弄到一片坡地，蘇軾便開荒種田，以解決全家的吃飯問題。時間一長，蘇軾就像鄉間老農一樣，又黑又瘦。寄情於勞作和詩詞的蘇軾，為這塊地取名「東坡」，自稱「東坡居士」，蘇軾因此又被後人敬稱為「蘇東坡」。

在黃州，為了不亂花一文錢，他還實行計劃開支：先把所有的錢計算出來，然後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錢全部分好後，按份掛在房樑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為全天的生活開支。拿到一小份錢後，他還要仔細權衡，能不買的東西堅決不買，只准剩餘，不準超支。積攢下來的錢，蘇軾把它們存在一個竹筒里，以備意外之需。

生活雖然艱苦，但是蘇軾卻在文學創作中找到了寄託和樂趣。他在黃州先後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等80多篇流傳千古的詩詞散文。在《前赤壁賦》中蘇軾這樣寫道：「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這是何等高尚的道德品格。

紹聖四年（1097），年已62歲的蘇軾被一葉孤舟送到了荒涼之地海南島儋州（今海南儋縣）。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他把儋州當成了自己的第二故鄉，「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在這裡辦學堂，解學風，以致許多人不遠千里，追至儋州，從蘇軾學。在宋代開國後的一百多年裡，海南從沒有人進士及第。但蘇軾北歸不久，這裡的姜唐佐就舉鄉貢。人們一直把蘇軾看作是儋州文化的開拓者、播種人，對他懷有深深的崇敬。在儋州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等等，表達了人們的緬懷之情，連語言都有一種「東坡話」。

廉潔蘇軾：寧舍「得」而求「道」

蘇軾曾在京城做官。一次，他的老鄉帶著厚禮想求他或他的弟弟蘇轍幫忙謀個官職。同鄉之情不便明傷，蘇軾想了想，就講了個寓言，說是有個很窮的人，去掘伯夷的墓。心裡想：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國國君的長子，墓里一定有很多金銀財寶，去掘伯夷的墓定能發個大財。未成想伯夷在墓里說：「我是在首陽山餓死的，除了一把枯骨，別無一物，又豈能如你所願?」盜墓人就說：「那我就去挖你弟弟叔齊的墓。」伯夷接著說道：「連我也不過如此，我弟弟叔齊就更幫不上忙了!」蘇軾的弦外之音是：您的苦衷我知道，但我們兄弟都無法徇私幫您啊！老鄉聽後便知趣地告辭了。蘇軾善用寓言既保全了老鄉的面子，又巧妙地回絕了老鄉的請求，一時傳為佳話。

北宋都城開封，房地產業也很發達。當時開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員往來密集，居住問題突出，一些達官貴人為了撈取利益的最大化，紛紛在開封買地建房廣置產業，除了自家居住之外，多餘部分用來出租。《資治通鑒》披露，不少皇親國戚兼營房產開發，連權高位重的三朝元老夏竦，也投資建造商鋪，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古代的房地產開發與今日不同之處在於一般只出租、不出售。但朝廷專屬的建設機構除外，他們在修建宮殿、城牆之後，就轉型為中央財政「搞創收」，由朝廷劃撥給他們大片地皮，蓋住宅建商鋪，蓋好後賣給或賃給市民。當然，寸土寸金的開封房價自然貴得出奇。

蘇軾在都城也算得上是當了多年「高官」，應該「不差錢」，卻無緣在京城擁有自己的「不動產」，更甭說花園別墅的「豪宅」了。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時，他也沒錢為他購置新房，最後還是借一位好友的房子才把喜事辦了。當然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蘇軾是廉潔自律的「清官」。蘇軾胞弟蘇轍，也是從政多年的「官員作家」，也買不起房，有他的自嘲詩為證：「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

蘇軾始終堅持「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的操守，對貪污非常痛恨。離任杭州時，蘇軾一位摯友送來黃金5兩、白銀150兩作為禮物。盛情難卻，蘇軾就將這筆禮金轉贈安樂坊,用來為貧困人群治病。他曾勸以奢侈聞名、認為奢侈就是「得道」的好友蒲宗孟不要奢侈，並寫信道：「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也。」再比如他脫俗，他做官的態度、做派、方式方法，跟別人完全不一樣，他做官是有原則的。他曾為一名考生的一首詩作序道：求官』的目的在於『得』，否認這點是虛偽的，但『得』與『道』發生矛盾時，不要為了得到高官厚祿就放棄自己所學的道。」

蘇軾之所以生前受到百姓愛戴，死後受到人民紀念，究其原因在於他為官清廉、吏治風清，在於他心懷百姓、務實為民。他懷有強國富民的宏偉抱負，關心民間疾苦，竭盡全力為百姓謀福利、辦實事；他不計榮辱得失，不顧困難壓力，不作空論清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