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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政治

原標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政治



本書由教育部考試中心高考命題處研究員-----劉芃和北師大歷史系教授、新課標組長-----朱漢國主編而成。本書集專家之智慧,將歷史學科的內容梳理鉤要,以使學習者能夠精到地掌握和科學地運用歷史知識。

小編節選其中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士族政治》呈現給大家作教學參考。


本題所揭示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非常突出的社會政治問題,不僅構成了該時期的重要內容,其影響還一直延續到唐代。


(一)「九品中正」制與士族政治的形成


漢代選官以「鄉舉里選」為依據,體現的是尊重鄉里輿論對某位士人德才評判的權威性。但是,輿論評價一旦與仕途沉浮相聯繫,就容易被某些有權勢、有影響的人物或社會集團所控制、所利用。漢末政論家王符等人,對「名實不相符, 求貢不相稱」(《潛夫論·論榮》)的選舉積弊進行了抨擊,自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曹操審時度勢,提出了「惟才是舉」 的用人原則,既是出於亂世求賢的需要,也是對漢代「選舉失實」的刻意糾正。在漢末軍閥混戰的衝擊之下,鄉里組織遭到破壞,士庶大量流動,由鄉里對士人的德才加以評估的傳統做法已經難以延續,然而在人們的心目中,用人「核之鄉間」的傳統,仍是具備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歷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應時而生的原因。


公元220年,繼位魏王不久的曹丕,採納吏部尚書陳群的建議,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從現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舉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 其職責是,對本郡的士人,依據品行才幹,逐一划定等級,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計九品,並將評定結果上報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員時,原則上應該與中正官核定的「鄉品」等級相一致。中正官具備了影響仕途升降的實權,因此 又稱「九品官人法」。到司馬懿執掌魏國大權時,在各州增設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蓋以論人材優劣, 非為世族高卑」(《宋書·恩幸傳》);而且從中正官必須是現任朝官、只負責對本籍貫士人評定等級的規定來看,實在是大有深意的,這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 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 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演變為以「家世」、「閥閱」定高下。


此後,整個兩晉南北朝時 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


士族壟斷仕途,嚴重地阻礙了社會中下層的優秀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從而不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九品中正 制的這一積弊,在西晉建國之後,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論家給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諫之臣劉毅所論最為透 徹,他所說的「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幾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經典名言。他上書晉武帝司馬炎,力主廢除中正之制:「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晉書·劉毅傳》)此外,衛瑾、司馬亮、段灼也曾主張廢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馬炎深知它對於士族利益關 涉極重,為了爭取官僚士大夫集團的擁戴,他不能貿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廢止,遲至隋文帝時期。不久,一種全新的制度——科舉制就出現了。

(二)東晉門閥——士族政治的巔峰


在經歷了內部自相殘殺和胡族的軍事進攻之後,西晉政權滅亡了。作為它的繼承者,倉促立國於江南的東晉 朝廷,無論是政治影響,還是軍事實力,都極為有限,不得不藉助於自中原南遷的士族(即所謂「僑姓」,他們 構成了東晉政權的核心)以及南方士族的聯合支持。晉元帝名義上是最高統治者,竟然對人說「寄人國土,心常懷慚」 (《世說新語·言語》),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不可能出現強有力的皇權統治。為了維持這種「共治」體制的存在, 東晉朝廷必須對士族、特別是他們的代表人物,給以儘可能多的倚重和照顧。以至於使高門士族的首領得以和東晉 皇室在實際上分享統治權力,他們控制了最重要的軍政實權,把皇帝的權力壓縮到有限的範圍之內。這是皇權衰微、 士族得志的時代。在東晉所出現的門閥統治秩序,標誌著士族政治發展到了它的巔峰狀態。


對該問題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呂思勉、陳寅恪、周一良、唐長孺、王仲犖、嚴耕望、田餘慶、 毛漢光、朱大渭等著名學者,都有所論列,特別是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一書,更被學界尊為經典之作。 琅邪王氏對晉元帝的擁戴之功無人可及,其盛極一時也無人可以比擬:據說元帝在即位之時,請王導共坐御床,王導固辭乃止;王導長期任相,秉執朝政;王敦以「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的身份,總領兵權,坐鎮上游。王導、王敦內外相維,|軍國要津盡在掌握之中。故當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的謠諺流傳。後來,當晉元帝要從王敦手中收 回兵權時,跋扈專行的王敦竟然起兵攻破建康,致使元帝憂憤而死。此後王敦公然以武力遙制京城,完全不顧及君臣名分。王敦看到晉明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在重病垂危之時,再一次起兵進逼京城。王敦雖因叛逆而被戮屍,但王導仍 然安居相位,琅邪王氏的地位並未受到明顯衝擊。


這種皇帝和高門士族共掌國政的局面,在東晉延續了相當長的時問 。王導死後 ,穎川庾氏 ( 庾亮 ) 、譙國桓氏 ( 桓溫 ) 、 陳郡謝氏(謝安),又先後控制朝廷中樞。庾亮兄弟以及謝安叔侄,忠心謀國而無個人野心,尚能夠與皇帝、皇室和諧 相處;而在桓溫當政之時,獨斷專行,以至於廢立皇帝,也不再掩飾代晉自立的意圖。簡文帝因不堪忍受權臣逼迫,手 詔桓溫,直言「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晉書·簡文帝紀》)。若非謝安、王坦之等設謀掣肘,桓溫完全可能提早結 束東晉的統治。


東晉士族之盛,除了政治上以高門壟斷朝廷要職、軍事上以士人專兵之外,還表現為在婚姻上實行門閥等級內婚制、 在社會上強調籍貫(即所謂「郡望」)的重要性。後兩者的目的,在於保持和顯示士族門第的高貴。以婚姻關係的締結 而言,士族最講究門第對等,嚴格按照同類相婚的習俗行事。如果士族人物與庶族通婚,就會遭到社會輿論的譏笑。

(三)南北朝時期士族政治的演變


士族政治在南朝和北朝是按照不同的模式發展的。其歸宿也不相同。


南朝的士族政治,是沿著魏晉舊軌,走上盛極而衰的道路。這是由士族和皇權的微妙關係所決定的。南朝的開國 皇帝皆非高門出身,而有軍將的經歷;他們對自恃門第清高而驕人的士族高門,既有隔膜又存防範;立國又出於所謂的「禪 讓」,在易代之際需要士族上層人物為之點綴。這就導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舊現象的反覆出現。士族高門 也 適 應 了 這 種頻繁的改朝換代,只要不影響自己家族「平流進取,坐致公卿」的官場利益,他們不屑於有忠君殉國之念,於是 就有「市朝亟改,寵貴方來,陵闋雖殊,顧眄如一」(《南齊書·王儉傳論》)之說。再加之,他們高標放達,以 躬親吏事為恥,不願意講究治國經世之道,更不屑於統兵打仗,使得他們喪失了亂世之中承擔社稷重任的能力。這就決定了皇帝對士族的根本態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實際上倚重。


作為南朝重要歷史現象的「寒門掌機要」,自然應運而生。出身寒門之士,在門閥政治之下受到壓抑,他們也願意借皇帝之力而謀求仕途發展。於是,他們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任命寒門之士擔任官品不高、機要 性卻很強的職務(如:中書舍人、典簽),讓他們參與各種核心機密,以削弱士族對皇權的控制。寒人的崛起,對士 族政治形成很大衝擊。

更致命的「掃蕩」來自南朝後期的三次兵火劫難:梁朝末年的「侯景之亂」,以建康為中心的僑、吳高門慘遭 滅頂之災;西魏攻佔江陵之後,大批居住於此的荊揚士族被強制北遷;隋軍滅陳又有遷徙南方士族入關中之舉。至此, 作為一個整體的南方士族勢力,基本退出了歷史舞台。蘭陵蕭氏在隋唐還保持著活力,應該算是江南士族的「一 枝獨秀」了。


北朝的士族政治則另有自己的發展道路與特色。陳爽《世家大族與北朝政治》(《學人》第九輯,l996年)一文, 在這一研究領域有後來居上的價值。


北朝政權是以鮮卑族為主體而建立起來的。留居中原未曾南遷的漢族士人,不得不向統治者俯首稱臣,而後參 與到這一統治體制之內。北魏的皇權一直高居於士族之上,士族順序是依據現任官爵高低而定。北朝士族又是由鮮 卑貴族和漢人士族聯合構成,這與孝文帝推行「漢化」政策密切相關。據《魏書·官氏志》記載,太和十九年(公 元495年),孝文帝「定姓族」時規定:鮮卑貴族中的八姓,「著勛當世,位盡王公」,應當與漢人士族高門「四姓」 擁有對等地位、享受同等優待。由此可見,北魏士族高門的地位,完全由朝廷所規定,這與南朝士族地位出於先族文化傳統,因而有獨立於皇權之外的依憑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北朝的士族,只是朝廷的附庸,不表現為對皇權 的制約與抗衡。


北朝士族有強烈的從政願望和能力。他們的首領人物,不崇尚清談而是廣泛地參與實際政務,從而表現出傑出的軍 政才幹,保證了他們在政治中樞的地位無法被取代。崔浩、李沖、李安世等高門士族,是他們所處時代最優秀的政治家, 為國家的穩定和發展,貢獻了聰明才智,特別是北朝士族決不鄙夷武事,他們樂於在統兵作戰的過程中建功立業。范陽 盧氏、渤海高氏、河問邢氏這些北朝高門,都是累代名將紛出。北朝士族不乏將才,在戰火紛擾之時,有效地保證了他 們的利益和地位。北朝士族的「雄武」之氣未曾衰減,與南朝士族的文弱脂粉氣質決不相類。


北朝士族有明顯的開放性與「務實」精神。當政者和士族主流大多不熱中於「區別士庶」(北魏前期崔浩當政、孝文 帝改制時曾經強調過「士庶分途」,結果都招致了不滿和批評),新興的權貴和地方豪強,可以通過偽托、假冒而搖身一 變成為士族。冒認門第在北朝是常見現象,並且得到了社會輿論的默許和寬容,特別是北魏分裂之後更是如此。這種風 尚,打破了士族血緣的「純潔」(其實,由於北魏強制推行「胡漢通婚」,中原士族高門的血統已經無法保持純潔了), 但從政治利益來考察,它卻有效地擴大了士族的勢力。當政者不主張士族門閥化,而主張向社會吸納人才、開放仕途, 選官用人更多注重「吏干」,而不以門第高低為取捨。這對於改善官僚隊伍素質、保持國家機構的政治活力,無疑是大有 益處的。


因此,北朝的士族,與當政者達成了良性互動,在亂世之中保持和發展了自己的勢力。隋唐之世的士族,基本上是 對北朝士族的延續。


小編:大魚(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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