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評土耳其凱末爾改革（下）

上周的文章中，作者回顧了凱末爾改革的過程和內容；下篇中作者探討了二者對當下的影響和作者對未來的展望。

四、斬草易，除根難

2015年1月19日，伊斯坦布爾數千名示威者遊行，紀念土耳其亞美尼亞裔記者赫蘭特·丁克逝世八周年。

圖片來源：財新網

任何文化上的改革都對會社會帶來極大的衝擊。在傳統文化根深蒂固的土耳其和中國，這些衝擊更是給改革後的國家造成了潛在的巨大社會問題：無論是當下土耳其社會中的宗教與民族矛盾，還是現代中國社會中的文化道德缺失，亦或是如今世界中極端主義的泛濫，都可以追溯到八十多年前的這些改革舉措。

凱末爾廢除國內伊斯蘭各教團的合法地位導致了宗教教育缺位，其直接的後果便是國民宗教認知的嚴重膚淺化和碎片化，令許多普通民眾更容易被「簡潔易懂」的極端主義思想所影響，為當代社會帶來了許多不穩定因素。

土耳其的許多伊斯蘭教團都歷史悠久，14世紀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就在遊記中將當時在小亞細亞半島上各城市裡的「蘇菲兄弟會」描述為「一個熱情好客的苦行僧式穆斯林傳教士組織」。「蘇菲兄弟會」後來不僅逐漸成為了帝國里重要的宗教和文化組織，而且和其它如梅弗拉維教團、拜克塔什教團等類似的伊斯蘭教團一道承擔了幾乎所有民間宗教及文化教育的責任。

但1925年的凱末爾宗教改革法案宣布廢除了教團的所有權利，禁止其開辦學校、進行傳教和社會慈善活動等。於是這些在社會土壤中根深蒂固的教派組織便轉入地下，資金來源和合法性得不到保障，影響力大不如前。雖然當代教育家居倫近三十年來在土耳其民間廣辦學府，但其個人之力終究形單影隻，與帝國時期眾多民間教團對社會滲入式的影響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教團影響力的缺失和凱末爾建立的民族主義世俗化教育系統一道，造就了一批缺少了傳統伊斯蘭文化教育的土耳其穆斯林。

由於這些「被世俗化」的穆斯林既未接受對伊斯蘭宗教和文化知識架構的系統化學習，又無法獨自研習由奧斯曼語寫就的傳統經典，他們對伊斯蘭教義和社會認知便缺乏了成熟的了解，因此更容易被膚淺易懂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極端宗教主義所利用。這便滋生了土耳其當下社會中的宗教極端化，民族仇視等不穩定的因素。

著名亞美尼亞裔土耳其作家及記者赫蘭特·丁克在2007年被極端民族主義者在光天化日之下仇殺便是一個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因為類似的原因，缺失了傳統教育並被凱末爾世俗化教育系統排除在外的庫爾德人也逐漸變得極端化，使得土庫兩個民族之間的仇視與衝突不斷、和解的道路日趨艱辛，為土耳其的社會穩定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1922年，奧斯曼帝國末代蘇丹穆罕默德六世離開土耳其

圖片來源：wikiwand.com

凱末爾改革在將各伊斯蘭教團打入地下的同時也廢除了奧斯曼帝國所繼承的「哈里發國」的地位，而這也成為了當今穆斯林世界「群龍無首」、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得以大行其道的一個間接原因。作為伊斯蘭世界中所有穆斯林的領袖，「哈里發」曾被歷代奧斯曼君王所擔任。奧斯曼帝國和王室的官方法律系統是以遜尼伊斯蘭教里的哈乃斐學派為基礎，屬於溫和派，因此奧斯曼帝國的法官在審慎時嚴格限制了伊斯蘭「聖訓」（sharia）的引用，重視類比和實際，並不拘泥於古蘭經句法教條的字面含義。

由於歷代的奧斯曼君王都兼任了穆斯林世界的精神領袖，這便限制了以古蘭經字面含義為教義的「原教旨」式極端宗教主義在信徒中的影響力。然而在凱末爾廢除了「哈里發國」之後， 沒有一個實體或者人能夠代表穆斯林世界，以至於遜尼穆斯林世界再也未能在精神上以溫和派的教義再次統一。

更令人可悲的是，在中東亂局中壯大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趁這一精神權力真空宣布自身就是「哈里發國」的繼承人。這不僅未能在伊斯蘭世界中傳播哈乃斐式的溫和派教義，而且令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更容易受到原教旨主義的滲透，為伊斯蘭世界的未來蒙上了一層陰影。所以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凱末爾世俗化改革的諸多權宜之計不僅直接導致了國民宗教認知的碎片化和膚淺化，造成了國內曠日持久的社會矛盾，而且間接助長了當今世界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的蔓延，為國際社會的動蕩埋下了禍根。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雖然並未給當下的中國帶來宗教和社會穩定層面的問題，但是其強大的影響力助推了1960年代傳統價值系統劇烈解體，間接導致了今日中國社會「道德荒原」和「價值荒原」的現狀。余英時先生在《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中談到，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近一百三十年見證了中國傳統的社會系統和價值體系由外及內地逐漸解體。從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近十年則見證了知識精英們「由反思傳統到批判傳統」的重要轉變。但新文化運動終究是一個文化人的運動：由於知識分子不能強迫民間社會都接受「反儒家」的立場，其對民間社會的真實影響力實屬有限。

「萬世師表」的匾額被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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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1949年後的新中國，政治介入了社會價值的轉變過程。魯迅等新文化運動中激進派知識人的思想和作品在官方意志的推動下被廣為弘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對魯迅給予了極高的評價：「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他將魯迅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並將其「反儒家」的思想作為了日後「文化大革命」中「破四舊」運動的理論基礎。於是儒家價值變成了「封建遺毒」，和其所代表的傳統民間社會一道被系統性地全面摧毀。從那時起，民間社會的缺位導致了傳統價值和道德系統的缺位，並在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今日於社會的各個方面被日益暴露了出來：無論是官商勾結、貪污腐敗，還是學術界里抄襲作假、百姓食品安全的巨大隱患，都與儒家傳統文化中「恭，寬，信，敏，惠」的教誨背道而馳。

當下社會道德和價值缺失雖然不是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產物，但與新文化運動中的諸多改革倡議有著間接的因果關係：在新文化運動中，由知識人發起的文化改革成為了新中國前三十年掃除傳統文化運動的理論基礎，從思想上給予了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大的權威，間接導致了當下許多國人傳統文化與道德的缺失；新文化運動中的語言改革被新中國的教育系統所採納，棄文言用白話，使今日國人了解傳統文化的渠道變窄，令當下國家所倡導的傳統文化再生與傳播的過程更為艱巨。

五、應對當下，展望未來

毋庸置疑，胡適所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和凱末爾引領的文化改革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全新的面貌，推動了民族愛國主義的發展，對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百廢待興的中國和土耳其來說無疑是一針強心劑。對於胡適和凱末爾而言，改革的成功是救國興國的第一步：新文化運動中誕生的一批領袖成為了日後二戰中各黨派的中流砥柱，帶領中國走向了獨立；凱末爾改革中誕生的一批民族資本家成為了日后土耳其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提高了二戰后土耳其的國家經濟實力，帶領國家融入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經濟全球化的浪潮。

埃爾多安（左）和居倫（右）在九十年代曾是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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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新文化運動和凱末爾改革都給各自的社會帶來了持久的「後遺症」。凱末爾改革造成了土耳其當代民間社會的宗教教育缺位，為極端主義勢力的蔓延鋪設了土壤；新文化運動造成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文化缺失，促成了滲入社會內核的價值道德荒原的存在。與凱末爾身兼改革理念的創造者和踐行者不同，新文化運動僅僅是由知識人引領的文化運動，其深遠的社會影響乃是政治直接進入價值轉化過程的產物。

但相同的是，凱末爾改革與新文化運動都是當代精英們以「反傳統」為主題的文化救國運動，反映了這兩個古老文明在被迫邁出的現代化路途中的坎坷與艱辛。

作為曾經強大的帝國，中國和奧斯曼土耳其在過去的千百年里給世界帶來了燦爛無比的偉大文明。作為各自社會傳統的標杆，伊斯蘭教和儒教分別象徵著奧斯曼土耳其和中華文明世代累積的社會遺產：伊斯蘭教和儒教不僅促進了民間社會與傳統教育的蓬勃發展，而且形成了各自文明根深蒂固的傳統道德與價值觀。然而由於內部與外界的各種原因，奧斯曼帝國和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末時逐漸失去了當初世界帝國的影響力，成為了列強眼中的「西亞病夫」與「東亞病夫」。在世界局勢的作用下，兩國的文化傳統在十九世紀末的世界現代化潮流中成為了許多時代精英們眼中國家落後的根源。

近百年後的今日，土耳其和中國的國際地位較二十世紀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土耳其的經濟騰飛使其國際話語權日漸提高，伊斯坦布爾也已重新成為了歐亞經貿的重要中轉站。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矚目，「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的啟動使中國離當年的盛世又更進了一步。但是在近百年後的今日，這兩個國家依舊被當年對傳統斬草除根式的文化改革所造成的「後遺症」所困擾：土耳其飽受政局動蕩和國內外極端勢力的侵襲，中國也在傳統價值的荒原上不斷地尋找出路。因此，對土耳其和中國來說，文化的再生與復興這一議題在當代就顯得尤為重要。

文化的復興來源於文化內在強大的再生力。著名人類學家阿弗烈·克羅伯(Alfred Kroeber)曾經將文化比作一個超有機體(the superorganic)，認為文化與人的關係就如同一個生命體和它的非有機成分一樣，有著無限的重塑性和再生力：樹枯萎了會凋零，但形成樹的無數氫、氧、 碳元素的原子會在同一片土壤上重新組合形成新的生命體，如此不斷延續。

文化也是一樣：在小亞細亞半島的同一片土地上，拜占庭文明吸取了古希臘文明的精華而生長，突厥文明又與拜占庭文明融合，誕生了嶄新的奧斯曼文明。如此看來，文化的再生超越了帝國的戰亂與興衰，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生命體。

就像生命體再生的前提是合適的土壤一樣，文化再生的前提便是適合其生長的社會環境：只要給予其充分的時間和良好的社會環境，一種歷經了與外來文化和本土經歷融合後的再生文化終將回歸於民間社會，在支持其生長的社會土壤中生根發芽。只要在位者和輔政者能從自身做起、修己治人，締造一個支持傳統文化生根繁衍的社會環境，當年文化改革所造成的缺位必將被文化強大的再生力所逐漸修復，文化復興的道路亦會指日可待。

當下的土耳其，政治風波愈演愈烈，總統埃爾多安在政變餘波中對全國的教育機構進行了空前的人事變動。雖然埃爾多安承諾在國內復興伊斯蘭傳統，但是土耳其各界對他的做法褒貶不一，分析人士也很難為他改革的內容、可持續性、和成效得出結論。在政局不確定、國家安全局勢每況愈下的今日，土耳其今後文化的發展有著諸多未知因素。

如今的中國，由於傳統文化的復興有著當權者和輔政者的支持，文化再生的土壤逐漸被鋪墊施肥：書店裡關於傳統文化的書籍逐漸豐富，購買借閱此類書籍的人數逐年提高，學校課本中對經典的引用也不斷增多。在這個有益的大環境下，只要民間社會繼續努力加深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教育，相信未來中國定能在傳統文化、本土經歷、和外來文明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形成嶄新的文化生命體。套用《史記》里漢武帝的一句話：

「文化復興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

今日主筆 王達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