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電台為何在周總理逝世時還播放歌曲？

1976年1月，在周總理的治喪活動中，「四人幫」竭力壓制和降低治喪報道規格。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關於周總理治喪活動的報道經歷了艱難曲折，是在一種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頂著種種壓力走過來的。這是中央電台歷史的重要一頁。

宣傳安排

群眾紀念活動不播出

1976年1月8日晚，我在廣播劇場看電影。大約在7點10分左右，中央電台政治處的高聚成氣喘吁吁地找到我，低聲而急促地說：「有急事，要你馬上回辦公室!周總理去世了!」我的心猛地緊縮。

當晚，中央廣播事業局局長鄧崗到治喪委員會開會去了。對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逝世治喪活動的宣傳報道是有一定規格的，依其職位和貢獻大小而有所區別。周總理治喪活動的宣傳安排如何呢？我們急切想知道中央的宣傳安排。

鄧崗開會回來說，根據中央的精神，整個治喪活動的宣傳規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訃告可以比他們的「多播一些」。接著，是一連串的「不」：所有活動的新聞報道一律由新華社統一發稿，各單位不得自行發稿；文藝節目不能停播，可以少一些，只是在1月15日開追悼會那天停止播出文藝節目；不採訪、不組織、不播出群眾性的紀念活動和紀念文章；各機關、單位、工廠、學校等，一概不許設靈堂、開追悼會，不許佩戴黑紗、白花，不許上街、去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等等。

聽了這種安排，大家迷惑不解，為什麼規格如此低？禁令如此多？

群情激憤

總理準備火化時播歌曲

1月8日夜10時，中央電台接到正式定稿的「訃告」，便立即組織錄音，由播音員方明播音。9日凌晨2點局領導審聽後，又重新錄音，原因是基調低沉、悲痛，未能體現中央「化悲痛為力量」的精神，要提高播音基調。後來，方明激憤地說：「你們不悲痛，還不讓我們悲痛嗎？你們那個化悲痛為力量的支點我找不著!」

9日晨4點12分，中央電台向全國、全世界首次播出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關於周恩來總理逝世的訃告，播出了哀樂和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名單。播出後，有些聽眾打來電話，他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懷疑是不是錯覺。

按照治喪規定，周總理逝世的訃告只允許播一輪（也就是一天），不讓播弔唁活動，不讓播紀念文章，除了摘播外國領導人的唁電以外，國內黨政軍、群眾團體和人民群眾的悼念活動，一概不允許報道，以至出現了在播完訃告之後再無治喪消息可播的「怪現象」，直到3天之後的1月12日凌晨1點才播出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消息。

另外按照有關規定，治喪期間文藝節目不能停。這是在摧殘全國人民的感情！中央電台經多次提出停播文藝節目無效之後，自行決定在9日、10日、11日不安排文藝節目播出。到11日下午，上級領導在「四人幫」的壓力下直接出馬選定和審定文藝節目，並從下午開始編排播出了三組歌曲。這一天正是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日子，有一組歌曲的播出正是在送周總理遺體的靈車到達八寶山準備火化的時間，聽眾紛紛來信提出強烈抗議!

受誰指使

十里長街送總理隻字未提

11日，十里長街兩旁從中午起就已站滿了迎送總理的群眾。下午4點多鐘，當靈車來到時，人們泣不成聲。12日凌晨1點鐘，中央電台播出了新華社記者寫的向周總理遺體告別的統發稿，隻字未提十里長街送總理的感人情景。聽眾來電話強烈質問電台：「你們眼睛瞎了，為什麼不寫群眾送總理?!」不，不是記者沒有寫，而是姚文元把這部分內容統統勾銷了。對群眾的質問如何回答？姚文元編造了一套 「統一的口徑」，要各新聞單位統一答覆：「我們同你們一樣悲痛，相信我們會按照中央的精神化悲痛為力量，把工作做好。」

在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時，一封聽眾的來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最後一點意見，是我終生難忘的不可饒恕的一件事。即去年1月11日，正當周總理的靈車到達八寶山時，為什麼電台突然播放歌曲和音樂？當時我不相信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我還以為是敵台呢!這一件事，請你們一定要查清，是受誰的指使？為什麼不加以抵制呢？

是啊，是受誰指使，為什麼不加以抵制呢？當時「四人幫」盜用中央的名義，死死地控制新聞輿論工具，他們動不動就是「黨中央的決定 」，「是經過毛主席批准的」，作為黨的喉舌的國家電台怎能不聽從？周總理的治喪活動和報道安排，從一開始姚文元就強調是「經毛主席、黨中央批准的」。可我們怎知其中的真情？

事過多年後我們才知道，周總理治喪活動具體的宣傳報道是由「四人幫」控制、由姚文元掌握和安排的。「四人幫」企圖利用手中控制的宣傳輿論工具，竭力降低、縮小周總理的影響，以達到他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