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的電影為什麼只對當代台北感興趣？其實是因為

文 | 黃文傑

1981年，張艾嘉與台灣電視公司合作，擬邀請十一位導演，將短篇小說集《十一個女人》拍成電視劇集，楊德昌應邀執導了荻宜原著的《浮萍》，「描寫鄉村女孩嚮往明星夢而在大都市浪擲青春」。

楊德昌正在指導《浮萍》部分

該片起用的演員如柯素雲、左鳴翔、石安妮，後來也在楊德昌的作品《指望》、《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一一》中一再出現。

該系列劇集其他導演的作品都是一集九十分鐘，唯有楊德昌執導的《浮萍》嚴重超長，「拍了一百五十分鐘」，不得已分成上下集播出。楊德昌作為導演的首次出手，就展示了他不肯向規制妥協、堅持自我的性情。

《浮萍》播出後，「反應還不錯」，很多人找楊德昌拍電影。其時「中央電影公司」投拍多部大製作政宣片血本無歸，遂決意改革，扶植新人，籌拍《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因拍攝《浮萍》表現突出而獲邀加盟。

《光陰的故事》（1982）

《光陰的故事》共分四段，分別講述孩提(小學)、少女/年(中學)、大學、成年四個人生階段的故事，楊德昌執導了第二段《指望》。

該片其他段落都是男性做主角，楊德昌卻發現該片的結構跟「浪漫時期的交響樂很像，四段故事分別是起、承、轉、合」，他覺得《指望》作為「承」的段落用女生做主角「比較能調和一下」，於是主角由王啟光變成了石安妮。楊德昌不拘一格的靈活創作思維可見一斑。

但是該片開機第一天，「中影」指派的老派攝影師就「擺架子」，不肯服從楊德昌的指令，「拍每個鏡頭都要經過一番鬥爭」，雙方「鬧翻了」，楊德昌「差一點要去揍他」。

這是《光陰的故事》流傳至今影迷耳熟能詳的一個段子，也是楊德昌敢於挑戰權威不肯低頭讓步的經典故事。《光陰的故事》上映後票房大賣，給了「中影」信心繼續投拍新導演作品，該片由此成為台灣新電影的開山之作。

拍完《光陰的故事》後，因為跟「香港電影圈很熟」，楊德昌「很自然地去香港」，談電影《陰陽錯》的合作。他負責編劇，後因與高志森意見不合而被「幹掉」，「搞了六個月」無功而返。

回到台灣後，楊德昌約了「中影」的小野、吳念真和陶德辰去他家，他講了幾個故事，結果小野等三人一致贊成開拍《海灘的一天》。但楊德昌再一次向陳腐體制和陳規陋習發起挑戰，堅決不用「中影」的攝影師，非要杜可風，這與「中影」的規定相違背，「連明總經理也不敢貿然支持這樣做」。

此時張艾嘉再度登場，她作為香港新藝城公司台灣分公司的負責人出面，答應成為該片的合作夥伴和擔任女主角，於是「在歡聲雷動中解決了攝影師可以用杜可風的問題」。

《海灘的一天》（1983）

《海灘的一天》構想源自楊德昌回台後一對好友夫妻的離異，此事給他帶來巨大震撼，他覺得「他們的婚姻在這環境中是必然的」，影片的敘事也基本貫徹了現代都市環境拆散愛侶這一認知。

該片由吳念真和楊德昌共同編劇，據吳念真回憶，當時「中影」為了能趕當年的金馬獎，逼著他們在十天內交齣劇本，他跟楊德昌只好「窩」在墾丁的一個小招待所里討論、寫作，終於如期完成初稿。

該片剪完長達兩小時四十六分鐘，這嚴重超出了一般影片和影院所能承受的片長，但楊德昌再次挑戰世俗常規，「堅持就是這個長度，一秒都不能剪」。

「中影」總經理明驥頭疼不已，只好「親自出馬將所有戲院經理找來溝通」，「說過去觀眾抱怨電影偷工減料太短，這次我們好好回饋觀眾，讓觀眾一次看個夠」，結果這部片上映後「叫好又叫座」，證明楊德昌當初的堅持是不無道理的。

拍完《海灘的一天》，楊德昌本想找林青霞合作《炎夏之都》，但林青霞因故「不能參加」，這個計劃遂告流產。楊德昌又認為，《海灘的一天》上映後輿論產生了一些「誤會」，「譬如說，演員比較好，或攝影師比較好」，「變成刻意去美化那個環境的條件，反而忽略掉電影圈很多毛病」，因而有意在困難的環境下拍攝一部電影，相信「不管對電影環境也好，對新一代的電影愛好者也好，有個正面的影響」。

《青梅竹馬》就是這種創作初衷的產物，這是楊德昌「在一個很局限的創作環境里」給自己製造的一個難題，是「對自己的一個挑戰」。所以《青梅竹馬》不要「公認的明星、演員」，而起用侯孝賢、蔡琴擔任男、女主角，攝影和燈光等技術班底也不用成名大牌，而是「完全還沒被肯定」的楊渭漢和王志康。

該片所講的「就是台北的故事」，通過在性格、價值觀、生活方式上嚴重分化的男、女主角的日漸分離，來講述「台北新和舊的汰換」。

《青梅竹馬》（1985）

楊德昌的回憶有一點值得注意，他講到，「這個戲一定是時裝，時間一定是現代」，「還有絕對不能離開台北，因為沒有那麼多經費去很遠的地方出外景」。

許多人注意到楊德昌的敘事地域始終未曾離開台北，以為這是楊德昌刻意選擇的結果，其實不然，這句話點明了原因，那就是因為製作成本、客觀條件的限制，註定了楊德昌通常只能選擇當代台北。

這就是說，楊德昌不是非拍當代台北不可，其實他有很多創作計劃跟台北無關，比如他曾想改編張愛玲的小說《色，戒》為《暗殺》，他甚至想請羅伯特·德尼羅拍攝《熱蘭遮城》，「講述荷蘭人在台灣的那個時代」，未完成的動畫遺作《追風》也把背景放在了古代中國，這幾個題材就都與當代台北毫無關係。

《青梅竹馬》（1985）

《青梅竹馬》由該片主演侯孝賢、作家朱天文與楊德昌本人共同編劇，由侯孝賢的萬年青電影公司出資拍攝，結果票房慘敗，上映四天即被影院撤片。《青梅竹馬》的票房失利導致楊德昌找民間投資不順，小野「又找他回到他並不喜歡的中影拍片」，兩人合作編劇，拍成了《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1986）

《恐》片的靈感來自楊德昌在陳映真辦的《人間》雜誌上看到的一張混血兒照片，楊德昌認為這女孩的出身背景「很能反映台灣當年被美軍佔領的處境」。

這女孩告訴他，她曾被母親關在家裡，無聊時會亂給人打電話，楊德昌「想到一件隨機的、不想管的行動……可能造成一個嚴重的悲劇」，由此構思了整個故事。在《恐怖分子》的營銷上，小野絞盡腦汁，將明驥在金馬獎上宣布該片獲得最佳影片獎的片段與大量動作畫面組合在一起，剪成一支三十秒的預告片，「因此騙到很多人」，並為該片帶來一千兩百萬票房。

雖然如此，楊德昌還是跟小野大吵了一架，「他不同意，認為這是欺騙觀眾，會與觀眾的期待有所落差」。這件事再度證明了楊德昌不通世故、不懂變通的耿直性格。

《恐怖分子》（1986）

《恐怖分子》票房不俗，小野說這代表他和楊德昌「終於又衝過難關」。當年11月6日，楊德昌在位於台北市濟南路二段69號的「日式房子」里舉行生日宴會，與會者情緒激昂，決定共同發表《台灣新電影宣言》。

該宣言由詹宏志起草，五十三名港台電影與文化界人士聯合簽名，於1987年年初陸續刊登於台灣《中國時報》、《文星月刊》與香港《電影雙周刊》等報刊。這份「在搖滾音樂與古典歌曲之間，在乾杯吆喝聲中」誕生的宣言，「說明」了對政策單位、大眾傳播、評論體系的「懷疑」、「期望」、「呼籲」及新電影工作者的「決心」。

楊德昌

《台灣新電影宣言》的發表，原本是將新電影作為一個整體，為爭取更好的創作環境和輿論環境共同發聲，孰料宣言發表後新電影處境更趨艱難，創作群體日漸分崩離析，一般認為，這標誌著台灣新電影運動的結束。

楊德昌便宣稱這是「終結的開始」，「終結」的意思是指「一度成為80年代初期標誌的群體激情，和期望通過電影促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幸福的一種夢想的破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