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秘寫作消失後的政治哲學

隱秘寫作消失後的政治哲學

評利奧·施特勞斯的

《關於馬基雅維里的思考》

馮克利

一部經典被後人解讀，其成就競能超過那部經典本身，這樣的事例可謂少之又少。利奧?施特勞斯對馬基雅維里的解讀，便是這種努力之一，他是否能夠打破這一常規，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文本詮釋的功夫，他在緊扣文本脈絡方面表現出的深度和想像力，以及他對作者未明言的意圖和心理動機的揣測能力，的確令人嘆服。

在閱讀施特勞斯筆下的馬基雅維里之前，我們必須預先有一些心理上的準備，因為從很多方面看，他同他所解讀的對象之間差別實在太大了。馬基雅維里是個淺白明晰的作家，他的文風簡練暢達，直來直去，從不故作深奧，而施特勞斯則素以隱秘寫作著稱於世;馬基雅維里在其著作中總是開門見山，坦言他是以傳授「技藝』』為己任，施特勞斯則把生活諸領域的技術化(或科學化)視為現代性危機的根源;馬基雅維里在說明某個道理時，總是以歷史中實際發生的事情為依據，施特勞斯則把現象的哲學理解作為認識現象的前提。用其好友克萊因(Jacob Klein)的說法，他是個畢生把上帝與國家放在一起思考的人。可以說，在幾乎所有重要的方面，他們都是兩個思想風格截然不同的政治學家。一個有著神學取向的政治哲學家，卻花費大量精力去解讀一個最缺少或最不屑於神學精神的政治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他這本著作是頗不尋常的。

如果不了解以上這些差別，我們便無法沿著他寫作時遵從的那種獨特的「文本闡釋」路徑，進入他的話語世界，甚至完全不明白他要說些什麼。這種文本闡釋的技巧，是施特勞斯一個最突出的特點。他在進行這種詮釋時，似乎堅定不移地抱有一種想法：他必須先與文本作者進行私下交流，使自己搞清楚一些問題，然後他才有可能給讀者一個可靠的交待。對手那些沒有耐心的讀者，其敘述中經常表現出的瑣細無聊、食古不化，也可能讓人不堪受用。這種密談式的寫作，首先從形式上鮮明地反映在他的謀篇布局上。全書洋洋三十餘萬言，卻僅僅列為四章，中間不分節，常常令人無從把握他要談論什麼主題。在這一點上，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與馬基雅維里的顯著的差別。《君主論》、《李維史論》和《兵法》皆是章節短小精悍、標題鮮明之作，最長的一章(《李維史論》卷二第6章「論陰謀」)也不過六千餘言。施特勞斯這種滔滔不絕的敘述方式，固然會給讀者帶來極大的不便，然而對於他本人卻有個莫大的好處：他不必讓條分縷析的主題套住自己，可以無拘無束地從一個話題跳到另一個話題、從文本的分析轉向實質的發掘，暢遊於同文獻的對話之中。其次，施特勞斯一貫主張，哲人的寫作「需要一種特定的寫作藝術，即隱諱的寫作「(Leo Strauss，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9]x)。哲學家為了不去驚擾世人，只能局限於在同行之間傳遞其驚人的智慧，因此必須運用這種策略性的偽裝手法。在這本書里，他也借馬基雅維里之口，重複了自己的這一看法：「有的時候，我從來不把我的信念說出來，我也從來不相信我所說的話;如果有時候我意識到我說了真話，那麼我就把它隱蔽在大量的假話之中，使它很難被發現。」(第39頁)這種不說破謎底的隱忍，是哲人對於柏拉圖筆下的洞穴人所必須承擔的責任。由於他採取了這樣一種寫作風格，即使對於那些表面上一目了然的謬論，我們也必須小心看待，因為我們不知道那是他故意設下的陷阱，還是真正出於疏忽大意;我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相同的話題，對不同的人，說不同的話，而且在有些情況下，會對相同的人，在他們理解領悟的不同階段，說不同的話。」(第45頁)

從文本的內在要素看，施特勞斯為了獲得一種與《君主論》和《李維史論》作者密談的感覺，幾乎完全不理會後人的研究文獻。與其說這是為了避開馬基雅維里在其身後500年里引起的種種複雜繁難的問題，不如把它理解為他根本不把後人的研究放在眼裡。他認為，自從法國大革命以後，在政治思想的領域裡發生的根本性急劇變化，對我們閱讀早期思想家時採取的視野造成了嚴重的侵害，使我們在闡述古典思想家時往往犯下錯誤，看不到19世紀和20世紀的視野所具有的狹隘性質，「這種狹隘視野，不可避免地總在佯裝偽飾，彷彿它比此前任何時代的視野都更為廣闊。」(第366頁)施特勞斯這種厚古薄今的觀點，雖然與我們的常識判斷完全相反，卻是理解他的思想的關鍵。

與這種無視現代研究文獻的做法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對於馬基雅維里著作的細枝末節，卻極盡洞察人微之能事。這首先是因為，不管他對馬基雅維里的觀點持何種態度，他對其智力上的「晶第」有著極高的評價。他承認，在閱讀馬基雅維里的著作時，我們對於他所使用的那些技術性概念，經常不知道其究竟是在精雕細刻還是漫不經心，然而他更樂於推測，「我們與其認為他也具有常人的弱點而掉以輕心，等閑視之，毋寧相信他始終是字斟句酌，一絲不苟。如果我們考慮到馬基雅維里與像我們自己這樣的人之間在晶第方面的距離，那麼，從這個信念所推導出來的閱讀規則，就可能是我們所無力實施、無以企及的。……儘管如此，它依然是一個好的規則，因為將它銘記在心，會使我們保持清醒，保持卑恭溫和的態度，或者會幫助我們滋養一種適度的脾性，一種既勇敢無畏，又謙遜審慎的習慣。」(第55頁)換言之，對於馬基雅維里著作中隨處可見的隨意性和自相矛盾，他寧願相信那只是用來掩蓋一種「文本陰謀」的障眼法而已。「即使他確實將他的學說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了，他也只是分階段、逐步地這樣做。」(第49頁)所以，要想真正把握馬基雅維里的思想，就必須先去「窺探馬基雅維里的構思規劃」(第136頁)。

這種窺探的成果之一，便是與《李維史論》和《君主論》中給人留下的論說理路支離破碎的印象相反，他從中看到了一個清晰的「序列」。在他看來，馬基雅維里刻意要用化整為零的方式，把他最崇高的論題暗中隱匿起來，不去「遵循它們之間固有的內在序列安排，而是去遵循它們的相應部分在李維的著作中所形成的那種純粹偶然任意的序列安排。」(第151頁)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和細緻，就可以發現它是一個「完美無瑕的鴻篇巨製」，在每個方面都遵循著「我們可以稱之為語言寫作必然性的那些純粹的、鐵的規則」，「它沒有任何輕率潦草，任何一個字都不是任意隨便使用的，而是處在理念的駕輕就熟、遊刃有餘的制約之下。」(第176頁)譬如，他分析出「塔西陀序列」也許是一廂情願的臆造，但他從這種分析得出的折衷主義卻意義重大，它涉及到一個馬基雅維里促使我們面對的重要問題：與世人所謂的道德全然不同的「德行」在人類的政治和軍事決斷行為中的重要作用。(第243—244頁)馬基雅維里對「軍事」和「政治」不加區分，所以我們在讀他的《李維史論》時，常常分不清它是一本軍事著作還是政治學著作。他似乎認為，適用于軍事的行動原則，也適用於政治。這裡包含一個潛在的預設，政治和戰爭一樣，是一種充滿危難與緊急狀態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說，霍布斯雖然在很多方面與馬基雅維里有相似之處，但在這一點上他比馬基雅維里要高明得多，他明確地告訴我們，公民之所以接吾「政治主權」，是因為它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對戰爭狀態的馴化，所以政治是一種明確地不同於戰爭的現象。然而施特勞斯卻接受了馬基雅維里的預設，在他對馬基雅維里的闡釋中，也不對「將領的行為」和「君主或共和國的行為」加以必要的區分。他在這裡的潛台詞是，政治就像戰爭一樣，是一項需要做出生死抉擇的事業。

故而我們不必奇怪，施特勞斯明確宣布，他這本書是寫給那些已經做出充分準備的讀者看的。我們之所以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是因為我們所遇到各種的提示「拒不接受直言不諱的闡發」。他希望讀者明白一個真理：業已逝去的時代的偉人，或與未來的時代不盡合拍的偉人，比我們這些「視野狹隘的現代人」所能夠輕易相信的要多。他用反維特根斯坦的口氣說，智者知道「不應該用語言講出來的話，是不可能用語言講出來的」;馬基雅維里和浮士德一樣，屬於「對於世界、對於人們的心腸和思想有所理解洞察的少數人」，而不是「那些不知諱莫如深，三緘其口」的笨伯，他們「愚不可及，向粗陋的俗人和盤托出、直抒胸臆的少數人」，只能「落得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燒死的結局」(第267頁)。

因此我們看到，施特勞斯為自己所設定的主要任務，便是對馬基雅維里那些潛藏於字裡行間未明言的義蘊，進行一種探幽發微式的曲折解說。他不斷發出一些出人預料的詢問，然後代替馬基雅維里做出回答;他經常為自己設置一個脫離文本的問題，然後揣摩出一個他認為合理的答案。他對於現代論者經常討論的一些馬基雅維里話題，採取一種表面上無動於衷的冷漠;他雖然十分關注馬基雅維里那些驚世駭俗的言論，但並不特彆強調對它做出實質性價值判斷的必要性。對於馬基雅維里的一些論題，例如德行與宗教，他極為重視，而對於另一些論題，譬如馬基雅維里在《李維史論》中著墨甚多的自由和腐敗的關係，則有意無意地予以忽略。此外，很多政治思想史家皆斷定，馬基雅維里的「新君主」這個概念，在現代政治學說的發展史上起著樞紐作用：從理論上說，它是現代政治思維與中世紀神學政治學決裂的標誌;在現實的政治世界裡，這個「新君主」則預示著現代民族國家締造者的崛起。但是施特勞斯並不專註於它對後世政治發展的意義分析，而是糾纏於它在馬基雅維里文本中的確切含義。有時，他能夠從文本中發掘出一些意義重大的主題，例如馬基雅維里在無意之間用「半人半獸的凱倫取代半人半神的耶穌」，使他成為「人本主義不足為訓這一真理」最為重要的見證人。(第103—104頁)有時，他又彷彿是在做著一種十分無聊的文字和數字遊戲，比如「我認為」和「我們認為」有何區別，或《君主論》第26章的「26」這個數字的含義。

表面上看，施特勞斯對馬基雅維里所持的基本觀點，似乎平淡無奇，它與流傳了數百年的一種俗見沒有多少差別。他斷定，馬基雅維里的學說有著「邪惡的性質」(第5頁)，「他本人是一個惡魔」(第6頁)。然而施特勞斯如果只有這種平淡無奇的觀點，他的可讀性就要大打折扣了。他對馬基雅維里的解讀的意義，來自他的一些相互矛盾的複雜考慮。

一方面，對於他來說，政治哲學「首先不意味著對政治進行哲學處理，而是對哲學進行政治的或是普及性的處理」。(What J『Political Philosophy?[Glencoe，111.，Free Press，1959]p.93)我們可以把這句話理解為，只有對哲學進行這種政治生活之實然性和普及性的處理之後，也就是說，只有經過一種馬基雅維里式的處理之後，才能揭示《聖經》或古典哲學所設想的那種封閉的天國狀態不可能存在，所以「地獄也不可能存在」，人只能生活在塵世所提供的「粗陋嚴酷的人類條件」之中，「他不應該懷有渴望，希冀超越人類的根本條件」(第253頁)。另一方面，他對於政治哲學，又持有一種與歷史主義若即若離的立場：「作為本質上一種非歷史的探索，政治哲學今天需要對於它的歷史進行批判性的研究，這樣一種批判性的歷史研究假設，過去的偉大思想家們怎麼理解他們自己，我們今天就會怎麼去理解他們;政治哲學的歷史，要求我們恰如其分地劃分歷史時期，這種對歷史時期的劃分，要跟主角，即那些偉大的政治哲學家們的自覺意識相一致。」(《霍布斯的政治哲學》[申彤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第10頁)基於這樣的觀點，他本著一種德國式的「理解」精神提醒我們，馬基雅維里本人所熟知的，僅僅是「前現代的思想」，他不可能熟悉在他身後出現的現代思想。

所以，與那些用現代人眼光看待馬基雅維里遺產的人不同，施特勞斯認為我們不應以今天的視角回望過去，這種視角已經受到馬基雅維里的污染，因為他已經成為我們中的一員，我們作為其傳統的繼承者已經被他腐蝕了。我們必須從「前現代」的視角去觀察馬基雅維里，由此方可看出其「未可逆料的、令人瞠目和新異陌生的」性質。為了理解馬基雅維里，我們就必須擺脫馬基雅維里的影響，從我們內心復活西方世界的「前現代的遺產，即復活《聖經》的遺產，同時又復活古典遺產」，不然的話我們不可能看清其思想的真實性質。(第5頁)從這些話中，我們既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施特勞斯為何不利用現代文獻、刻意迴避以現代術語和概念去處理馬基雅維里的原因，也能夠進而認識到，是一些什麼因素，為施特勞斯和馬基雅維里提供了一個共享的舞台，使他們之間能夠進行卓有成效的對話。

儘管施特勞斯是一個鼓吹古典自然正義的政治哲學家，馬基@維里則是一種現代魔鬼學說的創始人，但是有兩個因素把他們m系在了一起。首先，施特勞斯為我們提到了一個深刻的嚇中學真@」，即「魔鬼其實是墮落的天使」。馬基雅維里的思想固然邪惡，19施特勞斯從其古典知識的背景、從其對古代世界的緬懷中，卻看到了「一種品第極高的、扭曲墮落了的高貴」(第6頁)。正是這種「扭曲墮落了的高貴」，是馬基雅維里對於施特勞斯具有親和性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次，與此相關，馬基雅維里具有一種只見於古代生活世界的尊嚴與榮耀意識。雖然他的思想與卑俗的享樂主義的興起有著莫大的關係，然而施特勞斯十分準確地指出，馬基雅維里一貫堅信政治生活必須表現出高度的尊嚴性，因而他的政治意識與古典政治哲學保持著本質上的連貫性。對於享樂主義來說，尊嚴與榮耀都是可鄙的，但是在馬基雅維里看來，從政治行為的尊嚴和榮耀中獲得的滿足感，才是真正的、最高形式的滿足。我們由此可以注意到，從馬基雅維里的這種觀點，到把政治納入哲學思維，便只有一步之遙了：「哲學意味著從觀點到知識的升華，而所謂觀點則首先是政治觀點，因此哲學在本質上，就是與城邦生活相聯繫的;當它對城邦生活做出超越時，它也是以城邦作為先決條件的。」因此「哲學必須關懷城邦，或者說，哲學必須在政治上負有責任。在這個重要問題上，馬基雅維里贊同古典政治哲學的立場」(第466頁)。確實，這種對政治的「高貴性」或「尊嚴性」的強調，反映著馬基雅維里思想的另一面，這是經常被現代解釋有意無意忽略了的，也是施特勞斯的解讀中最有價值的地方。施特勞斯從不介意於馬基雅維里經常表現出的那種十分老舊而又突出的「國富民窮」的經濟觀，也不在乎他到底有沒有一種後人所說的「科學立場」，因為選取這些反歷史的視角來討論問題，必會陷入現代主義話語的窠臼。他甚至反對把馬基雅維里稱為「愛國者」這種現代人的觀點。對於他來說，就算馬基雅維里是個愛國者，也屬於一種特殊的類型。施特勞斯十分敏銳地指出，他這種愛國主義，是從對祖國和個人靈魂救贖之間的權衡中得出的，所以其思想核心並非愛國主義，而是這種「全面的權衡」。如果只去強調馬基雅維里的愛國主義，就會使我們混淆是非，看不到他的學說從本質上並非著眼於佛羅倫薩或義大利的福祉，而是與時代無涉、與國度無涉，具有普遍適用的性質，「影響到並旨在影響所有思考著的人們」。但是，我們也不能根據這種權衡的觀點，把馬基雅維里視為一個「科學家」，這同把他視為愛國者一樣荒謬。因為這種所謂的科學觀，完全是「隨著我們作為公民、作為人所賴以定位取向的道德界限的抽象化而出現的」，它所導致的「道德上的麻木愚鈍」，雖然與腐敗墮落不能等量齊觀，卻必然會強化腐敗墮落的力量。科學的研究者不能做出「價值判斷」，而「芸芸眾生的小人物」，因為「道德上的愚鈍」，不具備古典時代哲人的某種「才智稟賦」，也沒有能力做出價值判斷。然而同那些把馬基雅維里庸俗化的現代人相反，他的著述中充斥著價值判斷，他對社會的研究具有突出的「規範性」。(第3—4頁)

施特勞斯特彆強調馬基雅維里是個有著「規範性」訴求的思想家，顯然同他本人作為一個古典意義上的規範主義哲學家，對於現代社會的鄙視有關。在他看來，進入了現代世界，也就是進入了一個「後政治的」時代，一個政治哲學死亡的時代。被現代性危機所否定了的隱秘寫作，是與政治哲學的衰落一致的。他在《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三聯書店，2003年，第33頁)中說，「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緊迫的責任，莫過於全力對抗那種墮落的自由主義」，因為它所宣揚的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活得開心，不受管教」，卻全然忘記丁「追求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才是人之為人的價值所在。施特勞斯繼承著古典政治哲學的傳統，堅信人的完美性只有在公民政治生活中才能實現，並且這種完美性的實現，需要我們做出根本意義上的選擇。而在他看來，今天這種經常被人輕率地予以否認的抉擇論，馬基雅維里正是它的倡導者之一。這種根本意義上的、「自有人類以來就與之俱存的」的抉擇，是我們無法擺脫掉的。然而「我們時代的很多人認為，不存在永恆的問題，因而也就不存在永恆的抉擇」。這些人經常以馬基雅維里的學說作為根據，替他們否認這個永恆的問題壯大聲勢，對現代政治與古典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判然兩分，然而這並沒有取消那個問題本身，它不過是證明了，「永恆的問題，不像有些人所確信的那樣容易接近，那樣容易觸及，或者說，並不是所有的政治哲學家，都勇於對這些永恆的問題予以面對和正視。」(第8頁)

施特勞斯1938年去美國以後，其大部分學術生涯，是在一個政治學趨於反哲學或非哲學化的環境度過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政治學研究受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的影響，迅速向著擺脫傳統的理念主義論說方式的方向轉化。但是施特勞斯對於這種風氣並不買賬，他一秉其德國的學術傳統，要把政治學話語重新拉回到歐洲古老的哲學傳統之中。由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施特勞斯對政治的強烈關注中，隱含著一種類似於存在主義的立場，馬基雅維里的一個貌似邪惡的觀點，能夠讓他產生強烈的共鳴，原因也在於此：一個人的偉大，既不依賴於道德，也不會因不道德而黯然失色。這種偉大所倚賴的，是「心智的強大力量，是意志或勇氣，更不要說靈魂的強大力量了。無論是道德還是不道德，都具有它的用處，因為無論是仁愛還是恐懼，都在支配著人類」(第244頁)。正是這種意志力，這種靈魂的強大力量，使政治能夠承載起沉重的價值功能，並且它們不可能產生於政治之外，如果政治變得庸俗，那麼整個世界也必然變得庸俗。不消說，這是一種與現代政治的世俗化趨勢截然相反的立場。

然而果真如此嗎?一個不關心、不參與政治的人，就不可能「品質高貴、出類拔萃、德性完美」嗎?也許事實恰好相反。如果我們說，大多數追求完美的人同施特勞斯的看法完全相反，施特勞斯大概會回敬我們說，「別給我提什麼大多數人!」因為他們本來就不屬於隱秘寫作的對象。那麼那些音樂家、畫家、建築家或現代環保主義者呢?他們並不是大眾，他們也是「少數人」。他們在平庸的現代議會政治環境中，便無法追求自身的完美了么?施特勞斯也許會回答說，我對這些現代享樂主義者或虛無主義者一無所知，所以他們是否完美，對我而言並不重要。面對這種只以政治德行來衡量世俗世界、來涵蓋整個價值世界的執拗，我們又能說些什麼呢?我們只能說，那是古典主義的政治，那是屬於施特勞斯的古典政治，與凡?高不僅屬於畫家們，梅西安也不僅屬於音樂家們不同，它不屬於平庸的大眾。它也許是一條通向靈魂得救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是專為那些離開了「高貴的政治」就精神乾癟萎縮的人準備的。

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的最後一章，非常突兀地放棄了顛覆道德的冷麵殺手形象，熱烈表達著他的愛國主義激情。利奧?施特勞斯也仿照這種手法，在《關於馬基雅維里的思考》的結尾處，徹底放棄了那種潛行於原始文本的筆法，以坦率的態度，直言他對現代人的不滿。在他看來，現代人並不比前人具備更大的能力去擺脫對自然的效仿，然而技術的進步卻使他們變得比以往任何歷史時期更加庸俗淺薄。「古典思想家懂得，對於發生在技術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變革，如果我們不採取懷疑的態度，我們也就無法對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的變革採取不信任態度。因此他們不贊成對技術創新予以慫恿鼓勵。」(第477頁)古典思想家是講政治、講德行的，他們堅信，必須對技術創新施以嚴格的政治和道德監督，何種創新應予利用，何種技術創新應予壓制，必須由卓越的、明智的城邦來決定。為了證明這種對技術施以約束的觀點，施特勞斯恰當地復活了科學一詞的古典含義：「從古典思想家的視角來看，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理論追求」，而技術創新對科學的利用，是受到科學所固有的這種理論追求的本質所排斥的。「關於世界上始終在發生著周期性的巨大災變的觀點，事實上已經可以澄清對於技術的過度發展所懷有的憂慮，也可以澄清關於人類的技術創新可能會變成人類的主宰和毀滅者的憂慮。從這個觀點看，自然界的巨大災變所顯露昭示的，似乎是自然在向人類施予慈悲恩惠。關於自然界的巨大災變這個觀點，馬基雅維里自己就曾經表達過，而最近幾個世紀的經驗，卻已經使得這個觀點，成為令人難以置信的觀點。」(第479頁)

這就是施特勞斯發出的警告，它不像是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更像是一個神秘主義者對現代人發出的詛咒。儘管如此，我們對此也不可掉以輕心，因為它是前現代的先知在給世人傳達古老智慧時經常採用的手段。當他發出這種咒語的時刻，他也同他筆下的馬基雅維里，這個最早承擔起為現代政治除魅這一邪惡任務的人，距離最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