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連載 l 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潮流

原標題：名著連載 l 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潮流

拾

學習西方——近代前期的進步思想

毛澤東所指出，「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在近代前期，先進的中國人堅持向西方學習，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歷程。

器物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

1

從鴉片戰爭開始，先進的中國人就主張在「器物」層次上接受西方文化。當時，林則徐、魏源是這些先進中國人的代表。

1839年，當林則徐被派往廣州查禁鴉片時，他對於外國侵略的抵抗，採取了較之當時統治集團中任何人都更為堅決的立場。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較當時統治集團中的任何人都更為堅決、更為明確地主張，要了解敵人，要向敵人學習。1840年，他正式向清政府建議，仿造西式大炮，「師敵之長技以制敵」。他在查禁鴉片和領導防務之餘，「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譯西書，又購其新聞紙」，積累大量資料編成了《四洲志》，敘述各國歷史、疆域、政治情況，被稱為清代「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1841年，林則徐遭投降派陷害，被遣戍新疆。在鎮江，他遇上了自己的好友魏源，將《四洲志》草稿交付給他，囑他繼續加工編輯。1844年，魏源終於在《四洲志》的基礎上編成了《海國圖志》，敘述世界各國的歷史、地理情況，對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開拓殖民地、炮艦政策、基督教傳播以及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生產狀況和風土人情都有介紹。這部著作，使得中國知識分子眼界大開，耳目一新。

直至19世紀90年代初，閱讀這部書籍仍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藉以了解外部情況的主要途徑。在《海國圖志》的敘言中，魏源繼承林則徐的思想，明確指出編纂該書的目的在於「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他主張除了應向西方學習大炮、軍艦製造和練兵之法外，凡其它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先進技術，如量天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火鋸、火輪船、自來火、自轉碓、千斤稱等，均應學習。zz，要「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他堅信中國人的智慧絲毫不遜於西方人，說將來「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

洋務派繼承了林則徐、魏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在洋務運動中，奕訢、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貴族官僚親眼目睹西方侵略者「船堅炮利」，深深感到「中國軍器遠遜外洋」。

他們指出，「輪船之速，洋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獨有，在中華則罕於所見」，借這些武器先進的侵略者之力打敗太平天國，挽救清政府的統治，只是「紓一時之憂」；但從長遠觀點看，如果不能在軍事上迎頭趕上，中國將無以立國。

他們因此主張購買、仿造外國新式船炮。與此同時，作為太平天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也提出了吸收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主張。他說，西方的「火船、火車、鍾鏢、電火表、寒暑表、風雨表、日晷表、千里鏡、量天尺、連環槍、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廣聞見之精」，這些有用之物均屬於「正正堂堂之技，非婦兒掩飾之文」，「永古可行」。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後來成為了近代中國愛國者對待世界先進文化的基本立場和觀點。直至清末，著名革命黨人陳天華仍在他的《猛回頭》一文中以通俗的語言向人們宣傳這種思想。他說：「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譬如與我有仇的人家，他辦的事件很好，卻因為有仇，不肯學他，這仇怎麼能報呢?」他指出，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一方面收回西方列強侵佔的權力，一方面學習西方，結果走上了富強之路。而「中國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長處，一點不肯學，有說洋人學問好的，便罵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煙??及一切沒有用的東西，倒是沒有不喜歡的。??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卻不講洋人怎樣打法。??即如他的槍能打三四里，一分時能發十餘響；鳥槍只能打十餘丈，數分時只能發一響，不學他的槍炮，能打得他倒嗎?」

制度

超越「中體西用」

2

在鴉片戰爭後至洋務運動期間，一些人一方面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時，另一方面往往堅持中國在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優於西方。基於這種認識，他們強調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目的只能是為了更好地保護中國的文物制度，而絕不能使得這種文物制度受到侵害。例如李鴻章就說：「中國文物制度，事事遠出西人之上，惟火器不能及。」19世紀七八十年代，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支持和參與清政府洋務新政的知識分子，一般也持這種觀點。例如王韜認為，舟車、鐘錶、火器等「皆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謂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而孔孟之道，「人道也，人類不盡，其道不變」。薛福成也說中國應該「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至19世紀末，這種主張被洋務派大官僚孫家鼐、張之洞等人簡單而明確地歸納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簡稱「中體西用」。1898年，張之洞撰寫了《勸學篇》一書，分內篇、外篇。他說「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所謂「務本」，是說中國傳統的綱常名教必須堅持，不能改變；所謂「務通」，是說西方的近代科學技術應該學習，變通應用。對於西方的民權、平等、自由等價值觀，張之洞予以堅決的排斥，他說：「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民主萬不可設，民權萬不可行，議院萬不可變通」。

然而，對於這種割裂「道」與「器」、「體」與「用」，完全排斥西方政治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的觀點，也一直有人持不同立場和意見。例如，魏源在編譯《海國圖志》時，雖然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制度尚且缺乏真正的了解，但對於其議會民主、地方自治等制度，也以讚揚的口吻做了介紹。太平天國領導人洪仁玕在學習西方問題上也沒有局限於封建的「道本器末」窠臼。他不僅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經濟制度，而且主張效仿某些西方的政治制度。例如，他主張設立民辦的「新聞館」，發行報刊，以報道「時事常變、物價低昂」；主張設立職權獨立的「新聞官」，以便對政府實行輿論監督。19世紀七八十年代，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早期維新派在堅持「道本器末」的同時，也開始提出學習西方政治制度的主張。他們說：「泰西議院之法，??合君民為一體，通上下為一心，??英美各邦所以強兵富國、縱橫四害之根源也。」「即英國而論，蕞爾三島，地不足當中國數省之大，民不足當中國數省之繁，而土宇日辟，盛行四海，卓然為歐西首國者，豈有他哉?議院興而民志合，民氣強耳。」他們尤其推崇英國等國家的君主立憲制度，稱之為「君民共主」制，認為君主制「權偏於上」，民主制「權偏於下」，「君民共主者，權得其平」。

至19世紀末，洋務新政在「求強」、「求富」的口號下進行了三十餘年，但究其最終結果，「強」起來的只是淮系、湘系等官僚軍閥集團，「富」起來的只是一些貴族、官僚、買辦、鉅賈，而國家和人民卻既未見其強，也未見其富。相反，中國在這一時期經歷了中法戰爭和中日甲午戰爭兩次戰敗，並最終陷入了被列強瓜分的險惡境地。在這種情況下，先進的中國人開始反思洋務運動處理中西文化關係的觀點和作法。他們看到，洋務運動的「中體西用」，在學習西方先進文化時預先規定了一條不可逾越的基本原則，即封建的政治社會制度不可動搖，是十分錯誤和有害的。他們批評說，對於任何一種文化來說，「體」和「用」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邑不可分割的。嚴複比喻說，牛有牛的「體」和「用」，馬有馬的「體」和「用」——牛之「體」決定了它有負重之「用」，馬之「體」決定了它有致遠之「用」；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好比要求「以牛為體」來求馬之「用」，根本行不通。他指出，洋務運動在這種錯誤的指導思想下，必然只能是「盜西法之虛聲，沿中土之實弊」，不可能取得成功。於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先進的中國人放棄了一『洋務救國」的幻想，突破和超越了「中體西用」的窠臼，轉而以維新和革命、立憲和共和相號召。繼洋務運動注重引進西方軍事和生產技術之後，開始在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中進一步引進西方的社會政治制度。

思想文化

學習西方，「首在立人」

3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建立獨裁統治，中國的政治社會狀況甚至較前清更壞，許多人對包括民主共和制度在內的「西法」可以救國產生了懷疑。毛澤東、魯迅都曾記述過當時中國人的這種懷疑：「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使人們生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人們問道：清末主張維新的人士說，只要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去髮辮、逐滿人、排專制，國家就可以強。現在這些全都實現了，為什麼國家反而更亂?對於這種疑問，封建頑固分子們的答案是：辛亥革命革壞了，民主共和搞壞了，學西方學壞了。他們宣傳說，封建的綱常名教是「中國數千年相傳之國粹，立國之大體」，必須恢復。否則，中國就會成為「土匪禽獸之國」，甚至就會亡國。

針對這種尊孔復辟逆流，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激進知識分子創辦《新青年》雜誌，發起了新文化運動。他們指出，民國初年出現日益敗壞和動蕩的社會形勢，不是由於辛亥革命革壞了，而是由於中國的封建根子還沒有拔掉，這種封建根子就是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觀念。他們提出，應該全面地引進西方文化，尤其應該引進西方崇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用以取代中國傳統的封建倫理綱常。為此，新文化運動響亮地提出了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樹起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

《新青年》的作者們認為，中國的文化是舊文化，歐洲的文化是新文化，歐洲文化之輸入中國是歷史的進步。西方文化輸入中國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每一步都要引起同中國文化的衝突；而每經歷一次衝突，中國「國民即受一次覺悟」。陳獨秀認為，明中葉至清朝初年，基督教傳教士開始將一些西方科技知識輸入中國。鴉片戰爭後，中國學習西方文化的運動逐步深入，洋務運動提倡西方的制械練兵之術，戊戌變法學習西方的行政制度，辛亥革命學習西方的民主共和，旨在「根本解決政治問題」。然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中國實行的卻是假共和，專制並沒有結束，「吾人子共和政體之下備受專制政治之痛苦」。在這種形勢下，最重要的是進一步學習西方的思想文化，實現「吾人最後之覺悟」。用魯迅的話說，是「首在立人」。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認為，倫理覺悟是「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所謂倫理覺悟，最根本的是確立個人獨立平等的人格和進取精神。陳獨秀在《青年雜誌》創刊號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科學與人權並重」。這篇文章對青年提出六個要求，其中第一條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文章說：「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權，絕無奴隸他人之權利，亦絕無以奴隸自處之義務」。每個人都應該脫離奴隸的羈絆，完成自主自由的人格——「我有手足，自謀溫飽；我有口舌，自陳好惡；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絕不認他人之越俎，亦不應主我而奴他人」。沒有個人獨立自主的人格而隸屬於他人，就是奴隸，「輕刑薄賦，奴隸之幸福也；稱頌功德，奴隸之文章也；拜爵賜第，奴隸之光榮也；豐碑高墓，奴隸之紀念物也。」他們認為，缺乏個人的獨立人格，乃是中國「數千年文明停滯之大原因」。因此中國要想強盛，就一定要學習西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一定要以個人本位易家族本位主義」。

新文化運動這種向西方學習獨立、自由、平等、進取精神的主張，在當時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啟蒙作用。

——摘自劉芃、朱漢國主編《歷史學習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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