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泰州學派的精神世界與鄉村建設》修訂版序

原標題：王曙光《泰州學派的精神世界與鄉村建設》修訂版序

知識分子與鄉村治理

——宣朝慶教授《泰州學派的精神世界與鄉村建設》修訂版序

在中國傳統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中，知識分子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傳統知識分子不僅通過仕途實現「致君堯舜上」、「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更有一批知識分子以鄉村建設為己任，以清晰而堅定的家國意識、以教化民眾移風易俗的歷史使命感、以儒家濟世弘道的偉大抱負、以沉潛勇猛的精神氣質、以切實簡易粗樸直接的平民風格和學術風範，深入民間，廣施化育，對中國的傳統鄉村治理和思想文化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這些知識分子群體中，明中晚期逐漸壯大的泰州學派堪稱典型代表。宣朝慶教授的《泰州學派的精神世界與鄉村建設》一書，對泰州學派的思想傳承、鄉村建設和平民講會的實踐，做了深入而系統的梳理，為我們以當代鄉村治理眼光審視和借鑒泰州學派的精神遺產提供了最佳文本。

中國傳統的鄉村治理包含著五個在邏輯上相互聯繫的基本理念：第一，是以宗法制度作為鄉村社會治理與救濟的基本制度。第二，以文化倫理教化為鄉村治理的基礎。第三，以鄉土社會內部激勵與約束作為治理工具。第四，以儒家鄉土精英和底層人民的結合作為維繫手段。第五，以鄉規民約作為鄉村治理的法治基礎。中國古代傳統鄉村治理的實踐歷史非常悠久，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形成一整套有效的機制，對於這些經驗和機制，以我們往往簡單地當做封建糟粕而加以批判，但是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傳統鄉土社會的治理當中還有一些很值得汲取的精華，要批判吸收，並加以現代性的轉化，而不是一味地否定。

我國傳統鄉村具體通過族譜、祠堂、義莊、義田、社倉、鄉約、義學等方式來加強治理，提供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加強鄉村的教化和道德倫理約束，使中國在傳統上在「皇權不下縣」的前提下實現了對基層農村社區的有效治理，提高了大面積鄉村的社會粘合度和凝聚力。泰州學派的思想家和實踐者們，廣泛地參與了以上的鄉村治理的具體實踐，把儒家的傳統思想精髓融匯滲透到這些具體的鄉村治理機制中，對鄉土社會的和諧穩定產生了重要影響。

平民講學是實現鄉土精英向傳統鄉土社會滲透的重要途徑，也是這些平民知識分子自覺地鄉村建設實踐之一。講學的傳統是中國古代鄉土知識分子與平民百姓互相結合的重要之舉，通過這種機制，鄉土社會中的知識精英與普通的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達成了很好的溝通，這種溝通對於移風易俗、對於推行教化、對於鄉村社會的和諧穩定都是非常重要的。明代的泰州學派在平民講學方面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在歷史上也非常有影響力。泰州學派以王艮（心齋）為代表，一批鄉土知識分子到農村講學，為勞動人民傳播思想，在平民中開展啟蒙運動，在當時影響很大。王艮是王陽明的學生，文化水平並不高，他認為「百姓日用即道」，主張用愚夫愚婦都能聽懂的語言來解釋聖賢之學，這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這些人深入民間講學，且都在人格上具有勇猛無羈的品質，如徐樾、顏鈞、羅汝芳、何心隱等。這幫知識分子志不在當官，志不在成為大學者，而在於教化平民。泰州學派知識分子的鄉村講學實踐，實際上對於民國時期的梁漱溟先生這幫人影響非常大。

泰州學派的哲學基礎王陽明的心學體系，其核心乃是「致良知」學說與「知行合一」學說。王艮發揮了王陽明「滿街都是聖人」的思想，認為「人人可以成聖賢」，因此泰州學派思想家們的氣魄都很大， 抱負都很高遠，認為即使是匹夫匹婦，也可以成聖成賢，這與禪宗提出的「人人皆可以成佛」抱同一宗旨。泰州學派又發揮了陽明「百姓日用是道」的理念，追求在尋常日用中發揚儒家的聖賢精神，在社會底層弘揚聖道，這種「民間行道」的精神， 直接啟示了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的鄉村建設運動。泰州學派又極具理想主義，他們要致力於建構一個理想國，建構一個他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因此無論是羅汝芳、湯顯祖的「君子國」，還是何心隱的「聚和堂」，均具有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理想主義實踐，在中國烏托邦思想史和實踐史中均佔有重要地位。無疑地，泰州學派這種「掀翻天地」、「赤身擔當」的精神， 在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上是極為值得珍視的歷史遺產，他們的革命性、批判精神、平民精神、「大人造命」的使命擔當精神，都是值得借鑒和傳承的。但是泰州學派也有其歷史局限性。宣朝慶教授在高度評價泰州學派精神的歷史價值的同時，也非常深刻非常客觀地指出了泰州學派的內在弊端。泰州學派在對陽明心學進行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逐漸走向偏轉，成為一種創造性破壞，因此泰州學派諸公雖有「掀翻天地」的勇氣與魄力，但是最終流於空疏狂妄，其衰敗之理恰如禪宗末流，其最終沒落乃是必然的歷史邏輯。

泰州學派對當下鄉村治理中知識分子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宣朝慶教授研究泰州學派之目的，不在於稽古，而在於開新。近代以來，中國鄉村治理髮生了非常劇烈而深刻的變化。清末，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結構幾乎崩潰，西方列強侵入之後，中國農村社會結構發生巨大變化。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城鄉的二元隔離、外國資本的侵入，導致農村凋敝，鄉村遂處於渙散狀態，很多知識分子為此憂心如焚，大聲疾呼。民國時期，內生性的傳統鄉村治理坍塌了，此時梁漱溟先生、晏陽初先生等人，開始了篳路藍縷的鄉村建設實踐。這幫知識分子搞鄉村建設就是為了從物質和精神文化兩個層面挽救凋敝的鄉村，其中梁漱溟先生提倡村治，要村民自治，晏陽初先生主要從教化入手，搞平民教育，但是仍然不能挽救民國時期鄉村逐漸凋敝的現實。新中國建立之後，由於共產黨的高度政治動員能力，導致1949年到1978年，中國實現了兩千年以來沒有實現的東西，就是最大限度動員了中國最基層的農民，使他們的國家意識空前覺醒，集體意識空前覺醒。國家動員能力的增強，反過來也瓦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以來固有的鄉土社會的治理機制，這個瓦解實際上導致在1978年之後，當國家政治動員能力減弱之後，國家制度滲透程度降低之後，農村又出現了大量的鄉村治理的真空地帶。我們目前的鄉村治理面臨一個雙重的消解，就是一方面內生性的、鄉土社會的治理體系沒有了，另一方面嵌入式的、依賴國家動員能力的鄉村治理也沒有了，所以變成「雙重消解」，鄉村治理才出現大量的真空。今日的鄉村治理面臨著重構的歷史使命，知識分子在完成這個歷史使命中擔負著特別重要的任務。知識分子在今日中國的鄉村發展中仍舊應該弘揚泰州學派開創的經世致用、民間行道的傳統，以務實沉潛的姿態，促進農民的精神自覺和農村的社會再造，為中國農村乃至於整個民族的復興開出一條新路。相信宣朝慶教授這本研究泰州學派的力作，能夠對當代鄉建有所啟迪，並重新表揚與煥發中國古代士人的擔當精神，與古為新，再續道統。

2014年6月12日初稿於北大雪石山房

2017年7月9日改訂於赴呼倫貝爾鄂溫克牧區調查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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