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的調查者：最怕被「小姐」愛上

本文約2500字，閱讀約4分鐘

原文刊發於11月30日《法治周末》第21版

《格格不入的調查者》

法治周末記者 武傑

黃盈盈現在已經是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的所長，但在1999年，她還是初入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的新手。那一年，當她懷著緊張、獵奇及興奮的心情到達深圳「紅燈區」的時候，學習到了讓她驚掉下巴卻影響其治學與做人的一句話，「你要自甘墮落，放低自己的身段，讓自己的一切——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光環』徹底休克」。

被稱為「中國性學第一人」的潘綏銘曾多次和他的學生們說過這樣的話：「我越來越發現她們(性工作者)都很普通，越來越發現這個行業跟別的行業，她們跟別的人越來越沒有區別了。不是真的沒有區別，是差距沒有我們原來想的那麼大。」

在潘綏銘和他的學生們的眼中，這些人跟任何一個行業的從業者一樣，有嬉笑怒罵，有勾心鬥角，也有可憐與悲傷。

近日，由山西出版社出版的《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面市，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黃盈盈、榮譽所長潘綏銘及該所部分畢業生。這本書是他們跨越十餘載性社會學的田野調查筆記，用「我」來講述「紅燈區」里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的相遇與故事，講述與之互動的種種經歷，呈現出邊緣群體的生存狀況和真實情感，也記錄了刻骨銘心的感悟與反思。作者們說，「這本書，都是我們的親身體驗，也是我們的心裡路程，更是人生價值」。

1

她們並非人們想像中的「異類」

格格不入的調查者

當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研院講師張楠作為一名調查者接近性工作者的時候，才發現這個群體並非是人們想像中的「異類」，而是社會中一群普普通通的人。

這也是潘綏銘大部分學生的心路歷程。他們20歲出頭，對於「性」、對於性工作者充滿了陌生感，當時他們以調查者的身份踏入「紅燈區」，從質疑到好奇，從好奇到理解，在「同吃同住不同勞動」的幾個月的調查中，他們逐漸了解到這個群體不為人知的一面。

在新書發布會現場，潘綏銘和參與調查的作者們合影

「我們剛開始去的時候，說自己是學生做調查的，她們根本就不會相信，總覺得你是來踩點想入行的，或者是記者暗訪的。」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的杜鵑說，「等過了一段時間她們發現你還沒什麼實際行動，才慢慢接受你的身份。」

事實是，在真正的被「小姐們」接納之前，拒絕、驅趕、冷眼才是家常便飯。現在執教於山東大學社會學系的王昕因此練就了一副「厚臉皮」，「今天被人家趕了，明天接著去，第二次不行就嘗試第三次」，一次又一次的拒接讓王昕都有些自我懷疑，「我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怎麼那麼不討人喜歡」。

參與田野調查的劉中一以「北京來的做艾滋病干預評估的劉老師」的身份進入「小姐們」所在的包廂時，眾人的不耐煩，讓他多年之後都很難忘記那種被人當面直接羞辱的感覺，「她們的語氣和表情分明是在大聲公開宣布：我不僅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而且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

為了跟「小姐們」拉近關係，王昕陪著她們養成了吃鴨頭的習慣，也學會了對著她們化成蒼蠅腿一般的睫毛說「你的睫毛真漂亮」來打開話題，還會陪著她們逛街、燙頭髮，坐在玻璃窗後面陪著她們等客人，因為只有這種最自然的相處才能做到「參與式」觀察。

潘綏銘和他的學生們在校園合影，

其中部分後來參與了調查

不出半個月，曾經羞怯的調查者們已經可以翹著二郎腿，饒有興緻地觀察客人怎麼「點小姐」以及「小姐們」如何應付客人了。而參與調查的女性被當作「小姐」接受挑選的羞辱感也隨之消失。

更有一次，杜鵑到對方的住處採訪一個男客，當他對所有問題都非常配合、坦率地回答後，直接向杜鵑提了一個問題：「問了這麼多，你能不能跟我來一次？」

這讓20歲出頭的杜鵑傻眼了，心跳加速，面紅耳赤，不知所措。在「紅燈區」里，雖然也有客人點她，但是「媽咪」會直接幫她拒絕。這次情況則不同，杜鵑腦子裡的第一反應是奪門而出，但為了顯示自己是做專業研究的，她沒有落荒而逃，只是斷然拒絕。好在對方也只是試探性地詢問。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潛在的危險，家教甚嚴的杜鵑直到如今還隱瞞自己所從事的性社會學專業。「以至於到現在為止，我的真正所學，在家人的眼裡仍舊是婚姻家庭社會學——這樣一個溫馨而無傷害的、且適合女孩子的專業。」杜鵑說。

2

「最怕『小姐』愛上我」

格格不入的調查者

潘綏銘講課的時候，常常會問一個問題，「到她們那兒去調查，最大的風險是什麼？」答案五花八門，只有一個看起來30多歲、學醫學的男生給出過在潘綏銘看來正確的答案，「『小姐』會愛上你的」。

對此，潘綏銘解釋說：「你這麼平等地對待她了，別說很平等，你能跟她坐下來聊天就夠了。男人從來都是居高臨下地跟她們說話的。你跟她平等地坐下來，能關注她，她就會掉眼淚。在她那個世界，恐怕連她的爸爸、她的哥哥都沒這麼對待過她。」

在「紅燈區」里，學者身份、教授的頭銜根本沒有價值，如果她們願意跟你聊一聊，那是因為信任。

在「紅燈區」里，學者身份、教授的頭銜根本沒有價值，如果她們願意跟你聊一聊，那是因為信任。為了報答這份信任，潘綏銘「儘可能多地陪她們呆坐、打撲克、逛街、吃飯，哪怕這些對我的研究毫無意義也罷。因為我親眼看到、親身體驗到她們生活中那深不可測的枯燥、乏味與寂寞，還因為她們中的好幾個人都說過，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和『外人』這樣對待過她們」。

潘綏銘不止一次講過這其中溫情的一面，「有一次，下雨時我要出門，在場的4位小姐一起幫我到處找傘、借傘，令我十分感動；因為她們自己沒有傘，也從來不用傘」。潘綏銘和他的學生們都不否認，在深入調查的幾個月里，他們與處在社會邊緣、道德邊緣，甚至處在法律邊緣的「小姐們」之間是存在友誼的。

回憶起當初，王昕說，在數十天的相處中，她們幫她化妝、教她如何打扮。她們一再好心地提醒著她，「結了婚，就先把男人的錢收了」「手裡攥著他的錢，他才不會變壞」。

常常有人問杜鵑，這些人和其他女孩有什麼不一樣。她也曾帶著這樣的問題走近性工作者。經過多年的研究，杜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都是一樣的，喜怒哀樂，婚喪嫁娶，同樣的一些小算計，人性的小弱點以及人性的光輝都一樣」。

杜鵑說，她接觸這些女孩後，對她最大的衝擊是這些人的單純以及保守，有很多關於「性」的話題，她們很是避諱，極少討論。

在沒有客人和這些調查者的時候，她們常常處於深深的無聊之中，坐在玻璃窗後面，常常聊著聊著就突然安靜下來，呈現出呆若木雞的狀態。調查者的出現，往往會打破這種沉悶，有了新的傾訴對象和話題。

對於性工作者，除了一定的訪談報酬(或者以禮物的形式)，潘綏銘的團隊更多的是跟她們做一些生活中瑣碎的事情。比如，一起逛街、陪著一塊去看病買葯、在對方心情不好的時候聊天解悶、為今後的生活出謀劃策、過年過節時一塊打牌等。這是因為他們逐漸地體會到：她們其實是非常善良的人。

正如潘綏銘專門在《我在現場：性社會學田野調查筆記》封面上寫下的兩行小字：我體驗到你的人生，你豐富了我的心靈。

編輯 | 孟偉

圖片 | 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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