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投稿】《統編本教材如此表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值得商榷》

原標題：【優質投稿】《統編本教材如此表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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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統編本教材描述漢武帝在思想上鞏固大一統王朝的措施時，如此敘述：「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把儒家學說立為正統思想，……以儒家的《詩經》《尚書》《禮記》《易經》《春秋》作為教材，培養統治階級需要的儒學人才，儒學也進入各級政權機構。」這一說法嚴重偏離了歷史事實，是一直以來深信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傳統認識，早已經被史學界所拋棄。

關鍵詞：漢武帝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董仲舒

01

漢武帝「獨尊儒術」不是出自董仲舒的建議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剛登基繼位之初，就罷免了丞相衛綰，任命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建元初年把持朝政掌握實權的仍然是信仰「黃老之學」的竇太后，田蚡作為新貴官僚的代表，企圖從以竇太后為首的舊貴族手中奪回權力。田蚡認為取代「黃老之學」便是第一步，於是開始在思想領域與「黃老之學」作鬥爭。百家學說之中，法家由於亡秦的影響，不能用於政治鬥爭，田蚡認為儒學是可以和「黃老思想」針鋒相對的，田蚡向漢武帝推薦了趙綰、王臧兩位儒生，《史記?魏其武安列傳》載：「（田蚡、竇嬰）推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在田蚡等人的指使下，趙綰、王臧開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儒學獨尊運動。

趙綰、王臧先是將其老師儒學大師申公邀請到長安，以彰顯儒學的久盛不衰；其次就是「立明堂」，以此弘揚儒學，「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為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將儒學變成直指竇太后的思想武器，「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於東宮，竇太后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經過竇太后羅織罪名，逼迫漢武帝將趙綰、王臧下獄，漢武帝被迫向竇太后屈服，將田蚡、竇嬰免官，這一次儒學獨尊運動以失敗而告終，其本質是新貴族高舉儒學的旗號向舊貴族發起的一場殘酷的奪權鬥爭。

因此，並不是因為董仲舒的建議，漢武帝才「獨尊儒術」的，「獨尊儒術」是漢武初年的一場政治鬥爭，他要剔除「黃老學說」的影響，以求達到自己的皇權專制，而發起「獨尊儒術」是當時的新貴族田蚡，他向以竇太后為首信仰「黃老學說」的舊貴族發起的政治進攻，在建元年間「獨尊儒術」的過程中始終沒有出現董仲舒的身影，直到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去世，漢武帝親自掌握政權，為了從思想領域去除竇太后的影響，漢武帝決定以儒學代替「黃老學說」，並不是因為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才推崇儒學。

統編本教材認為董仲舒向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其實一直是受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影響。司馬光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捏造了董仲舒在建元元年上《天人三策》的歷史，《資治通鑒》建元元年卷記載了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內容：「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的時間並不是在建元元年（前140年）。《天人三策》載：「今陛下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宜」。西漢收服夜郎是在平定西南夷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使略定西南夷」，在司馬相如的出使，元光六年（前129年）為唐蒙打開了始通夜郎的道路，因此董仲舒作《天人三策》是在元光五年之後。

所以，「單獨的閱讀《資治通鑒》，很容易對漢武帝一朝作出錯誤的判斷」，《資治通鑒》的史料價值是「三國以後至隋的史料價值勝於戰國兩漢，唐五代的史料價值又勝於三國以後至隋的一段」

統編本教材採用建元元年「漢武帝接受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把儒家學說立為正統思想」是延續司馬光《資治通鑒》的錯誤。

02

漢武帝並沒有「罷黜百家」

漢武帝本身並不是一個真正信仰儒學的人，究竟什麼是儒學漢武帝也並不感興趣，喜歡的是虛言浮詞，《史記?儒林列傳》載：「是時天子方好文詞」。作為一代雄主為了鞏固大一統的漢朝，漢武帝僅僅用儒學出身的人才是遠遠不能滿足朝廷需要的，儒家主張「法先王」，漢朝到漢武帝繼位的初年，內憂外患，國內有諸侯王的對抗，邊境有匈奴的威脅，在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下，漢武帝任用儒家學派以外的人才為朝廷重臣是政治發展的需要。「黃老之學」雖然被罷黜，但信仰黃老學說的人才卻依然被重用，例如汲黯，位居九卿之位，也曾指出漢武帝並不是真的信仰儒學，汲黯當著大臣指出漢武帝對儒學的虛偽：「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汲黯也認為漢武帝是一個內心很多慾望，外表卻裝出儒家的仁義道德的君主。

為漢武帝出推恩令這個主意的主父偃是西漢時期縱橫家的代表人物，他因為借用法家李斯的思想得到了官職，更甚的是酷吏張湯，深得漢武帝的寵信，作為法家出身的張湯不僅幫助漢武帝殺掉了當時主管財政的大農令顏異，還幫助他處理了陳皇后巫蠱案，充當漢武帝的劊子手，法家人物顯得如此活躍，據《史記?酷吏列傳》記載，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就多達十人。陳登原指出：「史稱武帝崇儒，實則好以法制馭下」；主張與匈奴和戰的御史大夫韓安國也不是儒生；擔任丞相長達九年之久的石慶和丞相庄青翟都不是儒家學派的；為漢武帝溝通西南夷的唐蒙、庄助等也並非儒生。可見漢武帝不只是任用儒學人才，《史記?龜策列傳》載：「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技之士，成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這足以說明漢武帝並沒有「罷黜百家」，百家人才在政治的舞台上依然佔有重要的地位。

司馬遷更直接的指出了漢武帝信仰的並非儒學而是鬼神之說：「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論語》中說「子不語鬼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儒家是不談論鬼神的，儒生必然也不會相信鬼神之說，而漢武帝一生11次尋求神仙，5次封禪泰山，《史記?封禪書》載：「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漢武帝封禪泰山主要使用方士陰陽五行思想，儒學甚至遭到排擠，漢武帝首次封禪「盡罷諸儒而不用」。晚年更是迷信巫蠱，寵信方士江充，導致牽連甚廣的「巫蠱之禍」，在公元前87年漢武帝去世時，留下輔佐漢昭帝的四位大臣中無一是儒學出身，從迷信神仙到四面出擊都說明漢武帝本人並非是一個按照儒家思想行事的君主。

司馬光評價漢武帝：「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無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在司馬光的筆下漢武帝和秦始皇沒有什麼區別。在漢武帝死後多年，漢宣帝則公開承認漢朝並沒有「獨尊儒術」，漢宣帝時，太子喜歡儒術，見宣帝所用之人「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對身邊侍從說：「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漢宣帝聽聞後，「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在，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足以見得漢朝至漢宣帝以來是法、儒、道並存，不是單純的以儒學治國。宋人王應麟指出：「昭帝幼， 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為能……武帝用法之深，霍光因而不革」，漢武帝是使用法家思想的，並非「獨尊儒術」。

03

儒學人才並沒有被統治階級重要

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復召舉賢良，於是董仲舒等出焉」，董仲舒被任命為江都國相，元朔初年，董仲舒從江都相被「廢為中大夫」，此後他居住在家中，著《災異之記》，被人告發，漢武帝認為董仲舒應該被處死，其弟子呂步舒將董仲舒判處死刑，後被赦免，「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漢武帝認為這位大儒議論神怪之說應該被處死。晚年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在這篇文章當中董仲舒強烈批評了漢武盛世，「而丁三季之末俗」，並表達自己沒有得到重用的憤怒，訴說自己晚年遭到羞辱「遑遑匪寧，秪增辱矣」。董仲舒一生的遭遇完全是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諷刺。

元朔五年（前124年）漢武帝任命公孫弘為丞相，一直被認為是儒生從此受到重要的開始，「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其實，公孫弘的儒學修養較差，而且不是單純的儒生，儒學思想並不純正，公孫弘「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雜說」就證明其思想不單是儒學，而且他的儒學水平並不如董仲舒，「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如果漢武帝真要推崇儒學應該用當時的大儒董仲舒，而不是儒學修養差的公孫弘。漢武帝之所以任命公孫弘為丞相是他不會因為堅持自己的立場而違背皇帝的意志，深諳吏治的公孫弘老於世故，司馬遷道出了公孫弘被任命為丞相的真相：「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儒家學派的其他人才在漢武帝一朝並沒有受到重用。

漢武帝希望通過調整統治思想來加強皇權，正因為如此，儒學其實是漢武帝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他也並非真的信仰儒學，更非出自董仲舒的建議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的一朝百家學派的人物始終活躍在政治的舞台上沒有被罷黜。

參考文獻

1. 司馬遷：《史記》 中華書局 1982年

2.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 1983年

3. 司馬光：《資治通鑒》 中華書局 2011年

4. 董仲舒：《天人三策》嶽麓書社 1997年

5. 辛德勇：《製造漢武帝》三聯書店 2015年

6. 董仲舒：《士不遇賦》

7. 孫景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新探》《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10. 辛德勇：《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11. 孔子：《論語》 中華書局2002年

12. 王應麟：《答通鑒問》 北京出版社 1982年

13. 陳登原：《中國文化史》遼寧教育出版社 2014年

14. 柴德賡：《史籍舉要》 北京出版社1982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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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 1983年

3. 司馬光：《資治通鑒》 中華書局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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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辛德勇：《製造漢武帝》三聯書店 2015年

6. 董仲舒：《士不遇賦》

7. 孫景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有」新探》《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

10. 辛德勇：《漢武帝晚年的政治取向與司馬光的重構》《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6期

11. 孔子：《論語》 中華書局2002年

12. 王應麟：《答通鑒問》 北京出版社 1982年

13. 陳登原：《中國文化史》遼寧教育出版社 2014年

14. 柴德賡：《史籍舉要》 北京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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