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國彬的個人史

原標題：黎國彬的個人史

錢茂偉推薦語：個人史是最為理想的民史模式，它可長可短，可上可下，精英與凡人，均可自述。有一篇自述，當事人可以自主的歷史記錄就可以留下來了，人從此進入文本世界，可以自豪地說有歷史了。否則，就是枉活一世，後人找不到一點歷史痕迹。人人有一部手機，有空的時候，就可自言自語，回顧自己一生歷程，錄下音來。如果藉助迅飛軟體，可以馬上變成文字，就可成為個人史。心動不如行動，趕快動手試一試吧。

我是廣西梧州人，1920年2月出生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1938年報考了西南聯大的清華大學地質地理氣象學系。1942年畢業後受聘南開大學文學院助教。大概是由於我大學本科的畢業論文《論雲南省路南縣撒尼族和阿西族的體質特徵和地理環境的關係》用英文寫作，頗得中國現代社會學和人類學奠基人之一陶雲逵先生的欣賞。陶先生於當年7月6日聘我為他正在籌建的「邊疆人文研究室」研究室調查員。我便開始參加邊疆調查工作。這件事有個特殊的歷史背景。1940年代初，雲南地方當局計劃修築一條由石屏通往佛海的省內「石佛」鐵路，後改為從昆明至佛海的「昆佛」鐵路，並決定從築路經費中撥出一筆專款，委託一個單位對鐵路沿線進行社會調查，為築路提供沿線的社會經濟、民情風俗、語言和地理環境等有關資料。當時客居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中的南開大學接受了這項任務，得到3萬元的調查專款。1942年6月，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成立，陶雲逵為研究室主任。「邊疆人文研究室「是南開大學歷史上一件在國內有開拓性的建樹。

研究室成立後不久，陶雲逵先生便帶領我和幾名年輕的研究人員從昆明出發，經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紅河南下，對紅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納蘇等少數民族的語言、民俗、社會經濟、地理環境等開展調查工作。當時去這一地區，困難和風險相當多。在與陶先生相處的兩年多中，我是陶先生的助教，但在實際工作中，陶先生一直放手讓我獨立完成調查研究。1942年7月陶雲逵先生在從陽武壩寫給馮文潛的信中說：「…現黎國彬已去元江。…僅黎國彬一人去元江調查人文地理方面。」我有時只能單槍匹馬，歷經艱辛，進行廣泛的調查，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整理好後給了鐵路局。在調查中，我也同時對自己關心的許多問題做了深入的調查，如地理環境，傣族的生活環境和體質測量等。我去了許多地方，也遇到不少麻煩和困難，學術調查實際上成了一場探險考察。在這幾年的調查研究之後，我寫出了《擺夷（傣族）的人文地理》，於1946年發表。這篇論文是一本專著的縮影，我獨到地概括出擺夷的生活地理範圍為：「北緯25度以南，海拔700公尺以下」，並將擺夷的生活地理嚴格化。這項研究具有開拓性。當時，我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老同學認為：由於我的論文資料為探險性考察獲得的第一手資料，可以拿到美國去，直接申請博士學位。當然，我對此不以為然，還想繼續深入下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我沒有能將自己喜歡的科研項目搞下去，成為終生遺憾之一。

這次調查使我「樂不思蜀」，以至於，1944至1945年間，法國駐華大使館給張伯苓校長2個去法國深造的名額，當馮文潛先生徵求我的意見時，我雖精通法語，但明確表示拒絕，想繼續搞自己鍾情的研究。以後，我也從沒有打過出國留學的念頭。當時，我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已小有名氣，加之在雲南調查時曾被「抓起來」，而成為「新聞人物」，《大公報》和《時世新報》都希望聘請我到報社就職。但我依然割捨不下科研和教學，拒絕了不少當時很誘人的機會。可惜的是，由於陶雲逵先生1944年英年早逝，「邊疆人文研究室」沒能繼續發展下去，我也隨抗戰後的變遷而身不由己了。

我自嘲是「聽用教授」，黨和國家需要幹什麼，自己就幹什麼。特別是別人幹不了的事情，總有人想到讓我干，我也只好「干」，沒有辦法搞自己想搞的科研。這聽上去有點像調侃，但的確是一種無奈，有時自己心裡也很不痛快，每當人們誇讚我情操和思想高尚時，我總有「啞巴吃黃連，你不知道我心中苦」的苦澀。但是，不痛快歸不痛快，我對工作卻從不「對付」，干一件事，就一定要干好一件事。我認真，教人認真，真想學的人也體會得出來。這是我做人的原則。

抗戰結束後，南開大學回到天津，教學工作也越來越多。1952年院系調整和1953年教學計劃改革之後，我就開始「聽用」，相繼為歷史系學生開出《人類學通論》、《考古學通論》、《中國地理總論》（系每周4學時為期2學期的大課）、《人文地理》、《中國邊疆地理》、《東南亞經濟地理》、《原始社會史》、《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世界歷史》等一門一門地開創開拓性的新課。這些新課耗費了我大量精力和時間，也剝奪了我進行自己科研的可能。

1958年，我又「聽用」籌建「地質地理系」，擔任副系主任，指導北京大學、北京地質學院和長春地質學院三個學校的十幾個畢業生。我當時負責規劃教學計劃，為教師和學生開設《普通地質學》和《海洋地質學》等新課，資料完全來自國外論著。我還為南開和天津的其他大學開設了《天文學》、《地質投影學》、《植物地理學》、《生物地理學》、《測量學》等課程。此外，我還領著年輕教師開課，手把手指導備課和教學。然而，1962年地質地理系下馬。我在此間培養出了一批年輕教師，有些後來成為國內知名專家和「博導」。40多年後，這些當年「地質地理系」的師生聚會時，在他們感激我當年的指點時，我心頭總有一種酸甜苦辣的感覺。

1962年我又回到歷史系，並立即在1963年開設了《東南亞史》，其他課程也照開。由於我所開課程龐雜，通文理博古今，一不小心，得到了「合儒墨，兼名法」之「雜家」的雅號。當時，鄭天挺教授對系裡的教師們說：「黎先生這個『雜家』是個真正的雜家。你們有什麼困難的問題，自己解決不了，你們就找黎先生」。

《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選讀》是我首創的理論基礎課，我一反當時教條主義學馬列的陋習，將理論與歷史融會貫通。特別是在講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時，我當成一門學問來講，深入淺出，廣證博引，頗受學生歡迎，開創了學馬列的新方法，這門課也成為歷史系的必修課，世界通史每一段都開設。

改革開放後，我根據打開國門的需要，針對1977級大學生外語水平低的實際情況，於1978年提出了教學計划上沒有的一門新課程，首創了《專業英語》（《外國史學名著選讀》），不僅名聲在外，而且成為歷史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修基礎課，好幾位教師相繼效法開設。該課影響之大波及校內外，本校其他一些系和市內外兄弟院校也相繼效法，開設與本專業相應的《專業英語》。這門課我從本科生開始講，後來又專門為碩士研究生開設，一講就是二十多年。《專業外語》是受益學生最多的一門課程，除選材廣泛之外，主要的特點是讓學生實踐，多做課堂練習。教學中，在兩種語言和文化基礎之外，我特彆強調「進入原作者的境界」。例如，我在講授莎士比亞的一首14行懷舊詩，譯為：「又幾行新淚，滴落在舊時的恨海，為那已難再見的故人舊物，流瀉幾縷思愁」時，課上竟有學生不禁泣不成聲。做練習，改作業是這門課的關鍵之一。我安排每周一次課堂練習，每份作業都一字一字精心批改，幾乎全部「套紅」，下一次課上發還，並有針對性地講解。讓學生能了解自己問題的所在和不足。本系和外系慕名而來旁聽的學生的作業我也一視同仁，照樣批改。由於我的班比較大，30-50人（有旁聽生），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批改作業上了，有時為了趕在上課之前改完，不得不熬通宵。不少學生是因為這門課和我建立了友誼，無論畢業後是在國內或國外，工作多年後還常來看看，有電話，信件和賀卡給我。一個教師能得到這樣的「回報」，他還企盼什麼呢？

1985年開創的《外國史學史》課程是我「得意」的課程之一。該課體系獨創，按照西方思想發展的脈絡編排，實際上是史學思想發展的歷史，與國內外通行的思路不同。我的課程選材豐富，內容龐雜，深入淺出。史學史中關於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一章更有獨到見解。《外國史學史》講稿20多萬字，我一直想把它擴大到50萬字，成為一本專著，但苦於沒有時間和精力，只好作罷。這真是「遺墨無頭化青灰」的遺憾。

粗略計算，我前後開了21門涉及領域相當廣泛的課程，基本上平均一年一門新課，弄得根本沒有時間搞自己想搞的科研。

我「雜家」的名氣也給我招來了不少「麻煩」。歷史系的同仁記得鄭天廷先生「有解決不了的難題就找黎先生」的話，有問題自然不會「客氣」，也深知我的為人，有求必應。學生們更不「客氣」，甚至在寫研究生畢業論文時「不厭其煩」地請教，使我成了實際上的指導教授。許多畢業生在工作崗位上遇到專業和語言問題時，最先想到的又是我，甚至不遠千里打電話討教。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為解決「前」學生們工作和學習中的問題睡不好覺，我真的比學生本人還認真著急。我還不時在上下課的路上遇到「劫道」的陌生師生討教。在圖書館和資料室中，「打攪」者更多，人們「逮住」就問。有時，我真不敢再去圖書館和資料室了。至於外校、外單位和外地前來討教各種五花八門的「疑難」問題者，我自然禮待，儘力儘快圓滿完成，給「南開」掙上一點面子。「雜家」有「雜家」的難處。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多少沒有「署名」、不算「工作量」、不算「成果」、沒有「報酬」、甚至不為人所知的工作，為別人做了多少「嫁衣」。不過，反正「工作」在那裡，有人受益足矣。

說真心話，我對「雜家」之譽很不領情，認為這是「江湖派」之同義語。不過，我雖是「江湖」，但不賣假藥。在「疑難」問題出現時，我都從第一手開始做。我自己除創新思維和精通外語之外，記憶力好，對「犄角旮旯」的東西過目不忘，也對開拓性教學科研十分重要。

1962年中印邊界衝突出現之後，鄭天挺先生請我一同研究中印邊界問題。我在翻閱大量中外文資料並進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礎上為天津相當級別的人士作了專題報告，這項研究由我執筆，寫了有83頁稿紙的一篇2萬多字論文。文章轉到外交部後引起重視。不久，外交部將文章中的引用的5本珍貴資料借走。後來，鄭天挺對我講，北大的周一良先生見到他時說：總理看了這篇文章，說這是「古為今用的典範」，請周一良轉告這邊來。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夠引起重視並為國家在中印邊界談判中提供重要的論據，關鍵在於我的研究方法與從中國單方面資料入手的傳統方法不同，是從古籍和外國人的資料中找到有利於我國的證據。例如，在前後兩次麥克馬洪線涉及的中印傳統邊界問題上，我在古書中發現「北極出地高二八」的記載，即北緯28度，與第一次麥克馬洪線相吻合。我還在19世紀初出版的法國百科全書中找到有關中印邊界的資料，並在19世紀中葉國外出版的地圖上找到關於中印傳統邊界的記載。此外，我更從地理和人種學的角度論證了印度不存在維吾爾民族的論據等等。這項成果不能發表，但的確體現了南開學術研究為國家現實需要服務的水平。

1979至1985年，我「聽用」兼職擔任學校圖書館館長。這事不輕鬆。我和圖書館工作人員一起重新安排了工具書室的資料和工具書，科學合理分布上架，使南開大學圖書館的工具書室在國內獨具特色，受到師生和國內外來訪者的高度讚譽。我這個館長好「事必躬親」，圈閱定書單，整理書庫，查找圖書，搬書上架。當然，這也使圖書館的管理科學化。我親自訂閱了許多寶貴的書籍和刊物。當「館長」的一大「便宜」是看書方便。我往往整日鑽在書庫里，以至不少次中午被鎖在書庫中，飯不能吃，只好等到人們下午上班後，再被「釋放」。

《印度尼西亞簡史》是我1952-53年發表在《歷史教學》上的一篇很長的題為「印度尼西亞」的論文後，引起湖北出版社的注意，前來約搞後完成的一部專著。該書於1958年出版，在當時國內學術屆和人們對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現狀了解極少的情況下，以10萬餘字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奠定了印度尼西亞歷史的基本框架，研究頗具開拓性。這項研究主要是得益於外語的功力。

我在1963年開始培養東南亞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1964年進修東南亞近代史的越南留研究生來校。幾十年後在河內大學當教授的這位研究生來華講學專門拜訪，十分動情。文革後，我受教育部委託，從77級招收了全國第一批3名出國研究生，在國內培養一年後出國。學生進步很快，現在都在國外有所成就。

對我的工作大家還是認可的。1954-55年我的課程被評為優秀課程，出席天津市優秀教師代表大會，受到表彰。1974，1977，1989年被評為天津市優秀教師稱號。其實，我並沒有什麼崇高思想，只是「怕」自己沒有完成任務，東西沒有教夠，而受到人家的批評。我更在乎的是不受「批評」。秉性如此而已。

我搞翻譯也是「聽用」。在我不知的情況下，我被請進了《翻譯家辭典》。有學生告訴我此事時，我只有苦笑。我算得上通曉英語、法語、俄語和日語，並能筆譯德語、西班牙語（開過課）、葡萄牙語、越語、馬來語、拉丁文、波蘭文等多種語言。所以，許多「難啃」的翻譯自然「跑不了」我。於是，又是一發而不可收，我的譯作（包括校譯、審譯）累計有1千餘萬字。其中署名的有：《朝鮮氣候區域志略》（上海新地學出版社，1951年），《十七、十八世紀歐洲大陸諸國》（三聯書店，1958年）、《尼加拉瓜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牙買加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十五至十九世紀非洲的奴隸貿易》等。至於找上門來的「周鄧紀念館」英文解說詞、某「博物館文物展覽解說詞」、許多「公司」的廣告、產品說明書、各種著作或文集的「目錄」、論文「摘要」、文物上的希伯來文或拉丁文等古文字銘文等等就更多了，我也只有「聽用」而為。

聯合國資料翻譯自70年代初開始，是作為「政治任務」接受的一項業務工作。當時，商務印書館受外交部委託物色翻譯單位，請我翻譯了一些資料後，十分滿意，而且認為「可以展覽」。於是，南開大學成為全國第一個翻譯聯合國資料的單位。1971年，我擔任了天津市翻譯小組負責人和總校人，帶領小組人員經過艱辛努力，圓滿完成了外交部交予的聯合國資料翻譯任務。由於參加翻譯的人員外語和專業水平參差不齊，我前後過手200多萬字，一個字一個字推敲，有的譯文幾乎全改。天津的翻譯精益求精，得到外交部的高度評價。在1976年全國聯合國資料翻譯工作經驗交流總結表彰大會上，我成為唯一受到提名表彰的人員，為南開大學和天津贏得了榮譽和聲譽。1970年以後我還參加了商務印書館主持的外國史學名著的選譯定項目和翻譯任務，參加過由商務印書館主持，各省、市分擔的歷史書籍選材、翻譯和審校工作。

我主持的《尼加拉瓜史》編譯創立了一種獨特的編譯體系，從眾多權威的資料來源中選其精，編成體系完整的各個章節，內容與體系融會貫通，一氣呵成。該書成書後，有關部門認為這是譯著的創新，建議推廣。商務的《出版通訊》、韋氏國際大學字典翻譯委員會等均發表文章，對它有較高的評價。

《十五至十九世紀非洲的奴隸貿易》是聯合國出版物，由於該書涉及的文化範圍極廣，融合非洲、歐洲和美洲文化，作者廣證博引，第一手資料豐富，致使翻譯難度很大。一些相當有身份的學者翻譯的初稿問題很多，對非洲黑人奴隸的各種土著語言在美洲與當地的各種語言混合後形成的各種「土話」，基本上無人翻譯得出來，只好大段大段「空」在那裡，英文翻譯中「硬傷」和其他問題也很多。無奈的出版社慕名找到我，請我擔任「總校」。我逐一解決了這些「難題」。黑人的非洲土話在北美與英語和法語等歐洲殖民者的語言混合，在拉丁美洲與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融合，形成極不規範的用詞和語法。我便運用自己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的知識，結合對這些「土話」的歷史文化背景的了解和分析。將這些「天書」般的難懂「土話」，翻譯得準確流暢。由於我在該書翻譯中做的工作遠遠超出「總校」的業務職責，以至出版社在出版該書時，一反「譯者」在前，「校者」在後的署名排序，將「總校黎國彬」排在「譯者」之前。該書出版後得到聯合國和我國有關部門的高度評價，作為「範本」展出。

《英漢辭海》的翻譯校對問題上，我也是不忍見其翻譯的粗劣，怕丟中國人的臉，被迫參與，校對了相當的條目。當時，已經快翻譯完的這部工具書，在校對時發現許多問題，主編王同億經人推薦找到我，請我給「看看」。我看後發現問題比他們感覺到的還要多，還要嚴重，於是當時在寫給王同億的信中寫道：「在審閱開頭的200個字條中，全錯的有9條，另外需要改動的達30-40%。」辭典中大量引用的古典名著原文和名家例句，涉及領域相當廣泛，有些「譯者」一竅不通，胡亂翻譯一氣。我只好將有問題的詞條原譯文和我改過的譯文多條寄給他們，寫信讓主編了解翻譯中問題的嚴重性並建議認真通審，「不能一掠而過。」我曾明確當面向主編表示：此書不能倉促出版，甚至最好不要出版，因為，用得到《韋氏國際辭典》的人，一般可以讀原文，用不著翻譯，否則也用不著此書。我也曾明確要求主編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寫入編委名單。但「主編」還是倉促出版，並硬將我的名字寫入編委。我對此書的翻譯出版的確不敢恭維，交給我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問題那麼多，我沒有看過的到底有多少問題，真是很難說了。

我在難度更大的「漢譯英」上也下了一些工夫，「聽用」翻譯了一些中國古代文獻和涉及中國古代歷史的高難度論文。我漢譯英的《明夷待訪錄與清初文字獄》、《歷代大運河的修治情況》等多種論著，這些大都是無人「敢接」的「活」，沒辦法才請我幫忙的，怎麼好意思拒絕？此外，《南開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目錄的英文目錄一直由我翻譯。學報刊載的論文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無所不包，難度極大。我翻譯的英文題目有自己的特色，從而使《南開大學學報》在全國高等學校學報評比中受到高度評價。考慮到學報的規範和國際交流，我還主動提出增加英文論文摘要，承擔了這個費心費力的工作，並希望借這個工作培養幾位年輕人。我找了幾個比較有希望的學生，他們都在國外學習研修過，現在都是「博士」或副教授了，組成一個翻譯小組，讓他們分頭翻譯初稿，我給他們修改，並不時有針對性地結合翻譯中出現的英文和專業難點問題給他們上課，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他們帶出來。

我的翻譯工作基本是「活」找我，作為「聽用」結果的「無心插柳」。或許我對於文字，有一種天性或悟性。

可能由於磨難多了，我對人生持一種「出世」的態度，順其自然，儘管受到許多的不公，心中也有幾口咽不下去的「氣」，還有沒能完成《擺夷人文地理》和《外國史學史》的整理和寫作，更是終生的遺憾，但我與世無爭，為數不多的願望之一就是；我要教學60年，一天也不下講台。因為，我的確離不開教學，感情上無法割捨，能把同學帶到自己的喜怒哀樂之中去，是很不容易的。能做到這一點，離開教學還有什麼意思呢？又何必離開呢？當然，我沒有辦法留點東西在人間，但我畢竟在這裡（教學中）發現了我自己，為什麼離開呢？

（2003年8月30日黎國彬先生因病去世，實現了他執教60年的宿願，從1942年畢業任教到2003年6月為研究生講完最後一堂《專業英語》課，黎先生真正在教學第一線默默工作了61年。）

推薦者的話：在南開讀碩士時，有幸得到黎國彬先生的教誨。對他，我充滿了敬意，他也許是最後一位西南聯大的知識分子。他上的專業英語培養了幾代人。上他的課，是一種享受。我一直認為，在我接觸的所有老師中，他對我的影響最大。然而，他的學問雖然很大，卻述而不作。所以知道的人較少。但我始終認為，他是我見到的最有學問的人。他於2003年八月去世了，我一直想寫點東西，以資紀念。前日見到他的學生張偉偉整理的自述，我認為很好，能夠反映他的基本情況，故將此文轉給您，如蒙刊登，不勝感謝！

（原標題作《聽用教授無心插柳——黎國彬教授自述》，經濟-社會史評論2016-0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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