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連載 l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原標題：名著連載 l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國內階級矛盾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中國共產黨的倡導和努力下，經過曲折複雜的過程，而最終形成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處於危難之際。對此，中國共產黨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在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對中共領導的蘇區瘋狂「圍剿」的情況下，中共中央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呼籲團結抗日的宣言。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滿洲事變的決議》，號召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進行廣大反對日本暴行的運動」，「實行反帝運動的下層統一戰線，吸收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階層參加鬥爭」。12月1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發表為國民黨政府出賣中華民族利益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工人、農民、兵士和學生聯合起來，武裝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1933年1月17日，中國共產黨又發表了關於停止進攻蘇區、保衛民眾的民主權利，武裝民眾三個條件下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對日共同作戰協定的宣言。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為日本帝國主義佔領華北并吞中國告全國民眾書》中，號召一切真正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不甘心做亡國奴的中國人，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都聯合在反日統一戰線之內。20日，中國共產黨又以「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籌備會」的名義，發表《中國人民對日作戰的基本綱領》，提出抗日救國的六大綱領。但由於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佔領統治地位，無視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因而存在著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雖提出過一些正確的主張，也未切實執行。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發展了「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合作的部分訂立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根據鬥爭形勢的變化，決定實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和反帝統一戰線政策。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出席了大會。會議贊成中國共產黨的創議「聯合中國境內那些願意為救國救民而真正鬥爭的有組織的隊伍，來創立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廣泛的統一戰線」。①（《季米特洛夫選集》，人民出版社l953年出版，第102頁）

參加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成員，根據會議的精神，經集體討論，由王明、康生、吳玉章等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於1935年10月1日在法國巴黎出版的《救國報》上發表。其主要內容是：正確地分析了國內形勢，指出中華民族正處於在亡國滅種的大禍迫在眉睫的生死關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號召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一切愛國的軍官和士兵，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華僑和國內一切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救國的鬥爭；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

「八一宣言」不再局限於過去的下層統一戰線或工農兵學商的聯合，而是擴大為各黨、各派、各軍、各界、各個民族的聯合，也包括國民黨在內。提出：「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②（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9)，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頁。）不再局限於過去與國民黨某些軍政人員訂立協定、停止衝突、互相聯合上，進而提出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等。並為國肪政府提出了十條施政方針。宣言雖然仍把蔣介石排除在統一戰線之外，但卻一再呼籲各黨派停止內戰，為抗日救國的事業而奮鬥。宣言提出各界立即進行協商、談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會，討論抗日救國的實際工作。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為了制定黨在新形勢下的政策，中共中央從l2月17日起，在陝北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會議深入分析討論了國內外的政治形勢，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和《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指出，日本要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其獨佔的殖民地，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這個基本特點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及武裝勢力之間的互相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它應該有最廣泛的行動綱領」。

毛澤東於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的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毛澤東在報告中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澤東指出：「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力量」，而且「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①（《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38頁）這就是決定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殘酷性」。為了戰勝強大的敵人，加速革命的發展，就需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②（《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40頁）。中國目前的基本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中國變為它獨佔的殖民地。在這種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面前，工農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是堅決抗日的，他們已經起來進行著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鬥爭。民族資產階級中間的一部分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因此，「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③（《毛澤東選集》合訂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l37頁）。同時毛澤東還指出，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的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在日本帝國主義要獨佔中國的條件下，英、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即蔣介石集團，就有可能抗日和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報告提出了對民族資產階級要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基本政策。既團結他們共同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同時對他們的動搖性進行適當的批評或鬥爭。報告還批評了關門主義錯誤，並告誡黨不要重複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陳獨秀投降主義的錯誤，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領導權。

瓦窯堡會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精闢地分析了國內政治形勢，抓住了時局的關鍵，正確解決了遵義會議尚來不及和還不可能完全解決的黨的策略路線問題，全面地規定了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為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理論基礎。

瓦窯堡會議後，中國共產黨廣泛地利用各種刊物，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和政策，並採取靈活的方式與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和各階層接觸，努力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首先實現了數十萬群眾在西北地區聯合起來。同時也曾與國民黨代表進行多次談判，由於國民黨不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談判未獲成果。

1936年華北局勢更加惡化。中國共產黨在通過組織、發動中國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踐中，認識到「只有全中國各黨各派的共同奮鬥，全中國人民及武裝部隊的總動員，我們才能給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以致命的打擊，而取得中國民族的徹底解放」。①（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0)，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l985年版，第2版）在當時，爭取蔣介石集團停止內戰共同合作抗戰，尤為重要。蔣介石是國民黨的領袖，是國民黨中親英、美派的代表，掌握著國民黨政府的軍政大權，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活動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因此，要實現全國全民族的抗戰，如果不促使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是無法達到目的的。為了促使蔣介石對日態度的轉變，實現全民族的抗戰，中國共產黨決定將「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

9月1日，中共中央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又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Fl。一方面繼續揭破他們的每一退讓、妥協，喪權辱國的言論與行動，另一方面要向他們提議與要求建立抗日的統一戰線，訂立抗日的協定。我們正在通知他們，共產黨中央立刻準備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到蘇區來，以便進行談判。9月17日，中共中央決定將「人民共和國」改為「民主共和國」，完成了對國民黨由「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政策的轉變。

西安事變爆發後，中共中央從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確定了「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的方針。南京、西安和中共三方代表，經過談判，達成了抗日救國的六項協議，基本上結束了十年內戰的局面，開始了國內和平的新時期，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團結抗日創造了有利條件。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五項要求：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作戰的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持執行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四項保證是有原則限度的，同時又是必要的重大讓步，其目的是為了敦促國民黨接受五項國策，實現國共兩黨的重新合作，實現全民族的和平、民主和抗戰。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原則上同意了中共提出的團結抗日的主張，實際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其基本政策已由內戰、「剿共」和妥協，轉向和平、統一和抗日，從而標誌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從1937年2月至9月，國共雙方代表就紅軍改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改制、國共合作的共同綱領和組織形式等問題，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進行了6次談判。其間，7月15日，中共中央將《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國民黨，經過反覆談判，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將西北主力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實際上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至此，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闢了中國革命史上的新紀元，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使得中國抗戰力量的階級組成和群眾動員的規模更加廣泛，將對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性的作用。「歷史的車輪將經過這個統一戰線，把中國革命帶到一個嶄新的階段上去。」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在民族敵人深入國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但國內的階級矛盾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形成的。因此，它具有廣泛的民族性和複雜性；是國共兩黨的兩個政權、兩個軍隊的合作；沒有雙方共同遵守的共同綱領和固定的組織形式；處在一個既有利又極其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中等特點。這些特點要求中國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必須自始至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嚴格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為實現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作出堅韌不懈的鬥爭。

——摘自朱漢國、劉芃主編《歷史學習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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