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統勛藝高人膽大，幫著乾隆收拾了張廷玉

在雍正時代，政治是非常嚴苛的，整個官場可謂亦步亦趨。大臣們一個個像系著紅領巾的孩子，不敢專擅結黨，群小也都以奔走權門，互相攀比為戒。

不料雍正去世不久，新即位的乾隆便覺察到有些跡象不對頭：大小臣工故態重萌，門戶分爭，暗中較量。這些不過是表面現象，而根子卻在先帝最倚信的兩位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的身上。

被雍正帝譽為「不世出之名臣」的鄂爾泰，在康熙主政時期仕途很不得意。卻不料突然柳暗花明，時來運轉，剛登上皇位的雍正對他十分賞識，從此平步青雲，歷任封疆，雍正十年更由雲貴總督任上召拜保和殿大學士，而且位居首席，一下子蓋過了入閣多年，且在朝臣中地位最高的張廷玉。

和鄂爾泰比起來，張廷玉的仕宦生涯可說是一帆風順。他出身於安徽桐城的官宦世族，父親張英極受康熙尊崇，官拜大學士。康熙五十年，張廷玉就幹上了禮部侍郎。雍正即位後，身為漢臣的張廷玉更受到有清一代罕見的殊遇，居內閣首輔，又兼任首席軍機大臣，是不折不扣的真宰相。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乾隆初政，他遵照先帝遺詔，公布了鄂爾泰、張廷玉身後「配享太廟」，這是做臣子最高的殊榮了。

可惜張廷玉與鄂爾泰都沒有好好珍惜這曠世恩典，竟鬧起了門戶之爭。

在鄂、張眼裡，乾隆不比雍正，是個仁慈寬厚之主，而且從年紀上講，他們稱得上乾隆的父輩，又都做過皇帝的老師，心中對他就不那麼敬畏，種種因素湊在一起，不知不覺地，就重演了朋分角立的故伎。

作為臣下，有這種想法可就大錯特錯了。乾隆對他們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乾隆五年四月，群臣被召來聽取一道語氣嚴厲的諭旨，他們被警告不得逢迎權臣，妄自揣摩。在諭旨的結尾，乾隆責問群臣：「你們如此作為，把鄂、張認作大有權勢之人，可以操用舍之柄，那把朕視為如何之主？」

聰明的臣工已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雍正朝血腥鎮壓朋黨紛爭的陰影又開始降臨了。

而揭開這次「打擊朋黨行動」序幕的，就是隱然對立的兩大派朝臣之外，那個卓然獨立、秉公持正，心中唯知有君的剛勁之士---他就是令乾隆終生感佩的大臣劉統勛。

劉統勛也當過皇帝的老師，因為有這層師生關係，乾隆對他的人品是相當了解的。乾隆登基後很快提拔他出任內閣學士二品大員，劉統勛則決心鞠躬盡瘁，以報知遇之恩。

乾隆六年（1741年），皇帝任命劉統勛為糾察百官的左都御史。他對朝中形勢做了深入分析，對皇上的政治意向也做了悉心的揣摩，得出的結論是：先皇雍正留下的老臣漸漸滋生結黨擅權的傾向，而新帝著力提攜培養某些大臣又權力過重，用事過銳，不及時抑制，日後發展下去，就可能重演先皇時年羹堯、隆科多的故事。

群臣的明目張胆，當然也有乾隆還缺乏政治經驗的原因，對待臣工過於寬厚仁慈，以至朝中群臣未能如雍正時匍匐於皇權之下。

劉統勛察覺出，乾隆已經開始醞釀動手解決初政以來日漸突出的問題，以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但投鼠忌器，他還不想撕破情面，直接動手，直指一切問題癥結之所在，傷害前朝老臣鄂爾泰和張廷玉。

在反覆權衡利弊之後，劉統勛覺得盼望已久的報主機會到了，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決心置個人仕途於不顧，連上兩件密折，參劾當朝權勢最重的兩位大臣，其中之一就是張廷玉。

在政治風雲中，沒有對錯之分，只有「形勢之變」。符合時代、符合形勢的建議，肯定會被採納。

在這封奏摺中，劉統勛引用外間輿論，「桐城張、姚二姓，占卻半部縉紳」，劉統勛所說的張廷玉一門朱紫，權勢顯赫，乃朝廷共見的事實。

張廷玉與其父親張英相繼為宰輔，而張廷玉大哥、三弟、四弟均為翰林，張廷玉的孫子也身入翰苑，其門第之盛可以想見。劉統勛選准張廷玉作為攻擊的第一個靶子，又不涉及他與鄂爾泰之間的恩怨瓜葛，真是高明之至。

而當時的乾隆正需要像劉統勛這樣無所依傍、有稜有角，為維護和強化皇權不惜粉身碎骨的忠直之臣。乾隆六年十二月初四，乾隆將劉統勛的兩個奏摺發給群臣。

元老張廷玉當然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從此張廷玉屏息斂跡，處處以太平宰相自居。但是即便如此，張廷玉在後來因為上奏乞休，以及配享太廟一事和乾隆鬧翻，最終落得被削伯爵，灰溜溜回到了老家。

可以說，劉統勛在最合適的時機，讓乾隆收拾了張廷玉，對此乾隆還是講義氣的，劉統勛隨後被升為大學士，成為了繼張廷玉之後的漢人權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