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術是否仍值得今人追慕？

民國時期是大師眾多,高峰林立的學術黃金時代嗎？

除非可以回到傳統經、史、子、集的學術分類體系，只要學術工作仍須在現有的學術分類體系之下進行，我們就仍得沿著民國學術開闢的道路前進。在我看來，假如民國學術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說需要在效法的基礎上力求發揚，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融匯中西」這一為學之方。

大約在21世紀伊始，中國大陸似乎興起了一股追慕民國學術的風氣。這一風氣最為首先和突出的反映，是出版界大量重印民國時期的著作，很多20世紀20-40年代中國人文學領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如王國維、陳寅恪、胡適、錢穆等等，受到格外的關注。與此同時，作為民國學術的繼續，目前活躍在台灣與香港的一線學者，其著作也紛紛在大陸出版。再加上文學界一些作家對民國學術人物的傳記和演義，更是以通俗的方式將那些歷史人物所代表的民國學術推向社會大眾。一時間，民國學術無形中不僅成為很多人心目中中國現代學術的典範，似乎更成為反顯1949年到1980年代之間中國大陸學術貧瘠的一面鏡子。

不過，最近似乎出現了一些試圖重新評價民國學術的文章。如果說以往中國大陸推崇民國學術的文字對其未免有神化之嫌，那麼，最近幾篇重新評價的文章中，除了學者以較為客觀的文字，指出民國學術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有的網路文字則對民國學術不乏整體否定之意，頗有推倒一世豪傑的氣勢。

對於以往神化民國學術的趨勢，如今的重新檢討和反省有其必要。但如果說神化民國學術未免失真的話，過於矮化民國學術，試圖整體否定民國學術的價值，也不免矯枉過正，同樣距離事實的真相甚遠。在此，我願意以一名當今中國人文學術從事者的身份，談一談我個人對於民國學術的看法。

首先需要說明兩點。其一，我所要討論的「學術」，並非狹義的與「思想」相對的那種「學術」，而是既包括對既有傳統的研究（狹義的「學術」），也包括理論的創發與建構（狹義的「思想」）。因為，我歷來認為那種「學術」與「思想」的區分，充其量是學問所展現的不同側重，實際上根本無法一刀兩斷。即便是考據之學，也很難沒有研究者的思想「前見」在研究過程中自始至終滲透其間。同樣，真正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思想」而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或故作「聳人聽聞」之語，都必須建立在深厚的知識積累之上。在對相關領域既有的知識積累缺乏足夠掌握且不願了解的情況下，任何以「思想」自我標榜的「造論立說」，都不過是為學路上的懶惰和投機取巧，終究難逃「拾人牙慧」的命運。在這個意義上，孔子所謂「溫故而知新」，實在是顛撲不破之言。

其次，對於「民國」的確切所指，目前幾乎所有關於民國學術的文字似都未有明確界定。當然，1911-1949年應該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民國」。但1949年之後，尤其是20世紀50-80年代甚至今天，是否還存在「民國學術」？在迄今為止關於「民國學術」的討論中，恐怕就未見得「百慮一致」了。政權轉移因素姑且不論，如學術有其自身的連續性，那麼，至少1949年離開大陸避地港台以及異國他鄉的一批學者，顯然屬於「民國學術」的內在建構者。胡適、錢穆、林語堂、傅斯年等人不必說，即便稍晚而更多在20世紀50-70年代達到著述高峰的唐君毅、牟宗三等人，也無法被簡單歸於「港台新儒家」，而仍是「民國學術」的組成部分。至於目前活躍在港台及海外、在中國人文學中取得傑出成就的學者，恐怕仍然不能擺脫「民國學術」的譜系，至少可說是「民國學術」滋養之下的結果。不過，我這裡對於「民國學術」的看法，仍以20世紀20-40年代這一最無歧義的「民國」所指為限。

在目前重新評價民國學術或試圖破除民國學術神話的論述中，有一種看法認為，民國學術「除了個別傑出人物外，總體上遠沒有超越清朝」。持此論者雖未有詳細論證，其理據不得而知，但仔細斟酌，此說恐見仁見智。首先，這裡的「學術」顯然是限於人文學尤其文史之學。無疑，清代文史之學尤其考證之學成就極大，但即便限於文史、考證之學，也很難說民國學術「遠沒有超越清朝」。例如，民國學者利用包括甲骨文等出土文物結合傳世文獻，並吸收域外漢學的研究成果，在文史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單在研究方法和視野上就已突破了清代學者的藩籬。更為重要的是，將民國學術與清代學術相比，似乎多有「不類」。這裡關鍵在於，民國學術根本是整個中國傳統學術分類體系發生根本變化之後的新生事物，其中不僅有文史哲這類可與傳統學術經史子集大部分內容大致銜接和比較的人文學，更有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下諸多無法或很難在傳統中國學術中找到對應的嶄新的學術門類。如果民國學術不能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排除在外，所謂清代學術遠超民國學術，就根本無從談起。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已經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這裡所謂的「民國」，大概只限於1949年之前的中國，並不包括1949年之後港台地區和海外華人世界的學術；而所謂「今天的總體學術水平」，我想也只能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的人文學術。改革開放迄今，自然科學方面的成就是否大大超越了民國學術，自有專業學者去考究評判，我沒有發言權。而就人文學科包括社會科學而言，是否可以說已然「大大超越了民國時期」？即便是1949年之前的民國時期呢？

如所周知，認為1949-1970年代中國大陸的人文學術近乎「一片荒蕪」，大概並不過分。改革開放迄今三十餘年，中國人文學的確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大陸學者所取得的成績，在某些具體方面，的確已經超出了民國學者昔日在同一方面所作的貢獻。前面提到那些重新評估民國學術的文章，有的就是於此立論。合乎事實之處，我們當然要予以肯定。學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後出轉精，原本是應當如此的。不過，是不是中國人文學如今各方面的研究都已經完全超過了民國的學術，還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然而，這還不是我要探討的重點。在我看來，即便1980年代以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較之民國學術，中國人文學當前仍然面臨著一個根本的不足。

這個根本不足是什麼？在我看來，就是中西學術之間嚴重的分裂。如果說民國學術最大的特點在於「融匯中西」，那麼，當今中國學術最嚴重的不足，正是中西學術之間不能彼此融會貫通的分裂。就主治「中學」和主治「西學」兩方面的學者分別而言，一方面，是主治「中學」的學者西學素養不足。這種不足首先反映在西方語文能力的欠缺，無法直接進入西方學術的世界。即以改革開放後成長起來且目前居於「中學」一線地位的學者來說，較之民國時期的同行學者，西方語文能力也相對欠缺。另一方面，是主攻「西學」的學者大都「中學」素養欠缺。與民國時期同行學者相較，這些主攻西學的學者關於中國傳統人文學術的知識和修養更是相去甚遠。如此一來，當今個別治「中學」的學者固然可以在一些局部、具體的研究上比民國學者有所進步，但「學貫中西」的整體格局卻不具備。而那些治西學的學者，西方語文的能力未見得超過民國學人，傳統國學的修養經過長期反傳統的洗禮，更幾乎喪失殆盡。事實上，如果仔細檢視一下目前那些試圖重估民國學術的文章，我們就會看到，所有那些被強調超越了民國學術的特定方面，幾乎無不局限於「傳統」「中國」的文史哲領域，而且往往是局部的修正與推進，並沒有整體性的典範轉移，更缺乏那種深入西學但卻是僅以西學為「參照」而非「標準」的博大精深之作。在這個意義上，或許恰恰可以說，即使在中國文史哲研究的領域，除個別傑出學者，整體而言，當今中國的人文學術還遠未達到民國學術的水準。對於我的這一判斷，如果將民國時期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大學」畢業生的畢業論文和當今一流大學的「研究生」畢業論文做一對照，讀者或可認為所言不虛。

除非可以回到傳統經、史、子、集的學術分類體系，只要學術工作仍須在現有的學術分類體系之下進行，我們就仍得沿著民國學術開闢的道路前進。作為現代中國學術的肇端，民國學術可以說為現代的中國學術奠定了楷式。不過，作為現代中國學術創製的典範，民國學術的意義還不在於新式學術分類系統的引進和現代學術機構的建立，因為這是西方文化強勢進入中國的一個自然結果，無「理」可言，「勢」之所趨而已。在我看來，假如民國學術至今仍然值得追慕，或者說需要在效法的基礎上力求發揚，最根本的一點就是「融匯中西」這一為學之方。這一點，在當今之世具有特別的意義。

因此，撇開一些媒體、文化界和社會人士對於民國學術的誇大和神化不論，也暫且不談推崇民國學術背後對於健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訴求——儘管一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環境對於學術的健康發展不可或缺，僅就學術本身來說，民國時期所建立的「融匯中西」這一為學之方，仍是當今中國學術的目標。數年前，我曾在「海外儒學研究前沿叢書總序」中說過：「依我之見，現代意義上中國人文學研究的鼎盛時期是在20世紀20至40年代。儘管那時的中國內憂外患、風雨飄搖，但學術研究並未受到意識形態的宰制，一時間大師雲集、碩儒輩出。而那些中國人文學研究的一線人物，除了深入中國古典、舊學之外，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兼通他國語文，能夠及時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國人文研究的動態與成果。」「如今中國大陸人文研究的再出發能否趨於正途、繼往開來，在一定意義上，其實就是看能否接得上20世紀20至40年代的『學統』」。在此，我仍願重申此言。

總之，只有儘可能消解當今中國學術界仍普遍存在的中西分裂，治「中學」者儘可能充分了解和吸收「西學」，「攬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不再抱殘守缺；治「西學」者儘可能補充「中學」學養，不再僅以西方學術的「傳聲筒」自限，中國的學術才有可能在接續民國學術的基礎上超越民國學術。也正是或者說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近年來對於民國學術的追慕，才仍然是「理有固然」而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