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讓救國成為實際行動，《新潮》《國民》從對抗走向聯合

5月4日之後，北京大學幾乎所有的活躍分子都投入到了運動當中。三四個月前還各行其是的北大學生捐棄前嫌，團結到一面旗幟之下，共同為外交危機、釋放學生以及挽留蔡元培等問題吶喊奔走。

《新潮》與《國故》是對頭，《新潮》與《國民》在「五四」前，也素不相能。至於源頭，得追溯到一年前：

1918年5月初，東京的中國留學生為了抗議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遭到日本警察的鎮壓，中國學生決定罷課，兩個星期後，因為罷課沒有效力，於是決定全體回國。當時回國的留學生達1000多人，他們與北大等校的學生取得聯絡後，於1918年5月21日發起京津地區的大專學校2000多人向總統府請願。這次請願「十分溫和」，也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回應。

請願隊伍里，北京大學打頭的是許德珩、段錫朋等人，傅斯年等人卻自始至終表示反對。這次請願導致了校長蔡元培的第一次辭職，為此顧頡剛把參加了請願的羅家倫痛罵了一頓。許德珩則在回憶錄里一口咬定：這次請願失敗，全是由於傅斯年等「壞學生」向當局告密的緣故。

許德珩在北大民主廣場演講

這次請願之後，學生隊伍出現了分裂。一部分激進的學生不滿於「北京學生死氣沉沉」，決定成立一個團體，出版一種刊物。團體是「學生救國會」（最初叫「學生愛國會」），刊物是《國民》雜誌。

《國民》創刊號本來計劃在1918年下半年出版，但因為總務股主任魯學淇挪用經費，出刊延期到1919年1月，跟《新潮》第一期正好撞上。

在後來的敘述中，《國民》雜誌社和《新潮》社的區別只是學生中思想傾向的差異，但同屬於「新思想新文化」的陣營，如《國民》主編之一黃日葵這樣分辨兩種刊物：「五四運動之前年，除《新青年》雜誌為教授所主持者不計外，學生方面，有兩種大的傾向，……一種傾向是代表哲學文學一方面，另一種傾向是代表政治社會的問題方面。前者是《新潮》雜誌社，後者是《國民》雜誌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

這只是一方面。兩社的分歧，也多含有意氣的成分。新潮社比較精英化，初創時成員只有21名，門檻相當高，北大學生要「投稿三次經本志登載」才能入社，外校學生不但要登三篇稿，還得有二名以上社員介紹，社員一年之內不投稿，就會被「清退」。頭一年就清退了三名。後來規定有所放寬，取消了投稿限制，但前前後後也不過招了40名新社員，以北大學生為主。

《國民》雜誌社是學生救國會的機關刊物，理論上只要會員都可以成為雜誌社成員，事實上則多半靠社員介紹，因為《國民》雜誌社先後社員達189人，連《國故》月刊的一些學生編輯，如張煊、孟壽椿、陳鍾凡也列名其中。校外的人員很多。而且學生救國會與南方的政治勢力聯繫緊密——許德珩等曾在上海會見孫中山，據說當時名不見經傳的蔣介石還向學生救國會捐了十元大洋。

《國民》

為此，蔡元培不讓《國民》雜誌社的編輯部設在北京大學校內——《新潮》與《國故》則可以。而且，對於《新潮》、《國故》，北大校方都有「墊款三期」的扶助之舉。《國民》則是自籌資金，靠學生救國會會員每人四元「入社金」與每人每年一元（1919年底改為二元）的「常年捐」支撐雜誌的運轉。

《國民》與《新潮》之間，存在明顯的敵意。五四運動之前，《國民》基本使用文言，這本來是社會性刊物的常態，但許德珩解釋說：「因為我們與傅斯年合不來，他們乾的事我們不幹。傅斯年不贊成我們反日，就不參加學生會。《新潮》提倡寫白話文，我們《國民》就偏用文言體裁發表文章。當然，這與我們的刊物是全國性的有關，因為當時社會上對於白話文還不易接受，但是也含有與《新潮》搞對立的意圖。」因為要搞對立，國民雜誌社的北大成員「在校外也是寫白話文」，「一回北大就只寫文言」。

五四運動改變了這種對立的局面。

《國民》與《新潮》的聯合，大概首先應該歸功於他們共同的指導者李大釗。李大釗的圖書館長辦公室，是《新潮》同人常去的議論場所，李大釗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成員里有許多來自國民雜誌社。因此，李大釗經常擔任兩個社團之間的調解人，比如五四運動前，李大釗曾出面說服許德珩等人，讓羅家倫、康白情、楊振聲等新潮社中堅加入北京大學學生會，共同組織五四運動。

李大釗

1919年3月，北京大學的學生髮起成立了平民教育講演團。這個組織的宗旨是「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覺悟心」，它囊括了新潮社和國民雜誌社幾乎所有的主要成員，而且往往同一個演講小組中，既有國民雜誌社的社員，也有新潮社的骨幹。在五四運動中，講演是北大學生反抗政府、爭取外界支持的主要方式之一。

5月4日之後，北京大學幾乎所有的活躍分子都投入到了運動當中。三四個月前還各行其是的北大學生捐棄前嫌，團結到一面旗幟之下，共同為外交危機、釋放學生以及挽留蔡元培等問題吶喊奔走。

對於新潮社來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意義在於讓他們參與了實際的「救國行動」。之前，他們不太相信「民德墮落，苟且之行遍於國中」的普通民眾有接受新思潮新文化的能力，因而將《新潮》的預設讀者定為有一定教育程度的中小學生。如今，他們試圖將《新潮》上那些對舊思想舊制度猛烈的抨擊帶到民眾中去，他們向著大街上聚攏來的市民，演說著《改良家庭》、《迷信》、《打破空想》這樣的題目。

在五四運動衝決一切的大潮中，行動的呼聲壓倒了理性的思考，新潮社不得不自慚於「從前我們中國的學生，口裡法螺破天，筆下天花亂墜；到了實行的時候，一個（個）縮頭縮頸」，而加入向民眾傳播「北大精神」的隊伍中。此時的「北大精神」，卻從「喚起國人對於本國學術之自覺心」，變成了「以學就人之教育」，「北京大學因以平民主義之大學為標準也」（《平民教育講演團成立啟事》）。這種從「思想的啟蒙」轉化為「行動的啟蒙」的轉變，正如施瓦支指出的那樣，表明新潮社的領導人「渴望超越他們自己的狹小圈子，把對啟蒙的倡導充分地帶入中國社會」。（《中國的啟蒙運動》）

同樣基於民眾啟蒙的渴望，國民雜誌社也修改了自己的方針。由於街頭演講的特殊性，演講者不能只講政治問題和外交問題，也要宣講與一般民眾切身相關的話題。他們不光講《青島交涉失敗史》、《國事真不可談嗎？》，也講《家庭制度》。《國民》與《新潮》的關注點在五四運動中漸漸靠攏、融合。

兩個社團成員之間的關係，也有了明顯的改善。二卷二號的《國民》上，羅家倫有一首詩《往前門車站送楚僧》，贈別即將出國的許德珩，回憶他們在五四運動時並肩戰鬥的情形：

五四以後的一夜，

你在門內，我在場中；

六三前的一夜，

我進門去，你在場中——

這都是昏黑的晚上

可怕的矮樹，供我們藏身，

可憐的帶刀人，做我們的保衛，

這是什麼景況？

楚僧我們今夜相別！

1918年5月，兩人一起走在遊行隊伍里。分道揚鑣一年之後，又是一個五月，兩人終於再度走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