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締造了德國電影史上最經典的一部影片

本文是對弗里茨·朗的一次重要採訪，主題是圍繞他的代表作《M》。

Gero Gandert：你是怎麼想到《M》的主題的？在1931年流行嗎？當時有不有孩童殺手這樣的真實原型？比如Haanmann、Crossmann、Kurten？

Fritz Lang：我非常喜歡讀報紙，不止是德國報紙，我簡直什麼都讀，我在字裡行間尋找有用的信息。我曾經對上千種不同事物感興趣，而這幾千種興趣，又總是歸結為一條：對人類的興趣。

不僅僅是一個人表面上做了什麼——也不管是無辜的還是有罪的，更重要的是為什麼他要去做？他的動機是什麼？為了找到解答，需要不光是個人意識，更主要是同情心。

至於怎麼想到《M》，誰又能確鑿無誤地指出是如何對一個主題感興趣的呢？是什麼影響了他？可能是秋天的一片落葉，可能是風起風停，可能是一場暴雨劈頭蓋臉淋下來??我相信自己是自然地就被這個主題吸引住了，就去做大量的準備工作。

我可能去打探所有重要的東西（沒有什麼是不重要的），各種細枝末節都不放過。我決定做M的時候，正值連環殺手在德國猖獗，我問自己：到底是什麼使得這些人做出這種傷天害理的暴行？正如你說的那些同時代的原型Haanmann、Crossmann，他們都不是孩童殺手。但在布雷斯勞，那時卻發生了針對兒童的謀殺，罪犯都沒有被逮住。

《M》為什麼吸引我，不僅是因為我想檢視什麼原因令人做出獸行，還因為我要展開對死刑的利弊討論。電影的要義不在於懲罰罪犯，而是警告母親們：「你們要看好自己的孩子！」這是我前妻當時的心聲，她是編劇之一，我1933年以前的德國影片基本都是我倆寫出來的，她當然對此片也作了很大貢獻。很多年來，她都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偵探Lohmann

Gero Gandert：偵探Lohmann有不有原型？你有不有顧問？心理學家或者醫生之類的顧問？

Fritz Lang：我不能簡單地說，不，沒有Lohmann的原型，他的個人品質、性格、幽默感，很難說。不過我的確請教過犯罪調查方面的專家，他們告訴我警察辦案的一些程序方法。同樣，我也和精神病專家和心理學家長時間交流強迫性罪犯的心智狀態。

Gero Gandert：評論家稱你的電影含有浪漫元素，比如《M》裡面丐幫市場的的場景，你贊同這種說法嗎？

Fritz Lang：我覺得許多評論中的說法實際上都很膚淺。我不認為《M》或《狂怒》或者別的哪部我在美國拍的片子里有什麼浪漫元素，比如The Woman in the Window，還有Scarlet Street、While the City Sleeps、The Big Heat等等，可能是有些生動有趣的元素，但肯定不是浪漫。

再說，當處理「浪漫主題」時，比如The Weary Death（1921）或者17世紀背景的影片《慕理小鎮》（1955），必須在表演時真實地對待浪漫主義，而不能把角色大情緒偽裝成「浪漫的」。

《三分錢歌劇》（1931）

Gero Gandert：影評人還指出布萊希特《三分錢歌劇》在《M》中的痕迹，你看是不是有這種影響呢？

Fritz Lang：布萊希特影響我？當然有的。和他同時代的人難道有誰不被影響嗎？你怎麼可能忽視布萊希特這樣的天才呢？但是不能說一個人可以直接採用別人的觀點據為己有，他不能只是在別人的影響下發展出自己的東西。

Gero Gandert：聲音作為戲劇性媒介在《M》中的運用廣受褒揚。

Fritz Lang：《M》是我第一部有聲電影。那時候，你能看到的有聲電影，用一隻手都能數出來。我當時開始對聲音這種新媒介作出妥協。我發現，當我干坐在一個路邊咖啡廳時，我肯定會聽到馬路上的噪音，但一旦我和別人進行深入的談話，或者很投入地看報紙，那噪音也就充耳不聞了。因此，在表現一場對話時，有理由不去渲染那些額外的噪音作為背景聲。

那時候我開始意識到聲音不僅是可以作為戲劇元素，而且事實上必須成為戲劇元素。在《M》里，當大街上的靜默（我故意忽略了其它噪音）被警察尖利的汽笛聲撕破，或者被不時響起的口哨音所打破，這是對他無法壓制的熱望的無聲表現。

同樣《M》是我第一次用聲音疊加聲音，一個場景的末句話和下個場景的首句疊加，這不僅是加強影片的節拍，同樣強化兩個並置場景間內在思想的戲劇性的必然聯繫。

也是我第一次把兩個對位的場景（黑幫分子為找出兇手的會談，以及警察局內為了同樣目的的商議）如此處理，使得整個對話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體。就是說一個黑幫說完，而一個偵探則剛開始說，這樣兩句話的連貫就產生了某種作用，反之亦然。很快我這些方法就在電影製作中流行開了。

當街頭小販聽到刺耳的手搖風琴旋律時，塞住耳朵不聽，很快手風琴聲就沒有了，儘管聲音依然存在。這樣做是一種嘗試，倒不是說我想建立一種規則。

我從來不認為電影需要什麼條條框框。它是常新的，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往往某一個鏡頭正確的拍法對其它所有鏡頭可能都是錯誤的。

Gero Gandert：克拉考爾在《從卡利加里到希特勒》中寫道，《M》本來的片名是The Murderer Among Us。喬治·薩杜爾在他的《世界電影史》中說這部片子有可能會受到納粹勢力的威脅，因為片名暗示所有德國人都有罪，導致你後來不得已才將之改為《M》，這些說法正確么？

Fritz Lang：克拉考爾有一點沒有說錯，就是原來的片名是The Murderer Among Us，但他的論斷說什麼《M》是關於Kurten的電影，Kurten就是杜塞爾多夫的一個孩童殺手，但首先，Kurten並沒有真正被確認為是兇手，其次，《M》的劇本早在Kurten被捕前就寫好了。所以並不完全是他說的那樣。

至於喬治·薩杜爾在《世界電影史》中說的，那完全是他在無中生有。

我把片名從The Murderer Among Us改為《M》，是在拍攝期間的事，因為一個追蹤者在兇手的背上用手上的粉筆印拍上《M》的記號，以便讓別的人能夠認出他來。還有就是我發現《M》更加有意思，更能給人一見之下，留下深刻印象。

Gero Gandert：某些題旨和基調看上去一再出現在你的作品中：無情的命運最終獲勝；罪人／無辜者受到迫害；主人公受到黑暗的本能所驅動；死亡的力量異常強大。你對此有什麼解釋嗎？

Fritz Lang：個人對命運的抗爭可能在我所有影片裡面都有，主要體現為好人在和更強大、更高級的勢力搏鬥，可能這種勢力是某種被普遍接受的不公，可能是腐化的組織、社會或政府，或者這種勢力就是某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內心世界。

如果你說我的電影表現了死亡比其它所有東西都更強大，那麼我得說，你錯了。我關注死亡，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下選擇死亡總要好過生不如死。他必須為之奮鬥，抗爭已經被認為是「正確」的東西，即使去和高不可攀的權力對抗，即使死亡將是必然結局。重要的是建立衝突、對立。

一方面，無辜者具有有罪的所有表象（Fury或者You Only Live Once），另一方面，有罪的人也帶有所有無辜的表象——有人能夠否認這二者實際上是同一回事么？脫離表面，深入內涵來看，什麼是有罪？什麼是無辜？一個人能說他絕對無辜或者絕對有罪么？

如果存在絕對意義上的答案，那肯定是「否」。每個人都有責任去尋找對他來說是正當的事實，不管那種事實如何虛幻。這些想法是Jacques Rivette首先提出來的。我認為一個好導演首先是一個好的心理分析家，Jacques Rivette顯然對我和我的影片進行過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