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清代關稅：1644—1911 年》序言

原標題：李伯重：《清代關稅：1644—1911 年》序言

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ca. 1644—1911一書於2016年11月在 Brill 出版社出版。著名學者李伯重教授為該書作序。剛剛在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清代關稅：1644—1911年》，即是以該書的翻譯稿為基礎寫成的。

李伯重教授所作序：

《清代關稅：1644—1911 年》認為，如果一位學者對歷史缺乏了解，那麼他將不可能在實質上對清朝的關稅及清代中國政治經濟的一般性有透徹的認?識。

財政在世界歷史中的重要性無須刻意正名。現代財政孕育了現代經濟史及現代國家，同時還能使我們從現代社會中追溯那些傳統社會財政革命中的偉大進?步。

這本書描述並分析了清代財政的發展，特別是現代公共收入的一個主要部分—關稅。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土地稅和人頭稅佔據財政收入的大宗，而關稅只佔據很小的比例。在西歐早期近代化時期，關稅增長非常迅速，最終取代了土地稅和人頭稅，成為財政收入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類似的變化同樣在?19?世紀中葉的中國產生，這一變化也是自?19?世紀中葉開啟的中國近代化變遷的一部?分。

在清朝，關稅涵蓋了國內貿易及國際貿易的所有商品，並由兩個機構分別徵收。這兩個機構分別為：常關，即針對國內貿易商品徵稅的一般性關口；洋關，即針對國際貿易徵稅的關口。在該書中，由這兩個機構徵收的稅都被稱作「關稅」。這是因為儘管我們對常關和洋關的職能做了清晰的界定，但在某些情況下兩者的職能是相重疊的。此外，在?19?世紀晚期，國內關稅主要由厘金（likin）構成，雖然此時掌管進出口稅務的現代海關服務已經從西方引進，很多情況下厘金仍由地方政府徵收。為避免讀者對清代中國稅收的不同含義而引起的誤解，在此我們採用它們原始的名字—關稅（guanshui），而非英文翻譯過來的關稅（customduties）。

關稅問題在清朝國家財政中佔據特殊的地位。19?世紀中葉以前，關稅已經在清朝財政收入中佔據了相當可觀的份額?，儘管佔據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三的土地稅仍是財政收入的基石。然而，19?世紀下半葉關稅陡然上升，在清朝的最後十年一躍成為第一大財政收入來源。?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沒有關稅，那麼清朝將無法管理國家，甚至無法生存下去。因此，關稅對理解清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清朝見證了關稅重要性的變遷。在清朝統治的前兩百年中（1644—1850年），國家遵循了傳統財政的基本原則—「量入為出」，並且長期基本沒有變動。清代中後期，傳統財政體系甚至連同整個國家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國家財政發生了劇烈的變革，關稅迅速增長，這一變化的結果是關稅連同土地稅及鹽稅共同組成了清朝的三大財政支柱。?

這一變化發生在世界歷史的大轉折時代，最近被稱之為「大分流」。安格斯·麥迪森同樣認為，19?世紀中葉是中國經濟從長久繁榮走向長期衰落的轉折點。?恰好在此時期，中國開始了走向現代化的崎嶇坎坷之路，財政改革在轉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於在清代財政中的特殊地位，關稅的變遷被認為是清政府挽救政權及實現現代化的標?志。

對清代關稅的研究可追溯至一個世紀以前。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前輩學者在研究上已經付出了相當多的努力。特別是最近十年，學者們正在嘗試與歷史時期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 Product，英文縮寫GDP）研究相結合的新路徑。儘管先行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但不可否認仍存在一些缺陷，數據材料和方法論兩個方面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因此，到現在為止我們尚未對關稅及關稅在清朝政治、經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個精確、完整的認識。該書主要力圖填補這些空缺，特別是旨在為關稅研究建立一個可靠實用的數據資料庫，並進而解釋其背景和意?義。

該書作者曾花費了數年時間搜集?19?世紀前半期的關稅數據並進行充分分析，其成果《清朝嘉道關稅研究》已經在?2010?年出版。?這本書曾是清代關稅研究的一項有益探索。作者完全依據第一手檔案史料，為其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清朝嘉道關稅研究》出版之後，作者花費了更多的精力進行數據搜集工作，並進而改善了研究方法。作者研究的新成果—《清代關稅：1644—1911年》的出版證明多年艱辛的勞動是富有成效的。

這本新書有一些關稅領域的重要發現，對我們理解清朝的政治、經濟具有非常大的幫?助。

第一，該書揭示了關稅變遷的趨勢。在清初及清中期，常關稅（由常關徵收的稅）保持穩定，但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下降幅度達到一半。相反，洋關稅（由洋關徵收的稅）大幅增加。兩個稅種相加，關稅總額由清前期的每年約?500?萬兩白銀增加至清末的每年約?3500?萬兩白銀，增幅6倍。其間，由長江和大運河徵收的常關稅仍佔據所有常關中的大宗，而港口的洋關稅則保持了更迅速的增長。這一趨勢反映出中國貿易由內陸到沿海的關鍵性轉?變。

第二，通過人口和物價數據，作者對清關稅總量做了重要的修正和增補。政治制度和財政發展之間緊密的聯繫決定了清代財政史的分期。該書以 1850?年為分界線，明確將其劃分為兩個時段：1644—1850?年和?1850—1911?年。作者發現人均關稅額在?1850?年之前保持穩定，但在?1850?年之後迅速躥升，增長?6—7?倍之多。此外，通過物價指數的修正，相比於?18?世紀下半期，19?世紀上半期的人均關稅額實際有所下降，由此，所謂「道光蕭條論」可能是正確的。1850?年以後，關稅額大幅增長，但實際上僅增長?3—4?倍，而不是名義上的?6?倍。

第三，通過利用關稅，作者對一些特殊年份，如?1724 年、1766 年、1812 年、1840 年、1850 年、1887?年和?1910?年的商業出口量進行了估算，既包括總額，又包括人均數額，進而得出結論：商業出口在?1766?年達到了峰值，隨後在?19?世紀上半期平穩緩慢下滑。此後，它急速增加，並在?1887?年達到新的巔峰。1910?年，有所回落，但仍是?1850?年之前的兩倍。這項嘗試為研究中國歷史時期?GDP?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第四，作者認為，關稅的發展促使中國從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財政向以商業為基礎的新型財政變遷，同時也可以看出?17—19?世紀財政制度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軌跡。在這個意義上，中國並不是通常被認為的「例外」。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軌跡從來沒有偏離世界主流道路。

第五，傳統觀點認為，中國長期與外界「隔絕」，特別是與現代西方「隔絕」，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英國擊敗中國後，才被迫對外開放。但是，這一長久以來的傳統認知近年來受到了強烈挑戰，一種新的觀點正在形成。這一新觀點，史景遷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命運，已經至少在 17世紀開始就與稀缺資源的搜集、貨物的交換以及知識點擴張密不可分。」?受全球史啟發，作者特彆強調了洋關稅的變遷及其對清朝政治、經濟的影響。將中國置於全球化語境中審視，是作者在這本書中進行的切實的努力。

總而言之，該書代表了中國財政史領域一項新的成就。清代中國，尤其是晚清，是一個豐富的體系，宛如一項精密複雜的實驗，如外債和現代關稅，挑戰著我們對於典型的前現代財政發展的認識。透過宏大的時間和空間背景，該書揭示了在背後推動和強化中國經濟集約化、創新及整頓的模式及相關因素。了解以上這些，一方面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經濟的模式及革新；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我們了解在長時段中世界政治、經濟的發展。這是作者的目的。

倪玉平

1975年生於湖北漢川，歷史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後。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2007年）、美國哈佛燕京訪問學者（2011-2012年）、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客座研究員（2015年）。曾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多篇，出版《清朝嘉道財政與社會》（商務印書館，2013年）、Customs Du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ca.1644-1911（Brill,2016）等著作。目前從事明清史、尤其是經濟史的研究。

倪玉平教授所著《清代財政史四種》包括《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清朝咸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清朝嘉道關稅研究》（第二版）、《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二版）和《清代關稅：1644-1911年》四卷，集中體現了倪玉平教授多年來研究清代財政史的成果。

《清代財政史四種》

《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清朝咸同年間的財政與社會》

本書是首部研究清代咸豐、同治年間國家財政體制與財政結構轉變的專著。咸豐、同治年間，清政府的財政制度在經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背景下，發生了重大轉變。本書依託大量的檔案、官書、政書、方誌等相關史料，從農業型財政的固化、戰爭與舊體制崩潰、重建新體系、財政改革、收支結構演變、財政與社會等六個方面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分析，揭示了捐輸、加派等傳統財政措施的失效，厘金、海關等新興工商稅作為財政收入主體的確立，以及清政府財政理念從「量入為出」到「量出為入」的轉變過程。可以說，咸同時期開啟了從「國家財政」向「財政國家」轉變的序幕。

《清朝嘉道關稅研究》（第二版）

傳統學界對清朝嘉道時期的社會經濟評價較低，所依據的史料也較為粗放和零碎。針對有學者提出的嘉道時期關稅徵收數量下降且前後期原因迥異的「道光蕭條」說，本書充分利用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硃批、錄副、上諭等第一手檔案史料，對這一時期的關稅徵收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研究。本書按地理分布，對這一時期的稅關大致區分為邊疆邊貿關、運河長江關和沿海關三種類型，在分析各個稅關詳情的基礎上，匯總其各自趨勢。附錄部分則提供了所有數據的詳細信息。本書首次為學界提供了嘉慶道光時期關稅徵收的完整序列，為研究這一時期的財政史、商業史提供了紮實可靠的基礎。本書認為，嘉道時期的關稅徵收總體平穩，仍然保持在每年500萬兩的水平。該書曾榮獲第十一屆勵耘基金文科成果一等獎（2011年）。

《清代漕糧海運與社會變遷》（第二版）

本書將漕糧海運的施行納入晚清社會變遷的宏大歷史環境中加以細緻考察，在詳盡佔有史料的基礎上，爬梳史事，鉤沉索隱，釐正前人之誤，較為透徹地剖析了漕糧海運制度的產生、運作規制、運輸工具等與當時政治、經濟、中外關係各層面的關係，辯證地分析了清代漕糧海運興衰和廢而不止的因由，論述了由此引發的晚清社會變遷，揭示了政府在市場經濟生活中職能的轉變和決策作用。本書是一部史料翔實、敘事縝密、論有新見的學術力作，填補了清代經濟史研究領域的空白。本書由作者的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該論文曾榮獲2007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稱號。

《清代關稅：1644-1911年》

關稅涵蓋國內貿易和國際貿易，是清廷重要的財政收入。《清代關稅：1644-1911年》依託大量的檔案、官書等相關史料，對有清一代的關稅徵收問題，做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太平天國運動之前，關稅徵收量的變化較為平穩。此後，因西方勢力介入，洋關迅速崛起，並帶動關稅整體飛速增長，雖經利用人口和物價指數對關稅量進行修正，仍未完全改變這一增長趨勢。清代關稅結構與總量的變化，成為中國傳統財政體制由農業型財政向工商業型財政轉變的關鍵因素。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發展的軌跡，並沒有偏離世界主流道路，不能被看成是一個「例外」。

（本期編輯：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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