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攪動耶路撒冷風云：中東又將不得平靜 | 思想界

原標題：特朗普攪動耶路撒冷風云：中東又將不得平靜 | 思想界

本周的『思想界』，我們關注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以及丘吉爾傳記片《至暗時刻》。

上周，美國總統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又一次在中東掀起風浪，在國際社會普遍不承認的背景下，特朗普此舉既顯得急躁，也令人費解，甚至和其自身的外交政策也多有矛盾。在這一決定背後，呈現出的是猶太復國主義的幻想和中東和平的未來困境。

近日，《傲慢與偏見》、《贖罪》的導演喬·賴特的新作《至暗時刻》正在熱映。作為一部丘吉爾的傳記片，《至暗時刻》試圖展現出丘吉爾的性格、才幹與政治智慧。但在偉岸的形象背後，歷史中的勝者也許未必完美無瑕，而被忽略或貶低的人物，也未必沒有做出歷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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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耶路撒冷：

中東投下又一枚震撼彈

上周，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聲明，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此舉很快引發全球輿論嘩然。無論是中東、北非的阿拉伯國家，還是伊朗、馬來西亞等地，都爆發了反對聲浪。而在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的抗議已經導致和以色列人之間爆發小規模的衝突，數名巴勒斯坦人因此喪生。

而在一篇題為《特朗普中東政策的自我拆台》的文章中，評論人張育軒指出，特朗普此次「冒天下之大不韙」宣布承認以色列主張的耶路撒冷首都地位，最大的可能性是其金主——包括美國猶太商人和福音派團體——催促他為之。

特朗普宣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後，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軍警發生衝突

文章分析認為，儘管多年來以色列經過多場戰爭實際上獲得了耶路撒冷大片區域的控制權，但根據1947年聯合國提出的分割方案，以色列必須和巴勒斯坦共同享有耶路撒冷主權，作為共享首都。因此，國際社會普遍認為耶路撒冷地位未定，需要雙方談判確定，包括美國——雖然美國國會1995年通過法案承認耶路撒冷的首都地位，但歷任總統一直凍結遷移使館的經費。

所以，特朗普如今此舉，完全是打破常規，非常挑釁，而且就算特朗普留下了「一座城市，兩國首都」的餘地，以色列方面也會將其解讀為「整個耶路撒冷屬於以色列」。巴勒斯坦人也將失去對美國的信任，從而美國在未來將很難再承擔巴以衝突中立調停者的角色。

拉到國際政治角度，作者認為，特朗普此舉會令中東問題變得極為複雜。首先，美國立場的變化將令巴勒斯坦內部政治力量產生新的變局，哈馬斯與法塔赫之間好不容易達成的協議可能要再起波瀾。而另一方面，美國與其阿拉伯盟國之間的關係，儘管因為重重利益糾葛而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但也會因為這一突然舉動而震蕩。更複雜的是，在過去一段時間中，特朗普試圖建立起一個反伊朗的陣線，在這個名頭之下，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站在了一起。耶路撒冷風波一起，特朗普的這個盤算也可能遇到麻煩。

1947年的聯合國劃分方案（橘黃色區域為巴勒斯坦）

與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控制區域（亮綠色部分為巴勒斯坦）

因此，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的舉動，變得更難以理解——甚至像是完全乾擾了其自身的中東政策。但無論如何，事情已經發生，中東和平恐怕要面臨新的困難局面。

另一方面，儘管國際社會大多持反對態度，但耶路撒冷議題上，仍然有支持特朗普的聲音。比如《紐約時報》在抨擊特朗普的報道與評論之外，也刊載了一篇支持以色列主張的觀點文章，這篇由猶太人作者執筆的文章認為，特朗普承認耶路撒冷作為以色列首都無可厚非，反正不論國際社會承不承認，以色列早就事實上以耶路撒冷作為首都了。該文還認為，數千年前猶太人就定居這篇土地，並且以耶路撒冷作為聖城，20世紀僅僅是見證了以色列人回到土地上罷了。

這一上溯歷史，「先到先得」並且充滿「存在即合理」思維的觀點文章，隨即遭到了眾人的批評。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的伊朗裔學者哈米德·達巴什便在半島電視台網站刊文反駁。他認為，這種觀點充滿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幻想。他首先指出，以歷史上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定居宣告如今的主權，是非常愚蠢的——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十字軍王國，乃至奧斯曼帝國都統治過耶路撒冷地區，照這麼說，伊朗人、義大利人、法國人和土耳其人也可以宣告自己擁有耶路撒冷的主權，然而事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所以，僅僅以猶太人曾經在耶路撒冷建立聖地就證明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主權訴求最為合理，是說不通的。

達巴什進一步論述說，現代的以色列國的創立，是歐洲國家在舊殖民秩序上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任意安排。以色列繼承了這一遺產才得以建立，這種立國方式和之前一個又一個帝國佔領這片土地的方式並無區別。而復國主義者以這些論調作為基礎，今天又獲得特朗普的加持，這無異於是讓中東的和解與和平更加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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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映中的《至暗時刻》：

被捧紅的丘吉爾與常年被忽視的張伯倫

本周，《傲慢與偏見》、《贖罪》的導演喬·賴特的新作《至暗時刻》正在熱映。作為一部丘吉爾的傳記片，《至暗時刻》聚焦於丘吉爾人生中最矛盾重重的兩周——即1940年五月初他臨危受命、登上首相之位，到說服議會和內閣支持他發起敦刻爾克大撤退之間的兩周，在這短短的十幾天時間內，丘吉爾的性格、才幹與政治智慧顯露無遺。《至暗時刻》與同在今年上映的克里斯托弗·諾蘭導演的《敦刻爾克》恰好形成了一種互文關係，《敦刻爾克》從海陸空三方的視角，全景式地呈現了敦刻爾克大撤退驚心動魄的過程，而《至暗時刻》講述的則是在後方英國王室、政府和議會決策和博弈的經過。

但《紐約客》的評論卻認為，《至暗時刻》的問題在於，它只是在歌頌丘吉爾的豐功偉績，與之前那些關於丘吉爾的電影一樣，它不斷強化著一個論調——由於丘吉爾帶領英國取得了戰爭勝利，他持續一生的魯莽和輕率被美化為一種高尚的品格——永不屈服。因為這位急性子的將軍帶領一個國家取得了戰爭的勝利，就連衣服上的油漬也變成了榮譽的勳章。影片中的細節無不體現了人們對丘吉爾盲目而頑固的崇拜，至於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的名字）是如何蛻變為老溫斯頓的，這個歷程中他改變了什麼，又有什麼始終未變，這些更深入的問題，沒有一部電影有耐心去探討。

《至暗時刻》電影海報

評論還指出，迄今為止，最傑出的一部關於丘吉爾的電影，恰恰是丘吉爾本人最不齒的一部，他甚至曾經極力阻止這部電影上映。1943年，邁克爾·鮑威爾（Michael Powell）和艾默力·皮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共同執導了影片《百戰將軍》（The Life and Death of Colonel Blimp）。其中的主角懷恩·肯迪少將，便是一個與丘吉爾十分相似的人物，他大膽、分裂、情感極端、行事跌跌撞撞，在精神氣質上，他更接近浪漫主義時代的騎士。

丘吉爾曾以影響軍隊士氣為由，試圖阻止這部電影上映，但事實上，這部電影的真正主旨是，戰勝希特勒要靠現代化的軍隊和軍人，英國需要與時俱進。丘吉爾真正恐懼的，是觀眾可能會從中看到他的影子。

而《大象公會》的文章《張伯倫是投降主義者嗎？》則指出，在電影中，丘吉爾的前任首相張伯倫被塑造為一個軟弱無能、急於求和的形象，與意志堅定的丘吉爾形成鮮明對比。在丘吉爾的回憶錄中，他也認為張伯倫缺乏智慧，被希特勒蒙蔽，並對納粹肆虐歐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隨著1960年代以來，張伯倫時代英國政府檔案的陸續解密，歷史學家似乎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一戰結束之後，英國一直奉行「十年規則」，即假定十年之內不會爆發歐洲戰爭，軍費維持在極低的水平，因此，英軍的武裝長期無法更新，大量的軍工企業也相繼破產。然而，隨著日本在1931年入侵中國東北，納粹黨領袖希特勒在德國掌權，以及德日兩國宣布退出國聯，英國一時間同時面臨著德國和日本兩大潛在勁敵。英國人很快意識到，由於軍事實力的衰退，以及龐大的海外殖民地和複雜利益，此時的大英帝國已經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如果德國和日本同時出手，英國將難以兼顧西歐和遠東兩個戰場，這樣一場戰爭將徹底摧毀英國的強國地位。

丘吉爾（右）和張伯倫（左）

與此同時，能夠幫助英國化解危機的盟友卻少得可憐，美國奉行孤立主義，義大利也於隨後的1935年入侵衣索比亞，並最終倒向德國，法國成為了唯一可以聯合的盟友，但英法兩國對彼此都有所保留，各有各的盤算。

早在1934年，作為衛生和財政大臣的張伯倫就曾在內閣會議中提出，德國的威脅雖在時間上還遠，但距離上卻離英國最近。而一旦與德國開戰，德國唯一能直接攻擊英國的手段就是空軍，考慮到法國可以提供的強大陸軍支持，張伯倫主張將陸軍軍費削減一半，投入到皇家空軍的建設中。針對性地強化空軍，其次是海軍，成為了他實現英國再武裝的主要政策。

然而，張伯倫推動的軍費稅法案在議會遭遇了兩頭夾擊，激進派丘吉爾認為軍費開支太少，落後於德國武裝的速度；而工黨領袖艾德禮則攻擊張伯倫為「戰爭販子」，「只顧製造殺人兇器」。

1937年5月，張伯倫成為英國首相時，英國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惡化，英國不得不開始做同時對抗德國、義大利和日本三國的最壞打算。面對危機，張伯倫拿出了「兩手政策」（double policy）：一方面重整軍備，實施戰略威懾；另一方面，則利用外交手段，避免爆發大戰，并力圖分化三大假想敵。

但很快張伯倫就發現，即便英國全力備戰，其空軍飛機數量的增長仍然慢於德國。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得不重點實施被稱為「綏靖」的外交手段，而這一策略在1939年之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8年，當德國以收回德意志人聚居地為由製造慕尼黑危機時，張伯倫被迫選擇，是要為了一片與英國無關的遙遠土地爆發全面戰爭，還是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滿足德國民族主義「不難理解」的要求，以維持和平。最終，他選擇了半信半疑地接受《慕尼黑協定》。

1939年3月15日，德國撕毀協定，佔領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意識到被騙的張伯倫嚴詞譴責德國的暴行，同時，他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外交談判實現和平的努力。直到1939年9月，德國進攻波蘭，張伯倫才正式對德宣戰。這次宣戰，為張伯倫贏得了主動權，但由於盟軍糟糕的軍事實力，和法國遲鈍的動員速度，使這一主動權頃刻化為泡影。

因此，客觀公平地說，張伯倫在戰前的「兩手政策」是在極大的限制條件下，所能設計出的最好的方案，歷史學家認為，面對同樣的局勢，即便是丘吉爾也無法更好地化解危機。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張之琪、任其然，編輯：任其然，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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