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南京大屠殺80周年|縱使原諒，也絕不能忘卻

原標題：祭南京大屠殺80周年|縱使原諒，也絕不能忘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淪陷。

侵華日軍於南京及附近地區進行長達6周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大屠殺和姦淫、放火、搶劫等血腥暴行。

在南京大屠殺中，大量平民及戰俘被日軍殺害，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南京大屠殺的遇難人數超過30萬。

「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

——日軍第六師團接到的命令

「屍體像漂流的木頭被浪沖了過來；在岸邊，重疊地堆積著的屍體一望無際。這些屍體可能有幾千、幾萬，數目大得很。」

——日軍第六師團輜重第6聯隊小隊長高城守一日記

對待高城守一這類日本軍官，筆者的態度比較矛盾，當年南京大屠殺，他們是參與者。抗戰勝利後，他們選擇告訴日本大眾真實的歷史，活在懺悔與痛苦之中。戰爭的殘酷，恐怕就在於此。戰爭，讓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優秀士兵，在狂虐之中，成為了殺人魔，失去理智，失去人性。

有著足夠道德良知的個體，

是怎麼樣和為什麼全都落到集體性的狂熱和盲從之中。

每個民族或國家的人，

不妨都這樣問問自己。

//從100位到99位//

那些倖存者逐漸遠去，可他們的故事依然歷歷在目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官方微博2017年11月15日晚消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佘子清老人因病於11月15日晚上8點在南醫二附院離世 ，享年84歲。

佘子清，1934年4月出生。他的母親在日軍侵佔南京後遇難。老人堅持14年在紀念館義務講解，感動過無數觀眾。在鑄有222位歷史證人腳印的「銅版路」，佘子清老人的腳印就在其中。

截至目前，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99位。

整個碼頭，是一座黑黝黝的屍山。有五十個或許一百個人影在其間來回走動，他們在往江里拖屍體。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鮮血，痙攣的肢體，再加上啞劇般的寂靜。

對岸隱約可見。就像月光下的泥濘一樣，整個碼頭在微微閃光，那是血。不久，結束了作業的「苦力」們被迫朝著江岸站成一行。「噠噠噠……」機槍的聲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得，這一伙人落入江中。結束了。……「約有兩萬人。」一個軍官說。

——《文藝春秋特輯：我在那裡——目擊者的證言》1956年12月

南京大屠殺時，我們一家有父親、母親、兩個姐姐、三個弟弟和我共8口人。當時，因為母親沒有奶水，小弟弟哭著要吃奶。有十來個日軍從堤上經過，順著哭聲找來，發現了我母親，欲拉出去強姦，母親抱著弟弟反抗，日本人從母親懷中奪過小弟弟，用力摔在地上。母親哭著撲倒在地，日本人向母親背後開了2槍，打死了母親。第三天，日軍將我父親抓走，從此一去杳無音信。又過了2天，日軍看到我11歲的二姐，竟要強姦她，由於二姐極力反抗，一個日軍抽出軍刀，將二姐從頭劈為兩半！

就這樣，在幾天之內，日軍槍殺了我母親，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親，使我家破人亡，成為孤兒。

——倖存者姜根福，2007年12月18日離世

12月14日下午3時左右，一個日本兵闖進門來，向我和弟弟揮了揮手，要我們跟他們走。一個漢奸翻譯官對我們說，要我們到下關中山碼頭去搬運來的貨物。同時出來的還有我家附近的30多個人。我們先被帶到一個廣場，天將黑時，場上坐滿了人。日軍叫我們6至8個排成1排，向中山碼頭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隊伍的前頭，一路上，我們看到路旁有不少的男女屍體。到了下關中山碼頭江邊，發現日軍共抓了好幾千人。日軍叫我們坐在江邊，周圍架起了機槍。我感到情況不妙，可能要搞屠殺。日軍在後邊綁人以後，就用機槍開始掃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彈。跳江的人，有的被炸死了，有的人被炸得遍體鱗傷，慘叫聲，呼號聲，響成一片。夜裡，日軍在江邊守夜，看見江邊漂浮的屍體就用刺刀亂戳。我離岸較遠，刺刀夠不著，才免一死。

——存者劉永興

張秀紅老人講述自己被強姦。當時她只有12歲，爺爺替她哀求，日本兵用槍托砸，爺爺滿頭滿臉都是血，她就跟爺爺說，爺爺你不要攔了。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接著一個，後來日本人走了，她身上都是血。爺爺給她揉腿，哽咽地說，「紅子啊，你太小了，你太小了。」她說，「爺爺啊，要是你被日本人殺了，我也活不成啊。」張秀紅老人異常平靜地講述整件事情，甚至沒有哽咽。

而翻看紀錄片的小編，眼淚一顆顆往下掉，徹夜難眠。

——倖存者張秀紅老人，2016年12月20日去世

面對並不遙遠的歷史事件，

巨大的死傷數字，也只是數字。

宏觀敘事與空洞抒情並不能給人切腹之痛。

而那一個個活生生的關於個人的故事，

雖然描寫平實，卻能觸動我們的心靈。

人性的善良，同樣被放大

△羅伯特·威爾遜醫生

南京鼓樓醫院美籍外科醫生羅伯特·O. 威爾遜(Robert O. Wilson)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期留守南京的22位西方人士中比較特殊的一位。威爾遜雖是美國人，卻出生在南京，並在南京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光。在美國完成高等教育後，他又攜家眷返回南京。可以說，南京是威爾遜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其意義非同一般。

從1937年12月3日起直至1938年2月21日，威爾遜是除日軍之外「南京城內唯一的外科醫生」。

在日軍進行大屠殺的黑暗日子裡，威爾遜則成為了地球上工作最繁忙的醫生，夜以繼日地救治了一批遭受日軍槍擊、刺傷、強姦的中國受難難民。被他的手術刀從死亡線上拉回的人為數眾多，其詳細數目也許永遠無法查清。

在戰後的東京審判中，威爾遜作為國際檢查局南京大屠殺案的證人，率先出庭作證。作為一名美國醫生，他的第三方身份和醫生背景，使他的證詞更具說服力，有力地證明了日軍在南京犯下的一系列暴行。經威爾遜救治存活下來的梁庭芳、伍長德等人也成為東京審判的重要證人。

「一名女孩因左肘粉碎性骨折被人送到醫院。其骨折原因是遭銳器嚴重擊打，關節裸露在外。經過詢問得知，她的父母被殺害後，一名日本士兵又用軍刀砍傷她的臂膀。

一位有四個月身孕的19歲女子被人從美國中學的操場上送來。她身上被刺刀刺傷，腹部有一道很深的傷口。我查明她是在反抗一名日本兵強姦時受的傷。傷勢使她流產了。

另一名婦女脖子上有一條傷口，割斷了其臂部神經。她說，她是在反抗強姦時被一名日本士兵致傷的。左臂因傷將出現永久性麻痹。

一名男孩因刺刀刺中胃部被送進醫院，兩天後死亡。

一個來自難民營的學生腹部遭槍擊，腸有11處穿孔，倖免於死。

一名婦女後頸有一道又深又長的傷口，肉滑落到脊椎骨上，腦袋似乎隨時都會從身上滾落。我調查得知，她身上的傷是遭一名日本軍官反覆攻擊後留下的。

一名店主遭銳器攻擊，右顱骨被劈開，露出腦髓。店主因沒能滿足一名日本兵的要求，拒絕向他提供女人而慘遭毒手。

馬吉牧師送來一名15歲的女孩。她說自己剛被強姦，她身上的情況證實了這個說法。六周後她得了二期急性梅毒。」

——節選自《南京大屠殺史料集·7·東京審判》威爾遜醫生證詞

△約翰·拉貝

二戰中「東方的辛德勒」，約翰·拉貝以其在1937年—1938年的南京大屠殺期間的人道主義行為、以及作為南京大屠殺翔實證據的《拉貝日記》而著名。

1937年日軍向南京進攻前夕，他從北戴河趕回南京，被一些外國人推為南京安全區主席。安全區內設有25個難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萬難民。其中「西門子」難民收容所為拉貝租住的院子。「西門子」難民收容所收留了600多個附近的居民，丁永慶、宗有琴、李世珍，當年都在這裡得到過拉貝的保護。

12月13日，日軍攻戰南京，進行了令人髮指的血腥屠殺。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貝利用自己的納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國難民，在他負責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他和他領導的十多位外國人，與日軍鬥智斗勇，與日本領事館反覆交涉、抗議，阻止日軍的恣意侵犯和屠殺。

不僅拯救了25萬中國人的生命，而且捍衛了人類的真理和尊嚴。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橋1號院子內，寫下了著名的《拉貝日記》，記錄了日軍暴行的500多個慘案；他帶領他的委員們尋求國際援助，募集資金，購買糧食和藥品，特別是歷盡艱辛，從上海搞來了能預防腳氣漫延的蠶豆。難民們對他頂禮膜拜，稱他為活菩薩。

拉貝1938年1月16日在日本大使館便宴上的發言中說：

「由於我們委員會的絕大多數委員以前一直在這兒從事傳教工作，他們一開始就把戰爭期間不離開自己的中國朋友視為自己基督徒的責任……這就是促使我們這些外國人堅持留在這裡，試圖幫助遭受苦難的中國人的原因。」

1937年12月24日：我到放屍首的地下室……一個老百姓眼珠都燒出來了……整個頭給燒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頭上。

1937年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個難民都必須親自登記，而且要在10天內完成……20萬人！怎麼辦？整批年輕力壯的男人已經被拉了出去，他們的命運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還有整批的年輕女子被拉出去，因為要成立一個很大的軍中妓院。

1938年1月1日：一個漂亮女子的母親向我奔過來，雙膝跪下，不斷哭泣著，哀求我幫她一個忙。當我走進一所房內，我看見一個日軍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個哭得聲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個下流無恥的日軍，並用任何能夠讓人明白的語言向他呼喝。他丟下一句「新年快樂」就逃走了。他逃走時，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著一條褲子。

1938年1月3日：這些城陷後放下武器的中國兵當中，恐怕有2000人被日本人刺殺，這是非常殘忍的，而且絕對違反國際法；在攻城的時候，大約2000平民被打死。

——節選自《拉貝日記》

△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那時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育系主任兼教務主任。南京淪陷期間，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大部分師生都撤退到後方，自願留下來的4名教師和11名職員組成了留守委員會，魏特琳任代理校長。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是專門收容婦女兒童的難民所，最多時避難者超過1萬人。

1937年12月24日，西方人眼中的平安夜。

這一晚，魏特琳在日記中寫道：

「再過一天就是聖誕節了。我被叫到辦公室，與日本某師團的一名高級軍事顧問會晤……他要求我們從1萬名難民中挑選100名「慰安婦」。他們認為，如果為日本兵安排一個合法的去處，這些士兵就不會再騷擾無辜的良家婦女了。當他們許諾不會抓走良家婦女後，我們允許他們挑選……過了很長時間，他們終於找到了21人。」

這幾行文字，在2005年被華裔女作家嚴歌苓看到，發酵成小說《金陵十三釵》：13名妓女自願代替女學生充當日軍慰安婦。

因為患上嚴重的憂鬱症，1940年5月14日，魏特琳離開南京回美國治病。1941年5月14日，在離開中國一周年的日子，她打開了廚房的煤氣，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年，她55歲。

魏特琳墓碑上寫著「金陵永生」四個字。

（12月17日）又有許多疲憊不堪、神情驚恐的婦女來了，說她們過了一個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斷地光顧她們的家……丈夫們被迫離開卧室，懷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我們讓所有40歲以上的婦女回家與她們的丈夫及兒子在一起，僅讓她們的女兒和兒媳留下。今夜我們要照看四千多名婦女和兒童。不知道在這種壓力下我們還能堅持多久，這是一種無以名狀的恐怖。」

（1938年1月28日）「今天又有這樣的事發生，一個39歲的婦女被5個日本兵強姦，一個57歲的婦女被兩個日本兵調戲。」「婦女們是不願意輕易地告訴我這些事的，因為她們覺得這是最恥辱的事，怎能叫年輕的女孩回家。今天每逢我穿過校園，又有一群又一群的人聚在一塊，求我設法讓她們留下來，我的心真為她們痛苦。」

「上帝，求求您保佑我們的孩子吧！」

——節選自《魏特琳日記》

//為什麼可以這樣輕易忘掉？//

毫不誇張地說，西方，但凡還可以的綜合性大學的歷史系裡絕對有至少一個教授是研究納粹反人類政權的，但是筆者沒有見過一個西方大學的歷史系裡有專門研究日本帝國反人類罪行的。

幾乎每個美國大學條件允許的話都會開設專門的猶太人大屠殺的課（the holocaust)。不信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搜。而從沒聽說過開設南京大屠殺的課。

還有一個便是倖存者的待遇。美國有專門的協會組織Holocaust倖存者去學校給學生講他們的故事。一般會要求所有人不準提前退場，以示尊敬。老人講完故事後會拿出一張紙，念一下一段文字，大致意思是「你見證了一個大屠殺的倖存者，你有義務記住這段歷史，與否認歷史的鬥爭。」

南京大屠殺之所以沒有像納粹屠殺猶太人或廣島核爆那樣被全世界人記住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施害者和受害者長期保持沉默。國際社會也對此置若罔聞，不管不顧，和西方人對盧安達暴行的反應有著可怕的相似。

電影《盧安達飯店》里有一段對白就很現實，一位西方國家的記者對主角說：「你以為拍下的東西就會有人看？這樣就有人會關心這兒的情況？我想不，他們會邊看電視邊說：『天哪，那真恐怖！』然後繼續吃飯。」

張純如

讓西方人正視南京大屠殺

西方人開始關注南京大屠殺，便不得不提張純如女士。她的一部《The Rape of Nanking》（《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廣泛地向西方民眾介紹了這段被遺忘、被漠視的歷史。張純如的這部書是第一部全部深入敘說南京大殘殺的英語作品。

1995年，張純如飛到香港，輾轉來到南京。在這座舊日傷痕依然一觸碰就疼痛的城市裡，她想經過前史殘留的血腥味，探尋60年前的那場浩劫。她走遍當年大殘殺的各個刑場，採訪大殘殺的倖存者。那些倖存者都已白髮蒼蒼，但一提起那段回想，依然涕淚橫流。

除了採訪被害者，查閱第三方證言，張純如還去面臨當年那些惡魔般的行兇者。採訪日本老兵時，張純如深感困惑——那些當年的禽獸，多年後看上去卻與普通人一般無二。

他們有普通人的感愛，卻為何在那六個星期當中變成魔鬼？她儘力尋覓答案。這個答案不只關乎我國人，也關乎全國際。

正視歷史，不是讓仇恨加深，讓傷痛持續，而是一種不可忘卻的警示。警示你我脆弱的人性。警示戰爭對每個生命個體的殘酷。

筆者非常不贊同國內某些民間歷史學家對待《The Rape of Nanking》的態度，雖然這部暢銷歷史書的學術水平確實不那麼高，但是，這部書的影響力和正視歷史的態度與勇氣是你我都不容置疑的。

我們縱使選擇原諒當年的暴行，依然不能忘卻曾經的歷史。我們不願意仇恨縈繞，卻不願慘劇重演。

面對殘酷的歷史現實，我們必須要警惕，警惕那孕育、激發和釋放人性之惡的機制，我們必須銘記、讚頌和抒發在重大道德危機中那些堅毅而光輝的人性之善良。

地獄裡最熾熱之處，是留給那些在出現重大道德危機時，保持中立的人。

——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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