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野為解放台灣練游泳，四萬人染怪病

文史 12-16

時任175團後勤處處長兼衛生隊長的孫克文說：「為了準備渡海攻打台灣，解放軍戰士們開始學游泳，每天至少兩個小時。十幾天後，許多人出現了發高燒、風疹塊和腿腫等癥狀，並波及4萬餘人。」「面對這種前所未見的怪病，我們立即向軍部彙報，並通過上海市委向市衛生局尋求支援。最後確診為『日本血吸蟲病』。」

立刻跑步前去搶救

1949年5月25日上午9時左右，人民解放軍20軍59師177團向上海市中心挺進。進入南京路，馬路兩側擠滿了歡迎群眾，從國際飯店向東到西藏路口，人群越聚越多，人民保安隊維持著秩序。蘇州河邊的敵人在向西藏路上打槍，衛生員張玉龍聽到前面人群中有人中彈倒地，立刻跑步前去搶救，卻被人民保安隊中的醫護人員搶先一步救走。

第20軍是上海戰役的兩支主力部隊之一，肩負著解放浦東的重任。敵人在浦東有網狀的地堡群堅守，衛生隊估計會有一場惡戰。可是在向高行、塘橋、張家樓、高昌廟等地進攻時，一路炸藥開道，連續炸毀了敵人用鋼筋水泥構成的地堡群，衛生隊只收到少量傷員，倒覺得有些「不過癮」。

現年84歲的陳煜軒老人，當時在177團衛生隊材料室工作。「當時我心裡想，在上海人眼裡，不知道對我們這些衛生兵是怎樣的感覺，是不是有些稚嫩不夠威武？穿著粗布軍裝和布鞋布襪，是不是顯得土？」

同日，一輛美式吉普穿越硝煙瀰漫的十里洋場，在華成煙草公司門口停住，車裡坐著的人個矮體胖、戴眼鏡－－－他叫崔義田，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衛生處處長的名義，負責上海市醫藥衛生及教育機構接管工作。

此前，崔義田已在江蘇丹陽的幹部進城訓練中，按照陳毅的要求準備了一個月。而他在陳毅麾下工作，到此時正好10年。

崔義田是遼寧錦西人，早年就讀於遼寧醫學院。1939年5月，時任新四軍一支隊司令員的陳毅，向新四軍後方醫院院長崔義田提出到前方工作的要求。崔義田當即表示：「我是東北人，為了民族生存，不做亡國奴，很願意到前方去。」從此開始了他與陳毅長達15年的共事。而這最後5年，就是接管大上海。

兩天後，上海解放。政務院委任崔義田為上海市衛生局局長。解放軍衛生兵給上海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很好，但更繁重的是接下來的工作。

清除浮厝24萬具

在擁有了當時中國最繁華的大都市之後，打掃戰場、搞一場大清潔運動，為大上海「清創」，迫在眉睫。

戰爭之後的大上海，並不只有「萬國建築博覽會」的華美光鮮，廢墟、垃圾、流行病，甚至露屍浮厝（暴露在地面上的棺木），都要求城市的整治從頭開始。

上海解放後的第二天，剛剛運轉起來的市衛生局，就召集有關人員研究整治方案，組織力量突擊清除垃圾。一周內清除堆積垃圾15000多噸，沙袋泥土3189噸，掩埋浮厝3034具。

1950年後，「清潔運動」被納入「愛國衛生運動」，長年不斷。而直到1951年底，上海市衛生局殯葬管理所還不斷收到人民群眾的大量來信，要求處理露屍浮厝。

比較集中的是在斜土路、瞿真人路（瞿溪路）一帶，其次是在中山路的光復西路至交通路一段鐵路沿線的兩側。有的露天堆放，有的層層亂疊，最多達四五層，臭氣四溢，野狗爭食，目不忍睹，嚴重妨礙衛生。

崔義田認為，若一具一具地處理，難以徹底解決問題，遂報請市府批准，進行全面清除。據統計，1949年6月至1954年10月底，上海共清除浮厝24萬具。

還有增設環衛公共設施，方便市民生活。解放前，上海到處垃圾堆積、污水橫流、污濁不堪。國民黨軍隊撤退時又進行破壞，不能帶走的設施統統被炸毀。

解放初期，首先是對損壞的公廁、小便池、垃圾箱進行維修。繼而在工人聚居的棚戶區增設活動廁所和簡易廁所700餘座，垃圾箱4000多隻，初步解決公共設施缺乏的急需。

現年87歲、曾任173團衛生隊長的顧定宇回憶說，睡在馬路上的進城解放軍解大小便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不能去老百姓家，更不能拉撒在街上，就把排水溝圍起來當廁所。」

為解放台灣練習游泳

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澤東就責成華東野戰軍副司令員粟裕組織三野部隊進行攻台準備，抽出野戰軍主力第9兵團的4個軍進行攻台訓練，併兼任上海地區警備。

時任175團後勤處處長兼衛生隊長的孫克文說：「為了準備渡海攻打台灣，解放軍戰士們開始學游泳，每天至少兩個小時。十幾天後，許多人出現了發高燒、風疹塊和腿腫等癥狀，並波及4萬餘人。」

「面對這種前所未見的怪病，我們立即向軍部彙報，並通過上海市委向市衛生局尋求支援。最後確診為『日本血吸蟲病』。」孫克文說。

崔義田組織上海、江蘇、浙江3省市大醫院的醫務人員和各醫學院校的師生近千人，分赴各部隊，開展血吸蟲病的普查和防治。由於抓得及時，措施得力，染病戰士幾乎都恢復了健康。

「這為以後南方各省市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積累了經驗，可以說是部隊醫療成果向地方轉化的成功範例。」後來出任上海長海醫院、長征醫院院長的孫克文說。

據不完全統計，當時華東地區血吸蟲病流行區域涉及4個省市115個縣區，患者人數600餘萬，幾千萬群眾的生活、生產和生育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崔義田親自帶隊深入到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區蘇北高郵進行調研，採取以消滅釘螺為主，同時查治病人，輔以糞水管理的綜合性防治措施，全面開展血吸蟲病防治工作。

公共衛生狀況的改善需要漫長努力。直至1975年，上海各縣才基本消滅血吸蟲病。

「打預防針、防治霍亂、性病等，是崔義田擔任上海市衛生局局長後主抓的大事。」孫克文說。

但是，性病防治作為工作上的一個尾巴，一直拖到崔義田任期過半才解決。

1951年11月25日晚8點，上海市公安局出動大批警力查封了全市所有妓院，娼妓制度在上海被徹底廢止。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專家沈奕斐解釋說，早在解放之初，共產黨已經有想法要取締全國的娼妓制度。但因為上海市百廢待興，而這些娼妓都有各種各樣的病，當時沒有物質條件給她們治癒。

為收容所中的妓女治療性病常用的是青黴素，當時叫作盤尼西林。「在上海醫藥倉庫里存放的盤尼西林，原來是準備給抗美援朝的志願軍的。但是治療性病如果沒有這種葯，療效很緩慢。崔義田向市委打了報告，陳毅特批先把婦女教養所這些姐妹們的毛病治好。」

那時盤尼西林非常昂貴。一名患有早期梅毒的妓女，如果三個療程治癒的話，單單盤尼西林大概就需要100多元，何況很多人都已經是晚期。當時黃金的價值是一兩90元，所以治療一個人的費用超過一兩黃金。單單治療性病這一項，在婦女教養所就用去了18萬元。

國防醫學院學生從台北歸來

人事上的工作也很重要，尤其是在接管初期。

衛生局的幹部來自五湖四海，各人的出身、經歷、性格都不同，在工作中常有不同意見，在黨組會議上決策時，有時甚至發生爭吵。

有些參加接管工作的幹部，對上海某些知識分子的工作作風，以至談吐、衣著、生活方式等都看不慣。而崔義田總是耐心疏導，要幹部們主動團結知識分子，共同做好工作。

崔義田自己也是個外來戶。

老部下嚴真在《崔義田紀念文集》中回憶最初人事融合上的艱難：「在崔部長領導下接管的葯政系統都是一些零星分散的小單位，如X線機修配所不到十個人。我接管的商邱路藥廠還算比較大，亦只有100多人。起初我感到失望，千里迢迢隨崔部長南下，卻接管這樣一個地方。」

「經深入了解，這裡人才濟濟，我為之震驚。藥廠廠長是國內著名的藥學界老前輩，我國第一部《中華藥典》的編纂者，國立藥專的創辦人孟目的教授。青黴素實驗室的領導人童村是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部的醫學博士，面對這些專家、高級知識分子，我開始感到任務的艱巨與繁重，只有經常向崔部長彙報情況，以便更好地執行黨的接管政策。」

崔義田既注意發揮從解放區來的幹部和上海地下黨同志的工作作用，又從政策上關註上海留用人員的安排，如安排留用人員李穆先任副局長（國民黨撤退時委任李為代局長）。

上海解放之初，崔義田就向華東軍區首長請示，在原國防醫學院舊址創辦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由崔兼任部長。

一位隨國民黨撤退到台北的國防醫學院學生返回上海。他在台北聽到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廣播陳毅市長的講話，歡迎國防醫學院的師生回上海，到華東軍區人民醫學院工作和學習。他託人向崔義田打聽是否確有此事。崔義田指示說：「這個學生你們應該收下，今後如果還有回來的，你們也應該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