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條狗就能挖出一個塔西佗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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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幾天，「塔西佗陷阱」成了盡人皆知的熱詞。但塔西佗本人若是泉下有知，多半會一臉懵逼：我怎麼不知道我挖過這樣一個陷阱？

塔西佗是古羅馬的歷史學家，離現在差不多已經有兩千年。在他的著作《歷史》中有一段記載：驕奢淫靡的羅馬皇帝尼祿死後，勵精圖治的皇帝加爾巴即位。加爾巴下令殺了一個叛亂謀反的將領，以及另一個可能叛亂謀反的將領卡皮托——而且命令未達之前他就已經被處決了。羅馬將領們認為卡皮托並沒有這樣的野心，由此對加爾巴產生了恐懼和不滿。塔西佗總結到：

「外界對這兩次的處決的反應很不好，而且一旦皇帝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他做的好事和壞事就同樣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

很快加爾巴也被人人自危的羅馬將領殺掉了。然後兩千年後，國人根據這一含義造出了「塔西佗陷阱」一詞，指的是統治者或某一組織在失去公信力之後，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誠實還是撒謊、行善還是為惡，都會被認為是假話、撒謊和為惡。

塔西佗陷阱挖起來一點也不難。曾經，幾條狗就挖出了一個塔西佗陷阱。但要從陷阱里脫身，卻是難上加難。

2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同日，也向香港發動了閃電式的進攻。當時不少民國要人都在香港，例如宋慶齡、何香凝、鄒韜奮、茅盾和陳寅恪等人。重慶政府緊急調派航班，力爭在日軍破城之前將這些人搶救回內地來。《大公報》的社長鬍霖，也在這份名單上。

12月10日，從香港最後起飛的一架飛機降落重慶。新聞記者們驚奇地發現，沒有見到意料中的胡霖和其他要人，卻見到了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兒子孔令傑、女兒孔令俊孔令偉，還有幾條遠道而來的洋狗。第二天，《新民報》就刊出採訪部主任浦熙修撰寫的現場報道，標題是《佇侯天外飛機來——喝牛奶的洋狗又增多七八頭》。而浦熙修的政治傾向一向偏左，她的姐姐，就是當時已在延安與高級將領彭德懷成婚的浦安修。

十天之後，《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寫了一篇社評《擁護修明政治案》，文中直接把洋狗的矛頭指向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最要緊的一點，就是肅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戰事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

12月24日，昆明《朝報》轉載了王芸生的社評，將標題改為《從修明政治說到飛機運狗》，於是孔祥熙的「洋狗」事件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發酵，哄傳全國。同時坊間各種細節和傳言四起，比如孔祥熙好作男裝打扮的女兒孔令俊帶領保鏢，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條黑貝甚至自己用的馬桶都搬上飛機，卻把何香凝、郭沫若、茅盾一干名流擋在飛機之外。

更有甚者，說當時的國民黨中央常委、一級陸軍上將、素有「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跟夫人一起上了飛機。結果孔令俊看自己的寵物狗無座，竟然勒令陳濟棠夫婦滾下飛機。陳濟棠據理力爭，被孔令俊拔出左輪手槍指著頭威脅：不滾就死。於是陳濟棠含冤忍辱，被幾條寵物狗趕下了飛機。

在沒有互聯網的時代，「洋狗」成了炙手可熱的關鍵詞，孔祥熙一時間成為千夫所指。西南聯大的教師吳晗在課堂上憤怒表示：「南宋亡國前有個蟋蟀宰相，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可以媲美！」猜測陳寅恪已經去世的幾名歷史系學生，也發表了《悼陳師寅恪》的文章，悲愴地表示：「著名的史學教授陳寅恪導師，不能乘政府派出香港的飛機離港，命運似不如一條洋狗……」

學生的情緒被點燃了，1942年1月6日，昆明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運動，三千人上街高呼「打倒孔祥熙」，同時書寫各種標語，字字誅心：

「黨國要員不如孔賊的一條狗！」

「飛機不救要人而運狼犬，孔祥熙罪惡滔天！」

「飛機去救人，救回來的是孔祥熙夫人及七隻洋狗、四十二隻箱子！」

在那個沒有手機和網路的時代，孔祥熙因為一兩篇新聞報道，成了人人恨不得食肉寢皮的賣國賊。

3

在抗戰的緊要關頭，自己的連襟孔祥熙作為政府高官，竟然曝出如此令人不齒、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和公信力的醜聞，讓蔣介石大為震怒。他一邊嚴令交通部門徹查事件真相，一邊要求《大公報》核實消息來源，務必窮究事實。

12月23日，在《朝報》還沒轉載大公報社評之前，《大公報》就給蔣介石回了函，說明「事屬子虛，自認疏失」。12月30日，《大公報》刊登了交通部門的調查結果：當日香港交通斷絕，電話不通，無法一一通知需搶救人員；因有空餘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員搭機，箱籠是中央銀行已運到機場的公物。洋狗確實有幾隻，但那是兩名美國駕駛員見飛機仍有餘位，順便攜帶到重慶的。

消息登出來也於事無補，由於重慶政府的腐敗導致公信力缺失，公眾普遍認為是媒體在當局高壓之下的無奈補鍋。大眾依然固執地堅信：孔祥熙的洋狗屬實。

而親歷者宋慶齡在寫給弟弟宋子文中的信中，對此事是這樣的敘述：

「大公報發表了一篇言語中傷的社論來歡迎我們，指責我們帶了大批行李和7隻喂牛奶的洋狗，以及一批僕從。事實是當時飛機上共有23人，你可以想像每個人能帶幾件行李。這篇社論雖然用詞巧妙，沒有點名，但指的就是我們。我想對社論作出回應，但別人勸我應保持尊嚴和沉默。與此同時，謠言傳得很快，也很廣。靄齡姐說，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現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這些謠言了。」

宋慶齡與宋靄齡同機離港返渝，事發突然走得緊急，靠了女僕的幫助才臨時抓了幾件衣服，連一支筆也沒有來得及帶。她下了飛機就跟宋靄齡一起回了孔家暫住，如果真有大批行李和七隻洋狗，一向跟孔祥熙不睦的宋慶齡，即便不對新聞媒體吐露真相，至少也不會在寫信時對親弟弟宋子文說假話。

目前所知的真相就是這樣：《大公報》未經確鑿調查，僅憑洋狗與孔祥熙家人同機返渝的場景，就不憚妄意揣測，在報紙這樣的社會言論公器上發表影射孔祥熙的報道。就算孔祥熙確實是貪腐巨蠹，就算他實在是十惡不赦，但洋狗這件事，卻實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然而假新聞產生的謠言，卻傳播得比正面消息迅速十倍。

1月22日，王芸生在社評《青年與政治》中寫道：

「（本報）立言之意，全本愛國熱忱，闡明修明政治的必要，偶憑所聞，列舉一二事例，並非之論的中心，且關於飛機載狗之事……社會自能明察真相之所在。」

然而真相往往最難，社會公眾哪有他說的那樣「自能明察」？更重要的是，往往各方事後都拒絕為負面影響負責。

4

雖然蔣介石很惱火，但他對於孔祥熙的肆意妄為和種種劣跡，以及對社會反映出的針對國民黨官僚階層的普遍不滿，雖然心知肚明，也是無可奈何。他在日記和《反省錄》中寫道：

「驕矜自滿而不自知者是為政治者之大忌。不能齊家，何能治國，人皆由於自侮也，可不戒乎？」（1942年1月10日）

「戚屬恃勢凌人，驕矜自大，不知公私，不明地位，亦時令人憤悶。」（1942年1月17日）

「滇黔各校反對庸之（孔祥熙）夫婦之運動已醞釀普遍之風潮，此乃政客、官僚爭奪政權之陰謀，可謂喪心極矣。然而平時之不加自檢，驕矜無忌，亦為之主因也。」（1942年1月21日）

雖然王芸生的道聽途說一己揣測，給孔祥熙和重慶政府都造成相當被動局面，但蔣介石竟然沒有關報抓人，甚至王芸生仍然做他的大公報總編，一直做到了1966年。

當時的重慶政府，其貪腐和專制的印象已經深入人心，要求社會進步和國家富強的公眾，已經很難再相信其立場和公開言論；而當時作為蔣介石連襟的孔祥熙，其聚斂財富、貪得無厭的聲名也已流傳在外，因此帶幾條洋狗也是毫不意外的事。

既然重慶政府和官員的公信力已經跌落為零，已經無可奈何地跌入塔西佗陷阱，那即便說的是真相，也沒人會相信，導致洋狗的謠言一直到幾十年之後仍然在流傳。而類似的事例，在今日仍然時有重現。

源自西方的塔西佗陷阱，一旦陷進去就很難掙脫出來。只是類似這樣的困境，我中華早就盡人皆知，甚至婦孺無不自小熟識，那就是「塔西佗陷阱」的中國範式：

《狼來了》。

參考：楊天石《「飛機洋狗」事件與打倒孔祥熙運動》

原創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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