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對日本來說是顆「後悔葯」

1937年7月7日，日軍發動「七七事變」，一般人都將此作為日本正式向中國宣戰的標誌。鮮為人知的是，日軍在「七七事變」後曾欲「息事寧人」，並不想擴大事態，但右翼分子的鼓動與全民瘋狂，使得日本還是吞下了這枚事後痛苦不已的「後悔葯」。這其中的具體內幕究竟是怎樣的呢？

不顧中國人的最後忠告

「七七事變」（亦稱「盧溝橋事變」）的主要人物是「支那駐屯軍」第1聯隊聯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這位大佐是陸大29期的，畢業後分配在參謀本部，做過參謀本部庶務科長，「七七事變」前一年升上大佐來到中國。牟田口一到中國就來了一個「第二次丰台事件」，時間是1936年9月18日，威逼宋哲元交出了丰台。得了手，嘗到了甜頭，一發而不可收拾，第二年他又引發了「盧溝橋事變」。

不少日本人喜歡探討所謂「盧溝橋事變的真相」，研究是誰開的第一槍，這除了日本人的嚴謹習性之外，更多的是出於一種「悔不當初」的感情。岡村寧次在回憶錄里有一句話，最好地說明了這種研究熱的由來：「《塘沽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的長期對外戰爭中最重要的境界線，如果那時候就停止了那種積極的對外政策就好了。不，就應該停止。」很多日本人一直在吃後悔葯——如果沒有「盧溝橋事變」就好了。他們沒有想到或者不願去想：盧溝橋事件本身可能是偶然事件，但盧溝橋事變反映出來的當時中日關係和中日民族的想法則是必然的。當時在華北大地上已經鋪滿了戰爭前的「乾柴」，日軍的一點星星之火都可以將戰事點燃。

首先，當時的日本人作為一個整體民族也好，作為單個的個人也好，都極為好戰。在軍部和不良媒體的宣傳下，「懲膺暴支」已經成為日本人的一種主流思維，其實在當時的日本人看來，中國除了是「暴支」之外，還是「弱支」，是一個支離破碎、病入膏肓，等著日本去佔領的弱國。反過來看中國，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甚至大多數地方軍閥，他們也渴望戰鬥。但這不是一種能用「反日好戰」來解釋的情緒，這只是一種求生的本能。中華民族在當時沒有選擇的能力，戰爭是被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作為整體民族也好、作為單體個人也好，要想生存下去，首先必須戰鬥，這就是1937年7月在中國大陸存在的事實。

看看7月17日蔣介石的廬山文告就知道了，蔣介石是這麼說的：「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雖然更加親英美，但蔣介石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什麼「仇日派」，就是這個並不仇日的蔣介石，也對日本帝國做了最後的忠告：「這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但是當時那些正不可一世的日軍參謀們，怎麼可能聽得進中國人的最後忠告呢？

「擴大派」堅決阻擾「不用武力」

「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日本軍部首先採取的態度還是不擴大事態，7月8日上午召開了省部(陸軍省、參謀本部)聯席協議會，傍晚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名義發電，指示當時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不擴大事變，不行使武力」。

當時日軍中還是有一些比較清醒的人，比如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這幾個人就主張不擴大事態。但日本軍中究竟還是「擴大派」佔據主要地位，不只在平津當地，就是陸軍中央，也是擴大派佔了大多數，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

日本天津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病入膏肓，參謀長橋本群少將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參謀長東條英機，朝鮮總督南次郎、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這些人當然沒有想到，他們這是在挖坑埋日本，對於他們來說，「懲膺暴支」僅僅是一個合乎常識的選擇。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這些所謂擴大派也沒有想到，以後的戰火會擴大到全中國，甚至燒遍了半個太平洋。石原在盧溝橋事變以後主張不擴大事態的論調，除了引起日本陸軍中央機關的官僚和少壯派軍官反感之外，但沒有任何效果——什麼擴大事態？這個所謂的事態不就是你石原本人製造出來的嗎？

事變後帝國全體陷入瘋狂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是已經全體瘋狂了，這次的盧溝橋事變和以往的事變不同的是，政府內閣也緊緊跟上，腔調一點不比軍部差。7月11日召開的由首相近衛文麿、外相廣田弘毅、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和藏相賀屋興宣參加的「五相會議」，雖然還在唱「不擴大」的高調，但已經同意了派兵，而且五相會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立即召集了傳媒、貴族院、眾議院和財界代表，請求協力，以形成「舉國一致」的臨戰體制。

取代田代皖一郎中將的新任天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將，從東京出發時還信誓旦旦地向石原莞爾保證：「在不擴大方針下不使用武力，爭取在現地和平解決。」但11日經過漢城時給小磯國昭一通洗腦之後，第二天在傳媒面前他就已慷慨激昂地表示：「決不能默認中國的無理和暴虐，日本要進行正義的進軍，懲罰他們的暴戾。作為軍司令官，我已經下定了決心，制定了用兵作戰計劃，請國民們看著皇軍的行動。」

7月20日，陸軍大臣杉山元又再次提出了動員提議，這次得到了內閣同意。局勢已經不是石原能夠控制的了。石原只好在7月27日下令在內地再動員3個師團，以援救在京津一帶遭到頑強抵抗的日軍。但7月28日，「支那駐屯軍」向北平、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的最後勸告也化為泡影。以後石原即受排擠，下放到關東軍去給東條英機當參謀次長。

首相做最後努力也無濟於事

事變後，雖然不可能，但是近衛文麿還是嘗試作了最後的努力，他有點想和蔣介石直接談判以尋找擺脫危機的方法，但優柔寡斷的性格又使他無法做出這一舉動，石原莞爾憤憤地說：「在危機面前，一個國家的總理肚量僅僅如此，亡國者就是近衛文麿。」

近衛文麿派了西園寺公一到上海和宋子文見面，商談由大陸浪人宮崎龍介作為首相特使訪華的可能性，後來的經過近似於間諜小說，宮崎龍介化名西希與志乘坐法國客輪，通過英國人和宋子文見面，商談了到南京面見蔣介石的細節，蔣介石也答應如果有好的條件可以談判。近衛文麿聽取了宮崎龍介回來後的彙報，找到杉山元說明了情況，杉山元沒有反對，但是領受了近衛文麿首相全權密令的宮崎在神戶準備上船去上海的時候，卻在碼頭上被憲兵逮捕。近衛文麿火了，找杉山元問話，杉山元還是照例說些誰都聽不懂的話來搪塞，氣得近衛文麿只好自認倒霉。盧溝橋事變的結果就這樣定下來了，中日雙方正式開戰。

「盧溝橋事變」，拉開了中日全面戰爭的帷幕，從此以後，中國人在血與火中搏鬥了八年。而被那幫參謀們拖進戰爭的日本帝國呢？在掙扎了八年以後也土崩瓦解了。這個事件堪稱日軍最後悔的決策之一，但世上沒有「後悔葯」，事情發生了，便再也無法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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