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留學日本熱

100年前的中日韓

東亞近代文明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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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的留學日本熱

甲午戰爭爆發第二年，即1896年陰曆三月，13名中國留學生被派往日本。時任清政府駐日公使委託西園寺公望（1849年12月7日-1940年11月24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日本在明治到大正時期、戰前的政治元老）代為照顧這13名中國留學生。西園寺公望又將這批留學生交給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安排入校學習。

這是近代史上中國派出的第一批留日學生，從此開啟了中國人留學日本歷史的新篇章。其實，在1862年前後，在中國留學生先驅者容閎的建議下，清政府曾於1872年向美國派出了120名學童。但在此後的1880年便中止了這一計劃，留學運動也遭到了挫折。

前排右二：宋教仁 前排左一：黃興

留日時代的周作人

留日時代的汪精衛

韓國著名詩人鄭芝溶（同志社大學留學中）

熱情迎接這13名中國留學生的嘉納治五郎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柔道高手，曾培養了黃興、魯迅、陳獨秀等中國現代史上的巨人。

此後，陸續有中國留學生像洪水般湧入日本。1902年有500名，1904年有1300名，而在1905年廢止了科考制度以後，留學人員急劇增加到7000名。在1906年，則遞增到驚人的7285名（實藤惠秀的《中國人留學日本史》記載為8600名，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則統計為12000名）。

東京留學期間身穿和服的魯迅

後排右一：魯迅

這在當時，是世界文明史上空前的大規模留學浪潮。1896年至1906年這十年間，僅東京一處，便有弘文學院、成城學校、東京東文書院等多達20多家專門針對中國留學生開設的日語學校。其中，唯一一所接收中國女留學生的實踐女子學校是由下田歌子創辦的。這一舉措，也翻開了中國女子教育史上嶄新的一頁，值得在此一記。這些留學生在日本不僅能夠學到無法在國內學習的日本語、數學、理科、體操等方面的新知識，同時也學到了經濟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近代教育體系，進而熟悉了建設「國民國家」所需的「國民教育」觀念。

亡命日本時的

梁啟超（左）、郭沫若

在日本學習的留學生當中，有無數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偉人、巨匠。不妨簡單羅列一下這些人物名單：陳獨秀、李大釗、蔣介石、周恩來、董必武、魯迅、郭沫若……除此而外，雖沒有在日本留學，卻曾逃亡日本，或者受到日本援助、通過日本的書籍在思想上受到深刻影響，並與日本保持緊密聯繫的人物更是數不勝數，如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等等。

魯迅（前排左）與許壽堂

其中甚至還應算上毛澤東。毛澤東自己曾說過的話，也對此提供了佐證。日本親中知識分子竹內實在其主編的《毛澤東集》(1871年出版)中稱，毛澤東在1960年接見日本文學代表團一行時曾這樣說道：「在傳播馬克思主義方面,日本是領先於中國的。我是從日本購買馬克思主義著作，並用日語學習的。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河上肇寫的書，至今還是我們的參考書。」

可是，100年前的中國，為什麼在尋求西歐化道路的同時，卻選擇了並不屬於西歐的日本作為留學目的地呢？這不僅是因為日本在亞洲首先實現了西歐化；此外，另一重要原因是，無論從地理上還是從文化上，日本都是中國的近鄰，所以相對而言，留學的成本更為低廉。

張之洞

著名教育學家、洋務運動領袖張之洞作為最熱烈提倡留學日本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的《勸學篇》完全可以媲美福澤諭吉的同名著作。該書作於1898年3月，僅10天時間內，便第三次印刷，在中國大陸售出了200萬冊，可謂是最暢銷的書之一了。

在書中，他這樣寫道：「談到留學，東洋（日本）要勝過西洋。其理由為，距離近，能節省經費，因此可以大量派遣。」「留學一年，相當於讀五年洋書；在外國學堂學一年，要勝於在國內學堂讀三年書。」

清政府和知識分子，在同時思考留學日本的緊迫性和實用性，並將其視為科舉考試，積極實施留學政策。而日本方面，無論是政府層次還是民間層次，都對中國和朝鮮留學生表現出同樣的熱情。之所以如此，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考：「如果大清帝國能夠實現近代化，對抗西歐列強，那麼無論是對整個東洋還是日本來說，都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

韓國近代音樂家洪蘭波

朝鮮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始於1876年，要早於中國20年。那一年，朝鮮政府派往日本的紳士遊覽團與留學生一同前往日本。與劉大致、魚允中一行同時抵達日本的俞吉濬（25歲）和柳正秀、尹致昊（16歲）等人作為留學生留在了日本。他們住在福澤諭吉的家裡，並在慶應義塾（也稱慶應大學或慶大，乃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澤諭吉創建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學，仿照英式教育風格，慶應大學以學術自由及校園內蓬勃發展的活動著名）留學。其中，俞吉濬為韓國留學日本的第一號人物。後來，他和金玉均一同成為甲申政變的主角，被後人稱讚為韓國近代史上的大知識分子、政治家以及實業家。

韓國近代文學之父—李光洙

進入1880年代，朝鮮開始正式向日本派遣留學生。這些留日學生，在韓國近代化進程中做出了巨大貢獻。1884年12月，在甲申政變以前，金玉均曾三次前往日本，最多一次曾送去60多名留學生。孫秉熙在逃亡日本之際，也曾帶去數十名留學生；而在朝鮮被日本強佔之前，崔南善也是公費留學生之一。其中成為知識分子、作家、詩人的有李光洙、李仁植、鄭芝溶、吳相淳、尹東柱……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構成了韓國近代的「日本留學精神史」。《日本外務省記錄文書》等各種資料表明，韓國留日學生情況如下：1910年併合時為420名，1920年初為2000名，1930年代為5369名。到了1940年代初，則達到了29427名的頂峰。

中韓留日高潮期，1910年代建成的東京火車站

中國和韓國在近代大量派遣留日學生，對兩國的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文學、藝術等多個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本身也是中日韓三國「近代史」的縮影。在過去了百餘年後的今天，留學日本的熱潮依然如火如荼，當然從質量和魅力方面都比百年前有所下降，但具體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可能也是一個有趣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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