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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去了台灣的大師,後來怎麼樣了?






余光中,走了。



1949年後南渡台灣的那批民國精英,如今已進入最後的凋謝時光,而今天最愛君也想來談談,關於傅斯年和胡適等南渡的精英們,一批人,和一個家與國的愛恨情仇。



1

窮困的傅斯年



1949年1月,傅斯年(

1896-1950

)正式出任台灣大學校長。作為新文化運動和改革健將,這位已經年過半百、人稱「傅大炮」,在民國時期就以公開上書彈劾孔祥熙、宋子文,不畏權貴出名的文化名儒,此時已臨近生命的晚年。




在日後,李敖評價傅斯年說:「(

)要發揮這個知識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國民黨吃掉,不被國民黨同化···真正的夾縫裡面的自由主義者,不做國民黨也不做共產黨,他沒有社會地位,很苦。」




當時,作為日據時期遺留的台北帝國大學改編的台灣大學,剛好碰上國共內戰時期,經費奇缺、校務混亂、學潮迭起,從1945年10月光復,到1949年1月,僅僅三年四個月時間,台灣大學就走馬觀花般地換了四位校長,傅斯年正是在危難之中,接起了台灣大學的艱巨擔子。





傅斯年在風雨飄搖之際的改革,奠定了台灣大學崛起的根基



在台灣大學任上,他就像1945年在擔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一樣,雷厲風行,將一些濫竽充數、特別是原來日據時期遺留的一些教職工,全部果敢裁員;並從大陸力邀一些知名教授前往台大任教,為後來台灣大學的崛起,奠定了歷史性的根基。




當時,台灣大學內部學潮也是風起雲湧,對此有國民黨政客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致傅斯年的公開信,指責台灣大學優容共產黨,並指名道姓,稱台大裡面的法學院院長薩孟武和許多學生,都是「參共親共」分子。




為了保護台灣大學師生,脾氣火爆的傅斯年毫無顧忌,公開罵以「他媽的」,並在報紙上刊文進行反擊表示:「學校不兼警察任務」,「我不是警察,也不兼辦特工」、「決不能含糊其辭、血口噴人」、「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階級而把事情辦壞了的,我不能引以為同志。」




1949年4月6日,擔任台灣省警備副總司令的彭孟緝,率領軍警計劃殺入台灣大學「捉拿共黨」,一介書生的傅斯年知道已無力阻擋,但他仍然對彭孟緝說:





「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拚命!」




懾於傅斯年的學界威望和氣勢,彭孟緝不好造次,只好保證說:「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




正是由於傅斯年的保護和向國民政府的控訴,台灣大學的學生最終平安歸來,而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同批被捕的學生中,卻有七人以「反革命」罪名被槍殺;對此,許多年後,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的師生,還經常拿這件事跟台灣大學相比,大罵當年的學校領導者軟弱無能,不能保護師生,相反,他們對傅斯年卻是誇口不絕。





▲一生桀驁的傅斯年,誓死保護台灣大學師生。




傅斯年的先祖傅以漸,是清朝的開國狀元,傅家祖上名人輩出,但到了傅斯年這一代,家境已經沒落;儘管出身名門,但傅斯年卻是寒儒出身,並且一生操守高尚、非常廉潔。儘管作為台灣大學的校長,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長,自己的大舅子俞大維先後擔任國民政府的交通部長和國防部長,但傅斯年卻廉潔奉公、非常窮困,甚至連一套西裝都買不起。




就在臨死的前一天,1950年12月19日,由於買不起一條過冬的棉褲,他還在趕稿,想賺點稿費做條棉褲禦寒。對於傅斯年生命中的最後一個夜晚,後來,傅斯年的妻子、時任台灣大學英語系副教授的俞大綵回憶說:





「三十九年(1950)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個寒冷的冬夜,我為他在小書室生炭盆取暖。他穿著一件厚棉袍伏案寫作。我坐在對面,縫補他的衣襪。因為他次日要參加兩個會議,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擱下筆抬頭對我說,他正在為董作賓先生刊行的《大陸雜誌》趕寫文章,想急於拿到稿費,做一條棉褲。他又說,你不對我哭窮,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費到手後,你快去買幾尺粗布,一捆棉花,為我逢一條棉褲,我的腿怕冷,西裝褲太薄,不足以禦寒。」




臨死之前,傅斯年突然像有所感悟,指著家裡的書架說:「這些書,還有存於史語所一房間的書,我死後留給兒子。」一生桀驁不肯低頭的傅斯年,這時突然一反常態,對妻子俞大綵說:





「你嫁給我這個窮書生,十餘年來,沒有過幾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後,竟無半文錢留給你們母子,我對不起你們。」




第二天,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會議結束後,突發腦溢血,最終撒手人寰。12月22日,上千位台灣大學的學生們冒著大雨為他送殯,學生們熱淚橫流、拿著小旗,上面寫著:「校長,回頭來瞧瞧我們」。




後來,台灣記者于衡在回憶自己的採訪生涯時說:「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採訪二十五年中,所見到的最真誠、最感人的一幕。」




▲台灣大學學生含淚瞻仰傅斯年的遺容。




傅斯年去世後,與他有關的大陸親屬也遭遇了滅頂之災:1966年,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在北京被迫跳湖自殺,其他親屬也紛紛被捉拿入獄或是被鎮壓;「文革」中,作為清朝開國狀元的先祖傅以漸的墳墓,也因為是「地主階級頭子」、「台灣特務、反動文人傅斯年的祖師爺」而被剖棺戮屍,其他傅斯年家族的祖墳也被全部剷除,連清代的牌坊、皇帝御賜的碑文等也全部被炸毀。




後來,傅斯年的兒子傅仁軌終生未婚;傅斯年的侄女傅樂淑,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2003年病逝後,傅樂淑留下遺願「葉落歸根、魂歸故里」,最終於2004年骨灰遷葬到山東聊城的傅氏家族祖墳,成為傅斯年家族中,極少有的能回歸大陸故鄉的成員。



2

驕傲與謙遜的胡適




與出走台灣的傅斯年相比,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

1891-1962

),則在1949年4月,選擇去了美國,從此在美寓居達十年之久。




但在美國,胡適的生活也非常窘迫,為了維持生計,這位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新文化運動領袖,曾經在抗戰時,為了國家危難四處奔走的中華民國駐美大使,不得不屈下身段,寫求職信應聘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儘管年薪只有5200美元,但普林斯頓大學還是覺得,給他的工資太高了,於是找了個借口逼著胡適離職,另外挑選了一位年薪只需要3480美元的華人任職。





▲晚年的胡適在美國窮困潦倒。




胡適在美國落魄不已的時候,在國內,於公於私都曾經受過胡適不少大恩的沈從文,以及郭沫若、范文瀾等一系列「文壇健將」,也開始向胡適「猛烈炮轟」,並斥責胡適是「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頑固的反革命分子」。




與昔日友人的翻臉相比,最讓胡適心痛的,莫過於他留在大陸的兒子胡思杜的「攻擊」: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胡思杜《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稱胡適是「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始終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認識蔣匪幫黑幕·····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但當時已經60歲的胡適,非常想念兒子,儘管不知道真實緣由,但他在1950年9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小兒此文是奉命發表的。兒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變成了新聞人物。」




1957年9月,多次被批鬥毒打的胡思杜最終上吊自殺,年僅37歲。一直到1958年4月,遠在美國的胡適才得到兒子自殺的消息,對此,他一直將信將疑,總不相信年輕的兒子會自殺。





▲抗戰時期,胡適出任民國駐美大使,為了中國的抗戰與羅斯福等人進行斡旋。




由於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化運動,胡適早在民國初期,便經常遭受別人謾罵和攻擊,對此胡適始終都是不予反擊,而是始終保持謙謙君子作風、儒雅對待。當時,北大的教授黃侃就曾經攻擊提倡白話文的胡適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電報必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11字。而用文言文僅需『妻喪速歸』四字即可。」




對此,胡適都是一笑了之。




1930年11月,胡適由於發表《人權與約法》,提倡自由民主,最終得罪了國民黨,不得不辭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全家人從上海遷居北平,當時,人人對胡適避而遠之,只有天性耿直的學生傅斯年,在家中為他設宴接風。




1958年4月,胡適最終從美國回到台灣,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他儘管對攻擊他的人保持君子作風、儒雅謙遜,但對蔣介石卻始終不客氣:




1958年4月,蔣介石特地帶著「副總統」陳誠、張群等一干大員去出席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會議,期間蔣介石發表談話表示,對大陸進行攻擊,沒想到胡適隨後講話,一開口就說「總統你錯了」,胡適當場表示,學術與政治無關,希望老蔣不要干涉,「我們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蔣介石當時就臉色大變,起身就要走,但還是強壓怒氣聽完,待會議結束後就迅速離開。




1959年,蔣介石指使一幫手下修改《憲法》,希望將1948年的《中華民國憲法》中規定的「每屆總統只能任期六年,連任不得超過兩次」的規定進行修改,為自己繼續「連任」去除法律障礙,對此胡適於1960年2月20日公開發表聲明,反對蔣介石違背「憲法」,並拒絕出任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主席團主席一職,對此,蔣介石非常惱怒,蔣經國甚至有了「收拾胡適」的想法,只是礙於胡適的儒林盟主地位,而遲遲不敢動手。





▲作為自由主義者,胡適經常公開批評蔣介石。





由於一生清白做人,所以胡適也活得坦蕩,他不願意留在大陸,但對蔣介石也絕不買賬,經常公開批評老蔣;由於一生清廉,他並沒有什麼積蓄,臨死前,他甚至捐出500美金為同樣流亡台灣、生活窮苦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祝壽」;但他死後,別人清點他的遺物才發現,胡適的全部遺產,只有135美金。




臨死前,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的第五次院士會議中,提到學術界和大陸的故人對他的「攻擊圍剿」,胡適坦然地說:





「我挨了40年的罵,從來不生氣,並且歡迎之至,因為這是代表了,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




沒想到,會議快結束時,72歲的胡適突然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




他死後,儘管經常被胡適指責訓罵,但蔣介石仍然派專人,給胡適家屬送來了手書的「智德兼隆」四個大字;蔣介石並且親自頒發褒揚令,表彰:





「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沈潛道義,浚瀹新知。學識宏通,令聞卓著。首倡國語文學,對於普及教育,發揚民智,收次甚宏····抗戰軍興,特膺駐美大使之命,竭慮殫精,折衝壇坫,勛猷懋著,誠信孔昭····綜其平生,忠於謀國,孝以事親,恕以待人,嚴以律己,誠以治學····洵為新文化中舊道德之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之師表。」




而出殯當日,整個台灣共有30多萬人自發前來為胡適送殯,人數之巨,為台灣前所未有的盛況,對此胡適的小腳太太江冬秀流著眼淚,跟胡適長子胡思望說:「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這分上,不容易啊!」




入葬後,台灣大學文學院教授毛子水,為胡適撰寫了墓志銘,內容寫道:





「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


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毛子水為胡適題撰的墓志銘。




而胡適曾經寫下的《夢與詩》,則依舊飄蕩:




「醉過才知酒濃,愛過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詩,正如我不能做你的夢。」




正如余光中的《鄉愁》一般,一個大師南渡的時代,在往事凋零中,最終如風消逝。

 




參考文獻:


岳南:《南渡北歸》


滕征輝:《民國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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