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去的那一瞬間，司馬遷究竟在想什麼？

原標題：刀下去的那一瞬間，司馬遷究竟在想什麼？

編後語

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道出了他寫《史記》的目的：

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由上可知，司馬遷寫史記有三個層面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那麼，該如何理解這句話呢？

先說「究天人之際」。今人多將通天人之際理解為天人關係，如當代哲人龐朴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一文中，就持此種觀點。

天人關係由三方構成：天、君、民。天授命於君，君統治著民，而民欲天從，三者構成一個閉環的圓。我們做一個通俗的比喻或許更有助於理解，就像小時候玩的石頭、剪刀、布的遊戲，石頭贏剪刀，剪刀贏布，布贏石頭，同理，天贏君，君贏民，而民贏天。三者都不是絕對的弱者，也不是絕對的強者，從而達成一種動態的平衡。

在上古和三代（夏商周），君巫合一。君主本來就是諸多巫史中的一員。是以，除了君主能傾聽天命之外，巫史也能夠傾聽。換句話說，巫史對君主有很大的監督權。

司馬遷要庚續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際」的傳統，其職責就不僅僅是記事，還有承天之命，對一家一姓的皇權進行監督。

但他面臨一個問題——「古今之變」。

在上古、三代到司馬遷所在的西漢期間，出現了一個大變局：神權越來越消隱，君權越來越彰顯。相對應的是，巫史也分化了，從事祭祀、占卜稱「巫」， 掌管天文、星象、曆數、記事的稱「史」，即巫史代天監督君主的權力，在行政的層面消失了。

這一古今之變或許發生在周秦之際，《國語?周語上》載：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在西周厲、幽之際，由於君權的擴張，巫史的職能發生了轉變：由代天督責人君，變成了替人君監視國人。

到了秦漢，巫史或成為御史，替皇帝監督百官；或成為太史，側身於「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報任安書》）。」

司馬遷要擺脫太史的「倡優」身份，庚續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際」的傳統，就必須直面如何「通古今之變」這一個問題。

史官代天教誨人君，唯三代聖王能容之。西漢（今）已經不是三代（古）了，這點司馬遷深有體會，他為李陵辯解，最後慘遭宮刑，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也就不能直言了，只能微言了。由此，我們能夠看到，與人佣耕的陳勝在「世家」里，兵敗自刎的項羽在「本紀」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位於「列傳」之首……

由直而微，這就是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

當然，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最終目的，是「成一家之言」。又該如何理解這句話？這句話除了在《報任按書》中出現外，還在《太史公自序》的文末出現：

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我們對這句話出現的語境稍作分析，會發現此處的「一家之言」的等同於「拾遺補藝」。 拾遺補藝是對圖書的校整，這是目錄學領域的工作。

漢武帝時開始校整圖書工作，前後負責校書的是司馬氏父子。司馬談選擇了黃老作為主導思想，提出他的《論六家要旨》，規划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諸家的輪廓。

司馬談壯志未酬身先死，司馬遷繼承乃父的「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的未竟遺志，繼續圖書校整的工作。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一層意思。

與司馬談不同的是，司馬遷將孔子的六藝——《詩》《書》《禮》《易》《樂》《春秋》獨立於儒家之外，並超越各家之上，成為一個學術的專門領域。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二層意思。

結合第二層意思來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中的「成一家之言」，就很好理解了，即「立六經大法為漢作制」。

從這個層面來說，司馬遷不僅是史學家，還是一個經學家。

參考資料

司馬遷《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報任安書》、班固《漢書》、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鄭鶴聲《司馬遷年譜》、龐朴《司馬遷的歷史哲學》、逯耀東《論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兩個層次》、洪濤《司馬遷與古今問題》、張大可《司馬遷評傳》等。

司馬遷筆下的部分人物

講述經學流派的分野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