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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爾的鬥志,為何在印度問題上折戟沉沙?

原標題:丘吉爾的鬥志,為何在印度問題上折戟沉沙?



「若問我們的目標是什麼?我可以用一個詞來回答,那就是勝利。不惜一切代價,去奪取勝利——不懼一切恐怖,去奪取勝利——不論前路如何漫長、如何艱苦,去奪取勝利。因為沒有勝利就不能生存。」喬·賴特執導,由加里·奧德曼主演的傳記歷史片《至暗時刻》正在熱映,影片講述了1940年的故事:在法國即將淪陷而英國政府仍然繼續綏靖主義之際,丘吉爾當上英國首相,拒絕與納粹希特勒進行和平談判的計劃,並成功組織英軍敦刻爾克大撤退。影片中, 65歲臨危受命的丘吉爾要求與納粹德國對抗到底、絕不妥協的演說讓不少觀眾為之動容。


強硬還是溫和?這並不是一道新選擇題。從20年代圍繞著印度自治的政治鬥爭開始,這個問題就一直在困擾著英國人。而在打造印度命運的問題上,溫和路線主張者和甘地合作,先後在1931年和1935年挫敗了丘吉爾堅持的強硬路線計劃,並讓他在野多年,不受保守黨領導集團認可。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丘吉爾的名聲來源於二戰期間決不妥協的鬥志,但在印度問題上,他的鬥志卻充滿了種族主義色彩,也並未實現他的政治目標。

1


「我是一個帝國主義者」


「我是一個帝國主義者。」1909年,溫斯頓·丘吉爾說。然而,當20世紀進入第一個十年時,他年輕時存在的帝國主義秩序已經變成了一種無序狀態:愛爾蘭民族主義暴力、歐洲無政府主義暴力興起,孟加拉邦掀起反對分割的暴動。丘吉爾相信,或許只有一個機構可以幸免於難,並且至少可以維護帝國秩序的外殼,這個機構就是大英帝國。



溫斯頓·丘吉爾


隨著一戰的進行,英屬印度政府的處境越來越艱難,農作物收成不好,戰時需求又造成物價飛漲,而印度男子參戰的人數也達到了歷史上的最高位,且一切開銷都由印度納稅人支付。1916年,印度軍隊參加了加利波利等慘烈戰役,親眼看到戰無不勝的英國在頃刻間遭到嚴重打擊,大敗而歸。看到印度民眾醞釀的不滿情緒,英國政府認為有必要採取措施,朝著印度丟上一根骨頭,以此讓他們相信為大英帝國作出的犧牲並非徒勞無益。因此,在1919年,英國議會對印度最終實施自治頒發了一張許可證:《印度政府草案》。可以說,大部分英國人已經做好準備,允許印度人自治,但前提是印度仍然屬於大英帝國。


不過,印度人主張建立自治的第一步是公開承認印度獨立,接下來,印度可以在英國的幫助下,以平等的身份合作,並確立自己的憲法。但英國政府的觀點恰好與之相反。英國政府認為,自治不是印度人應該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應該由議會決定。一旦所有人在制定憲法問題上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就可以朝著權力移交的方向努力。簡而言之,印度想先獲得獨立,再擬定憲法;而英國人則打算在允許印度獨立之前先擬定憲法。


為了締造和平,英國政府派遣艾文男爵愛德華·伍德(Edward Wood)擔任印度總督一職。艾文男爵也即後來的哈利法克斯勛爵(Lord Halifax),他是二戰前「綏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他的名字也永遠和內維爾·張伯倫的綏靖政策聯繫在一起。而在1929年,他作為溫和路線主張者,在打造印度命運的問題上和甘地合作,挫敗了丘吉爾堅持的強硬路線計劃。他堅決主張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止民族自決,既然權力轉移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身為總督,就應該順應潮流,「控制住我們的脾氣和火氣」,保持社會和平。這一年,他在新德里發表了一份聲明,稱1917年頒布的孟塔古宣言中關於印度憲法自然發展問題的表達,與目前正在考慮的接受印度自治領地位的問題不謀而合。他的意思是,印度已經正式邁上了獨立的軌道,這種情況以前只有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這樣的白人殖民地才出現過。


「自治領地位」意味著印度可以全權處理外交和國防事務,而這對英國的利益來說至關重要。正因如此,強硬派大驚失色,丘吉爾則幾乎暴跳如雷。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丘吉爾擔任陸軍大臣和殖民部大臣之職時,就竭盡全力確保將印度保留在大英帝國的版圖上,甚至不惜重新規劃中東地區的版圖。1921年,在「阿拉伯的勞倫斯」T.E.勞倫斯的輔佐下,丘吉爾和他的團隊改變了中東的格局,並使得英屬印度成為英國統治的中東地區的東部側翼。印度軍隊可以隨時出兵確保波斯和巴士拉油田的安全,也可以變成埃及、巴勒斯坦、亞丁、新加坡、緬甸和伊拉克王國的衛戍部隊。如此一來,印度服從英國統治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丘吉爾鼓吹英屬印度政府必須保持其統治權。英國人不能將「民主機制賦予那些落後種族,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能力建立自治政府」:他認為在印度社會裡,有六千萬居民被標識為賤民,賤民的「出現就意味著不潔」;其次,印度社會不斷受到種族和宗教衝突的困擾;而且他還覺得,印度受過教育的政治階層不過是「我們要為之負責的三億五千萬人民中的」一小撮而已。在丘吉爾眼中,英國的統治不僅讓印度擺脫了「野蠻主義和暴政」,向著「文明」前進,而且還能夠保護印度邊疆,抵禦外來進攻。這一切都是「我們英國種族的精英人士在犧牲自我後」爭取到的。「如果英國種族缺乏高度的自信心,無法帶領這些東方民族實現道德文明和物質文明的進步」的話,大英帝國的末日必將來臨。所以,艾文這個「惡作劇般的計劃大錯特錯」。

艾文聲明之後的1929年11月,甘地起草並發表了《德里宣言》,要求授予印度正式自治領的地位;而所有討論都要聚焦於一個問題:為印度自治領制定切實可行的憲法。如果宣言里提出的種種要求不能在12月31日前得到滿足,甘地就要開始下一輪非暴力抵抗運動。


「戰爭」拉開了序幕,在長達六周的時間裡,雙方都沒有作出任何舉動。直到1930年的二月中旬,甘地開始了食鹽運動,他希望抗議繳納鹽稅能夠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英屬印度政府的統治。隨後,甘地被捕,各種形式的抵抗在印度全國爆發,幾十萬民眾加入其中。


2


對抗「艾文主義」


隨著從印度來的壞消息出現在報紙上,丘吉爾找到了自己的「奮鬥目標」:他主張在印度問題上實施絕不妥協的政策。他在保守黨核心層發起一場戰役。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他利用這個問題差點兒顛覆了保守黨領導集團。


1931年1月26日,艾文下令釋放甘地,表達了重啟談判的願望。他認為這樣可以讓英印兩方「溫和派的觀點」聯合起來,並且讓「那些極端分子進退兩難」。這裡的「極端分子」之一,指的就是丘吉爾等從來不會放棄英國統治印度原則的人。


而就在甘地離開監獄的當天,丘吉爾在下議院大發雷霆,猛批「艾文主義」。次日,丘吉爾給保守黨領導人寫了一封簡訊退出內閣,稱「既然我們雙方在印度問題上的觀點大相徑庭,而且已經眾所周知,那麼,我將不再出席商務委員會舉行的任何會議。」保守黨領導人鮑德溫接受了他的辭職。


丘吉爾以為在這樣一個危急的時刻,英國需要一個領袖人物。而鮑德溫的支持者在近幾個月來則一直在抱怨鮑德溫的領導能力。他此時相信,大多數保守黨人都是支持他的,只是他們不敢說出口,因為可能會擔上對黨派不忠的名聲。在六個星期的時間裡,丘吉爾在保守黨協會、在媒體做了幾場言辭激烈的演說,勢頭越來越猛。鮑德溫的一位至交稱,印度事務委員會中保守黨的成員從80人增加到了100人,還有很多議員已經在非正式場合公開討論鮑德溫是否應該辭職。



「艾文主義」「綏靖政策」的締造者愛德華·伍德(Edward Wood)

然而,3月5日,艾文與甘地簽署的協議被公之於眾。風向變了。在後來的歷史學家眼中,《甘地-艾文協議》很難稱得上說讓任何一方滿意。甘地同意暫緩所有非暴力抵抗運動,作為交換條件,英屬印度政府將釋放所有政治犯。以前甘地曾經呼籲政府調查食鹽運動期間警察的暴力執法案件,如今他放棄了這個要求。甚至,甘地也隻字未提食鹽壟斷和食鹽稅賦等問題。甘地的支持者們毫無獲勝的感覺,英國人也對這個協定滿腹怨言。可是,和丘吉爾期待的恰恰相反,這個協議卻幫助鮑德溫與保守黨之間實現了和解,艾文的一位支持者欣喜若狂,稱,「所有歪曲事實的人」(指丘吉爾和羅瑟米爾)都以為艾文不可能和甘地達成協議。「如今,事實證明我們這些人有絕對充分的理由相信你(艾文),而且你和鮑德溫等領導人也受到了大家的推崇。」


丘吉爾不願意相信這一切就這樣結束了,他還有出色的演說技巧。3月12日,下議院的辯論成為了鮑德溫和丘吉爾之間爭奪保守黨領導權的鬥爭。辯論主題是對印度的態度。丘吉爾做了一次言辭激烈的演說,他稱,如果遵照協議里的條款將大英帝國拱手讓給甘地為首的團伙,該價格只會比200英鎊還低廉。」而他的對手鮑德溫則非常聰明地引述了丘吉爾過去講過的話——「大英帝國在印度以及其他任何地方的統治不能僅以武力為基礎,」而是要基於兩個種族間的「合作以及美好的意願」。鮑德溫稱,《甘地-艾文協議》的簽署就是基於合作和美好的意願。他也談到,如果黨內部對印度自治不持歡迎態度的人真的占絕大多數的話,「不如任由他們自行選出一個人來擔任他們的領導吧!」此時鮑德溫瞪了一眼丘吉爾,說,「如果這些人只是少數派,那麼讓他們至少先忍一忍,不要在半路製造事端。」


丘吉爾的同僚不得不面對這種無法迴避的選擇:要麼在印度問題上支持原來的領導人,要麼尋找一個新領導人。但是幾乎所有人,包括強硬派在內,根本沒有準備踢開鮑德溫。實際上,在近十年之後,很多人戰爭中選擇丘吉爾時,也極不情願。這一次,丘吉爾輸了。


3


拖延《印度政府法案》


1931年,如果談判者利用《甘地-艾文協議》的餘溫,促使議會通過印度自治領法案,那麼歷史也許就會改寫。但有兩個人阻止了這一切的發生。一個是丘吉爾,一個是甘地。甘地本人只能接受印度完全獨立,獲得與英國完全平等的地位。他意識到,一切作出妥協的討論都是假象:英國人可以採取賦予印度自由的方式將印度控制在自己手裡。


而在英國,1931年舉行的大選令工黨政府出局,取而代之的是多黨聯合的政府,麥克唐納依然保持首相職位,不過如今他的內閣成員有不少保守黨人。新任的印度事務部大臣霍爾爵士也傾向於支持艾文的做法。丘吉爾則在下議院發表演說稱,每次只要英國作出讓步,印度人就會提更多的要求,讓印度變得更不穩定,更難管理。丘吉爾指責保守黨領導人順從於工黨對印度的領導,但保守黨人還是認為,為了和丘吉爾站在一條戰線上而違抗本黨領袖,得不償失。


印度事務部大臣霍爾認為可以繼續推進立憲計劃。他提出了一個建議:政府可以把印度的王公、少數族群拉攏過來,將主要的商業利益收歸己有。這對穆斯林和非印度教徒而言是一個頗具誘惑力的誘餌。唯一的問題是,這個計劃的成功實施需要議會通過一兩項法案。


丘吉爾沒有弄清楚總體形勢,以他為代表的強硬派再次孤軍作戰。他告訴立憲委員會,「印度不過是一個地理概念而已,就像地球的赤道,根本談不上國家。」為了挑動媒體和民眾情緒,丘吉爾把甘地當作權力移交的幕後黑手,不斷集中火力抨擊。他說甘地與資本家聯手賺取大量利益,是原始印度教發言人,「絲毫沒有受到西方的影響」;稱他是野心勃勃的獨裁者,一個信奉印度教的墨索里尼。他還說,「一定要摧毀甘地主義及其代表的一切。」然而,相比甘地、印度資本家、婆羅門祭司,他真正擔心的是,英國人自己因為種種原因而放棄印度。


甘地


但是,保守黨領導集團如今已經完全贊成「放棄」印度的計劃。反對這一計劃就意味著脫黨、投奔到丘吉爾的一派,幾乎沒有人願意採取這種行動。此外,霍爾還稱,如果議員們不同意《印度政府法案》,以後工黨領導的政府只會作出更大的讓步。


對於《印度政府法案》,丘吉爾抨擊該法案是「一群侏儒製造出來的可怕法案」,並預言稱,該法案的通過將是「一場撼動世界的曠世災難」。為了反對該法案,丘吉爾和他的盟友們前前後後投入了五年時間。不過,再也沒有人相信他的話。人人都能夠感受到,議會迫不及待地想要結束一切,而丘吉爾的種種做法卻延誤了這一進程,這令議會怒火中燒。霍爾爵士就激烈地抨擊了丘吉爾的拖延戰術。


1935年1月,英國政府開始推行《印度政府法案》,該法案通過全印度聯邦授予印度自治領的地位,從印度選民中選出各部部長和立法者。印度選民總數佔總人口數的近六分之一。英國政府設置的總督與印度的文官共同主持工作,英國總督繼續享有某些核心保留權力,如有權調動軍隊力量和警察力量。總督也有權徵稅給軍隊和警察提供經費。


在反對對印度的「綏靖政策」上,丘吉爾一直叫喊著「狼來了」,但《印度政府法案》通過以後,國家卻平安無事。幾乎沒有一個政客錯得如此離譜,還在鬥爭的過程中還差點兒毀掉自己的政黨。所以,當幾年後,丘吉爾就德國問題又一次作出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的預言時,幾乎沒有人願意相信他,尤其是保守黨人。直到德國先後進攻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大規模戰爭危機蔓延整個歐洲,在野近十年的丘吉爾才重新回到了保守黨內閣,並在1940年當選英國首相。而多年以後,當傳記作家G.M.楊詢問1937年卸任的前首相鮑德溫,為何曾經讓丘吉爾在野多年,沒有任命他擔任任何內閣職位,令丘吉爾與保守黨其他成員關係疏遠。鮑德溫只說了一個詞:「印度。」


本文寫作部分參考了阿瑟·赫爾曼《甘地與丘吉爾》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11版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潘文捷,編輯:任其然、傅適野,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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