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不到我的讀者了，是我拋下了他們還是他們拋下了我？」

「如果一個人要寫他半個世紀前的生活，你一定認為那生活已經像歷史一樣遙遠與模糊，多半已經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沒有那樣的經歷。那經歷一直像『昨天』那樣緊隨著我，甩也甩不掉。」作家馮驥才在《無路可逃》的序言中這樣說道。

《無路可逃》是馮驥才回望五十年（1966-2015）系列作品的第一本，這一冊的時間範疇橫跨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跟在其後的是《凌汛》（1977-1979）——「沒有這冰封般無路可逃的絕境，就沒有後來排山倒海般的凌汛」——以及《激流中》（1979-1989）、《擱淺》（1989-1994）與《漩渦》（1995-2015）。馮驥才希望，「五本書連起來是我五十年精神的歷史。」

目前這五本書中的《無路可逃》與《凌汛》已經出版，2017年第5期《收穫》刊登了第三部《激流中》的全文。這樣一來，馮驥才已完成了從1966到1989年這之間23年的自述，跨越半個世紀的記述任務已完成近一半。在某種意義上，這用文字鑄成的23年已然見證了一段完整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剛開始時，二十五歲的馮驥才經歷了抄家陷害，差點兒「發瘋」，他茫然無措地遷居，倉促地與女友結婚，為自己工作的書畫社找到了印袖章的活計。在這個時代行將結束之時，馮驥才去中國美術館看了一個「荒誕」的當代藝術展覽回來，感覺到時代離開了自己。

「我覺得自己抓不住生活了，」他寫道，「我無法像昨天那樣深知正在激變的生活與社會。同時，我好像也找不到我的讀者了，讀者總是一代換了一代，是我拋下他們，還是他們拋下了我？我還是他們心靈的知音嗎？我還與他們擁有共同的審美嗎？雖然文學還在繼續，我還在寫，但是生活將要發生的一定有別於昨天。我感覺腳下的路變得模糊了，原先那條文學大河突然在一片陌生的原野上漫漶開來。」

這二十餘年裡，馮驥才的個人生活與創作屢次絕處逢生，中國文壇也經歷了一個破冰而出、變化發展的時期。從「無路可走」到「冰河開口」，再到「激流前進」，馮驥才參與過其中並最終站到了彼岸，「還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過一條危難四伏、布滿急流險灘的大江，最終能夠站到彼岸上，應該也是個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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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路可逃：

藏在自行車裡的文學

馮驥才的自述開始於1966年的夏天。那時，對政治不甚敏感的他感到「硝煙」逐漸瀰漫：報紙變成了戰場，報章的言辭激烈，批評之詞要把人打得「人仰馬翻」。有天他騎車上街，經過天津三十四中學時，突然遇到一隊穿綠衣、戴紅袖章的紅衛兵。「你是資產階級大背頭嗎？」紅衛兵沖他喝問，跟著一擁而上，用各種家用剪子、理髮剪子咔嚓咔嚓在他頭上一通亂剪。接著，他的家被抄了。

他慌亂地趕回家，可家哪兒還是家？耳邊一句「狗崽子回來了」，眼前已是一片狼藉。「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開的書、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開，而是被刀斧劈開的，書桌的一角硬被斧頭砍去，被打散的吊燈垂在屋頂中央，上邊掛著母親的一條長筒絲襪……」他看到了母親的背影，那頭髮被絞得男人一樣短，他叫聲母親，她回過頭來，「整張臉被一種治外傷用的紫藥水胡亂塗抹」，「眼睛在這刺目的紫色中瞪得圓圓的，黑眼珠奇亮，眼白奇白」。目睹這驚悚場面，馮驥才大叫一聲，「腦袋一蒙就不清楚了」。幸而隨後感覺被「拴在身上的牛筋拉了一下」，才清醒了過來。他聽到紅衛兵對他喊：「幹什麼？裝瘋嗎？」他並不曾裝瘋，那時是真的瘋了過去。事後，他將這種猛然蘇醒的感覺形容為「死後還陽」。

《無路可逃》馮驥才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家抄了，書也都燒了。馮驥才日後的妻子、當時的女友顧同昭過來找他，只隔著窗子悄悄說了一句「葛朗台死了」，意思是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台》燒掉了。馮驥才將很多書存於女友家裡，因此顧家有許多世界名著，像是《簡·愛》《戰爭與和平》《十日談》等等。這些書一本本燒並不容易，紅衛兵就叫顧家全家人把書呈扇狀打開，二十五本一排，燒了整整一個上午。

顧同昭來找他，是希望他能儘快知道燒書的事。「她知道這些書在我心裡的分量，但她不知道此刻世界上一切東西在我心裡都無足輕重了，只有看到她才神定心安。」馮驥才回憶道。經歷一番混亂、不安、驚悚的抄家和燒書之後，他們結婚了。「她需要保護，需要力量，」在抄家之前，他們從未想過成家之事。

馮驥才與顧同昭

他們悄悄地結婚，像「做地下工作一樣」。只是當他們踏上這艘婚姻之船後，才發現生活狀況的「單薄與無助」。馮驥才與顧同昭夫婦二人同屬一個工作單位，在書畫社從事古畫臨摹。文革來了，古畫成了「四舊」，書畫社所有的畫、臨本和範本全堆在街上燒了。臨摹古畫也被廢止了，結婚後兩個人工資加起來七元兩角五分。「單位二十二人全部都站在經濟的谷底，像一群無奈地站在乾涸的河床上的禽鳥，」馮驥才如此寫道。

事已至此，人得隨時尋找自救的時機。馮驥才注意到街上人們佩戴的紅袖章，突然想到可以幫人印袖章上的字樣，於是被廢止業務的書畫社就改行做了絲印作坊。隨著紅衛兵門派越來越多，袖章的名號也越來越多，比如「風雷激」、「雲水怒」、「從頭越」等等各門各派。書畫社保持「中立」，不管誰來，一概承接。

袖章生意做得不錯，馮驥才卻差點被打成「當權派」。「我怎麼是當權派？」馮驥才四處打聽「當權派」的標準，卻茫然無措。後來聽說北京天安門專門有幹部處理這個問題，他便和妻子乘火車趕去北京。到了天安門廣場，找到了「華北地區聯絡處」的臨時辦事帳篷。慌亂之下，馮驥才把事先準備好的話全忘了，最後只能問幹部一句，「我到底算不算當權派？」幹部說：「你算不算當權派應該是本單位革命群眾所了算。」從幹部的帳篷里出來，他心涼透底。

如果熬不過去，黑夜就是永久的。「你說，將來我們這代人死了，後代人能知道我們的處境嗎？我們的痛苦、絕望、無奈，我們心裡真實的想法，他們會從哪裡知道呢？」他的朋友、中學教師劉奇膺在一個雪夜上門來找他，瞪著布滿血絲的眼睛問道。「只有文學。」馮驥才忽然明白了。「我感覺只要筆一動，一大堆命運千奇百怪的人物就會擁上來。他們不需要我去著力地刻畫，他們是這個怪誕時代的烈火燒造出來的。」他從妻子家裡的二姨——一個陷入婚姻騙局，又飽受文革摧殘的女人開始寫起，發現自己從沒寫過小說，卻毫不吃力。他的文學觀也形成了：「我第一次感受到的文學寫作，是一種情感的宣洩與直述心臆，沒有任何約束與顧忌，也沒有任何功利，它無法發表，當然也就沒有讀者……」

但是他的寫作必須是地下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寫在小紙塊上，藏在牆縫裡、地磚里、煤堆後面，後來還是覺得不安，就不斷地取出來再藏。後來他還想到一個絕招，將原稿毀滅，先把最重要的內容用最小的字體縮寫在薄紙上，再把薄紙層層疊起，捲成捲兒，裹上油紙、細線捆好；他拔掉自行車的車鞍，把紙捲兒一個個地塞在自行車的車管里。可是這樣一來，他最害怕的就是丟車了。幸好，馮驥才有著自己的「政治智慧」與「政治運氣」，才得以一次次化險為夷。

1976年，地震來了，他的家又毀了。這十年，始於無家可歸，終於無家可歸。

「我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才將震垮的房屋清理掉。那時真感到無家可歸了。」（19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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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汛：乍暖還寒時候，有稿費有傷痕

在「文革」里依靠印紅袖章為生的日子裡，馮驥才已經開始了地下寫作。地震摧毀了他的家，他從廢墟里挖出寫了兩年多的《拳海》書稿，寄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幸運而意外的是，馮驥才很快就接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的邀請，從事「借調式寫作」。

除了修改他和李定興合著的《義和團》稿件，馮驥才有許多時間用來結識其他作家，跟天南海北的作家熱鬧地聊天、抽煙、喝茶，也親眼目睹了許多作家的稿件實在修改不出，只能打道回府的凄涼下場——改稿改不出來，並非作家水平有限，而是時政風雲莫測。「正面人物今天是造反派，反面人物是走資派，明天政治風雲突變，反面人物變造反派，正面人物換成老幹部。」這些作家裡有一位整天愁眉苦臉，臉色愈發暗淡，煙也愈發地凶，最終死在了鐵嶺。「文學也能害死一個人，這算什麼文學？」馮驥才問道。

在這段時間，文化界醞釀著重大變動。其中之一，便是「文革」時燒掉的經典著作又回來了。等到發售的那一天，馮驥才和宿舍樓里的幾個作家，「把抽煙的錢都從口袋裡掏出來」，跑到東四北大街和朝內大街相交路口的哪家新華書店去買書。書店九點開業，早上八點的時候，門口已經排了一百多人的長龍。

也正在這個階段，在人文社修改許久的《義和拳》終於要出版了。更令人艷羨的是，他們拿到了人文社恢復稿費制度後的「第一筆稿費」，實在是一筆「巨款」——三千三百元。在去隆福寺的中國銀行領錢時，馮驥才看到，「櫃檯里的銀行辦事員們——胳膊上大都套著套袖——站起來看我，好像遇到一個幸運的怪物。」

1978年，劉心武的小說《班主任》發表了，故事以中學生的生活風波為引子，提出人性與溫情如何復甦的問題。這篇小說帶來了極大的社會震動，後被稱為「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也讓馮驥才當時所在的人文社「後樓像遭到地震一樣」。 馮驥才想起了自己地下寫作時期存下的「殘稿」，翻箱倒櫃卻再也沒找到，於是動筆重寫，寫出了一篇名為《創傷》的小說。此時盧新華的《傷痕》已經發表，馮驥才這篇的題材與標題都有類似之處，便更名為了《鋪花的歧路》。

《凌汛》

馮驥才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1月

就是這篇小說，惹出了不少事端。 馮驥才甚至聽說了自己「倒霉了」、被定為「反革命」之類的傳言。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馮驥才與《冬》的作者孫顒、《生活的路》的作者竹林三人共同參加了人文社舉辦的中長篇小說作者座談會，參會的作家還有茅盾、王蒙、陸文夫、諶容等人。韋君宜請馮驥才上台講述了《鋪花的歧路》的內容、人物與構思。這篇小說當時還未發表，在場諸位對其內容原委並不清楚。聽完馮驥才和孫顒、竹林的發言，茅盾的評價是「三篇小說都寫得好」，還對馮驥才的《鋪花的歧路》結尾提出了修改意見，馮驥才感覺「堅硬的冰面在頭頂上裂開」。座談會之後，《鋪花的歧路》在《收穫》上發表，同期出版的還有從維熙的《大牆下的紅玉蘭》和張抗抗的《愛的權利》。在此之後，更多的「傷痕小說」匯入了文革後的文學洪流。「自由從來不是別人的恩賜，而是自己的奮爭。」回憶文壇乍暖還寒的「凌汛」時期，馮驥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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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流中：

曾驚濤駭浪的文學大潮消失得無影無蹤

寫畢《鋪花的歧路》，馮驥才收到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無數信件——有的人很窮，信封是自己用紙糊的；有的讀者不知道他的地址，信封上只寫著「天津馮驥才 收」。馮驥才愈發感受到文學之責任重大，愈加勤奮地寫作、抽煙，不知另一場劫難正悄然來臨。

1979年的一個冬夜，他突然覺得對所有東西都沒有感覺了，「好像機器停擺了」，如此反覆多次，最後出現了心慌疼痛、額前流汗的徵兆。去看醫生，得知是因精神高度緊張加上抽煙過多，他患上了心臟神經官能症和植物性神經功能紊亂。好不容易等來了「凌汛」，卻又生病了，這令他心灰意冷，「我想這可能是一種宿命，一生叫厄運壓著。別人受苦時，我也受苦；別人好了，我卻要換一種苦來受。」隨後，他只好擱筆調養。

隨後幾年，處於對病情隱憂之中的馮驥才，進行了各種創作短篇小說的試驗，寫出了諸如《老夫老妻》《逛娘娘宮》等作品，卻沒有受到文壇的關注。因為時代變了。

「隨著作協的恢復，准官方的作協在文壇上的權威漸漸顯示出來，」馮驥才說，按照此時的風向，他也應該加入改革文學之中，就像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那樣。可是他對此存有疑問：「文學因個人而存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文學理想和審美追求……還有什麼禁錮嗎？或者禁錮著文學的本身嗎？」1982年的春天，馮驥才與作家李陀談到了一個話題，說的是在所有禁區都被突破之後，還有一個禁區，那就是形式的禁區——如果文學一直被僵化的「現實主義」死死捆住，那麼就需要解放形式。

以此為題，馮驥才寫了一篇題為「中國文學需要現代派」的文章。同年9月，馮驥才的這篇文章同李陀、劉心武討論「現代主義」的文章一起發表在了《上海文學》上，引起了作協的重視。作協刊物《文藝報》組織了一場關於現代主義與現代派的「研討會」，邀請了王蒙、從維熙等作家。「聽說大馮他們倒霉了。」從維熙在會議上捅破了窗戶紙，叫在場者哭笑不得。王蒙剛要發言，麥克風壞了，換了一個進口的，他機智地說：「還是來點新東西好。」眾人會意。

在這之後，馮驥才回憶說，「一道擋住文學前進的銅牆鐵壁就這樣推開了」。1983-1984年間，一些作家的面貌逐漸清晰起來，比如陸文夫寫了《美食家》、鄧友梅寫了《煙壺》、張賢亮寫了《綠化樹》。馮驥才也在尋找屬於自己的「現代小說」——一種西方現代派之外的現代小說，或者說深植於家鄉天津的小說，「市井的傳奇、民間的段子，聊齋和《西遊記》荒誕的筆法、博爾赫斯和馬爾克斯的魔幻、武俠小說和章回小說的招數，由我信手拈來。」馮驥才要寫「四不像」、「大雜燴」的現代小說，這就是後來的《怪世奇談》系列：《神鞭》《三寸金蓮》和《陰陽八卦》。

《三寸金蓮》

馮驥才 著

新星出版社 2005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三寸金蓮》。這部小說以女人纏足為題材，以壓抑密不透風的筆觸，引來了讀者「噁心、變態」的評價，也有人直言作者就是「蓮癖」。而對馮驥才來說，正是《三村金蓮》讓他找到了自己小說的「命門」：就像《聊齋》和《西遊記》一樣，我們應該在自己民族文學的傳統中尋找現代與中國式荒誕，而並非模仿西方的純然荒誕，「想像可以肆無忌憚，但生活血肉必須是真材實料，必須合乎人情事理」。

與《怪世奇談》 同時進行的還有一個大型口述寫作計劃，即記錄普通人「十年動亂」生活故事的《一百個人的十年》。那時的中國基本還沒有口述史寫作，馮驥才也是受到了美國作家斯特茲·特克爾（Studs Terkel）《美國夢尋》的啟發。進入八十年代末，馮驥才發現，他的寫作走向了自我，「我不關心文壇了，文壇也不像八十年代中期那麼純粹了」。

一個時代結束了。1988年，他去中國美術館參加首屆中國現代藝術展開幕式，看了一圈「荒誕不經」的展覽。之後返回天津家中，已是年夜飯的時間，在飯桌上他對妻子說：「我覺得一切都在變了。」在另外一篇名為《一個時代結束了》的文章里，他的想法寫得更加明白：「新時期文學這個概念在我們心中愈來愈淡薄。那個曾經驚濤駭浪的文學大潮，那景象、勁勢、氣概、精髓，都已經無影無蹤，魂兒都沒了，連這種感覺也找不到了。何必硬說後新時期，應當明白地說，這一時代結束了，化為一種凝固的、定形的、該蓋棺論定的歷史形態了。」

文章參考：《無路可逃》（馮驥才 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8月版） 、 《凌汛》（馮驥才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年1月版）以及 《激流中》（《收穫》2017年第5期）。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董子琪，編輯：黃月、傅適野，未經「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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