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讓人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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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讓人回到人

(《寫作》2013.1-2合刊)

林超然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一矯揉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以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1]汪曾祺是經得住這樣的推敲的。人物平平常常，事件簡簡單單，其作品卻能深入人心，想來同他的詩意求證密不可分，更為難得的是他慣於從尋常生命形態中找尋詩意。汪曾祺的小說寫的是人性、人的意義，他甚至把主題具體到人的藝術價值，每一個人都可能是一件特別的藝術品。

一、生存樣式與生命意義

《牌坊》縱使在汪曾祺的短章里也算是「小製作」了，全文不足700字。臭河邊南岸有三座貞節牌坊整天默默地站著，黃昏時會飛來很多麻雀嘰嘰喳喳好像牌坊自己在叫。白夫人二十四五歲開始守寡，那時兒子才三歲。二十年之後兒子中了進士，徐氏族人眾議為白夫人立牌坊，結果被她嚴詞拒絕了。「原來白夫人每到慾念升起，臉紅心亂時，就把一斗銅錢倒在地板上，滾得哪兒都是，然後俯身一枚一枚的拾起，這樣就岔過去了。」這篇作品是對中國傳統觀念中那些負面的、反動的倫理道德標準的一次嚴厲的質問。每一座牌坊都系著一個冤魂，牌坊是中國古代婦女共同的地獄、共同的鎖鏈，多少鮮活、靈動的生命在它的捆綁下成為一潭絕望的死水。文中的白夫人大概要算得個清醒者了，她的與眾不同在於她還能把自己的苦水倒一倒，而與之有著相似遭遇的姐妹卻連這種婉曲控訴的可憐機會都沒有。

「如果『人性』這個詞指稱著任何東西的話，那麼它就指稱著……在創造文化的活動中必然把人塑造成『文化的人』；這就是人的真正本質，這就是人惟一的本質。」[2]在汪曾祺的創作生涯中，他一直做著人性主題小說的領隊，直至駕鶴西去。他的小說有一種特殊的清逸風懷，那些寫意一樣的人物，讀來讓人刻骨銘心。

坊間曾流行過一首歌《女人是老虎》，它同許多流行歌曲一樣曾被各式各樣的嗓音很起勁地唱了好一陣子。相信在大多數唱者和聽唱者的眼界里，這首歌與其它並無太多的不同，大家只會不約而同地嗤笑那小和尚禪修尚淺、俗根未凈，此外無他。絕少有人想到歌中唱的是一個人性主題，唱的是宗教和世俗的某種碰撞。也難怪，人性主題開禁，人的嗅覺便不會再像先前那樣靈敏了。

汪曾祺第一次讀到《沙彌思老虎》的時候便感意外，因為這一則在袁枚的《子不語》眾多談狐說鬼的故事中很顯特別，這一篇的文字也清峻可喜，雖是淺近的文言，卻不拿腔做調，還有些口語的神采。其時他便斷言：「這個故事是從西方傳入的，這裡面帶有人文主義思想，非中土所有，也不是袁子才這樣擺不脫道學面具的才子所本有。」[3]汪曾祺得出這一結論時的自信，恰好言明舊時代寫「人性」形勢的嚴峻。

真正干預生活的作家都該如此，愛人、愛生活、愛這個世界，這是汪曾祺一貫的人文理想，他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一個個的實踐者，而於現實中實踐的正是他自己。「用儒家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美好的一個，每個人在本質上都具有能夠達到無限完美的能力，而教養的不夠充足則是造成道德缺陷的惟一根源。」[4]汪曾祺篤信的正是這一點，他亦為此永往直前、無怨無悔。

二、顧盼人性的優點

汪曾祺小說撲面而來的總是一股暖意、一種和諧，這種和諧是人與社會的和諧，它集中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互愛和人與社會道德規範之間的吻合，其目的在於人生通過世俗活動成就偉大的「用」。這些生活於市井街巷中的店主、畫師、醫生、教員、匠人、學徒、工友，雖社會地位低微，卻幾乎都於平凡中具有一種古仁人君子的風度。他們恪守著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懷著一顆博大的仁愛之心，善良正直，熱情誠摯，多情重義，舍己助人。

《晚飯花》里的王玉英，父親在縣政府當錄事，她整天一個人在家。她總是在她家的門道里的晚飯花前面做針線。晚飯花開得很茂盛，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著，把自己開在傍晚的空氣里。在濃綠濃綠的葉子和亂紛紛的紅花之前，坐著一個王玉英。王玉英長得很黑，但兩隻眼睛很亮，牙很白。王玉英有一個很好看的身子。王玉英已經許了人家。她的未婚夫是錢老五。

在許多人看來，《晚飯花》里的這位女主人公嫁給了浪蕩無行的錢老五，且她對他的人品是早就知道的，實在有些莫名其妙。對於女主人公的這種尷尬，我們易於理解成這是因為王玉英的懵懂無知和毫無主見，並由此得出結論說，這裡反映的是我們民族的一種獨特而又落後的心理狀態和性格特徵，作家持的是一種批判的態度。這應該是一種誤會。

殊不知，王玉英是想以自強不息的精神為自己找一個好的歸宿，她自信有能力克服這種暫時性的窘迫，一切都會因為有了她的努力而變得好起來。作品中蕩漾的其實是儒家積極用世的人生價值觀，這才是汪曾祺的醉翁之意。

人生或有不幸，而「情」字足以化之。「在我們這個時代，藝術的使命是把人類的幸福在於互相團結這一真理從理性的範疇轉移到感性的範疇，並且把目前的暴力的統治代之以上帝的統治，換言之，代之以愛的統治，而這對於所有我們這些人來說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目的。」[5]在汪曾祺的作品裡，總有一條愛的溪流引領著我們，讓我們的心上因之注滿溫情，風雨也因之變得不再可怕。

汪曾祺寫這些人物似信手拈來，像敘講自己的一位鄰居，文字平實，態度從容，卻別具風味。非是閱盡人世種種而又於藝術手法上熟稔異常不足以持之，正是「經營於心，久而成習，不必伸紙執筆，然後發揮。蓋薄暮籬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帶、睇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矣。」[6]雅化，使汪曾祺筆下的人物成為中國當代文學所展示的世界中的一個極為獨特的部落。

三、尋常境遇中的詩意

汪曾祺從小就生活在小民百姓中間，鋪子里的店員、匠人、小販，每個人身上的優處他都是看在眼裡、記在心上的，這最終形成了他的親民思想，也使他成為平民作家。他的作品中少有壞人，更多的人物，哪怕是目不識丁的人物身上也會留有古風、留有文化的胎記，縱使人物身在逆境也不會有絲毫的改易。藝術地呼吸是作家寄託於人物身上的人文理想，文化成為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深度背景。

在小說創作中，只有虛構的情節，卻沒有虛構的細節。《歲寒三友》便是用一些細枝末節來寫人物的慈者之心：

他走一二十步，放一個，身後跟著一大群孩子。孩子里有膽大的，要求放一個，陶虎臣就給他一個：「點著了快跑！——崩疼了可別哭！」

其實是崩不著的。陶虎臣每次試炮仗，特意把其中的幾個的捻子加長，就是專為這些孩子預備的。捻子著了，嗤嗤地冒火，半天，才聽見響呢。

在汪曾祺看來，一個人身上最為耀眼的亮點就是他的愛心，博愛之心，他渴望一種廣泛的平等，他覺得這是世界變得越來越美好的前提。而愛家人，是始發站。他特別懷念那些有著「多年父子成兄弟」色調的畫面：

有一年夏天，我已經像個大人了，天氣鬱悶，心上另外又有一點小事使我睡不著，半夜到園裡去。一進門，我就停住了。我看見一個火星。咳嗽一聲，招我前去，原來是我的父親。他也正因為睡不著覺在園中徘徊。他讓我抽一支煙，（我剛會抽煙）我搬了一張藤椅坐下，我們一直沒有說話。那一次，我感覺我跟父親靠得近極了。（《花園》）

在我們這個民族舊有的觀念里，繼母決不只是一種身份、一種稱謂那麼簡單，繼母的身後常常是幾個不幸的孩子和一個飄搖的家，常常指稱著一種失敗的交際現實，「繼母」總要在家庭成員的關係上打一個死結。這種落後觀念，有時已成了一個心靈偎向另一個心靈的攔路石，這一切早該扭轉，汪曾祺曾在《繼母》中做的就是這種努力。他在作品中講了兩件事，先講了林則徐的女兒在臨終時寫給丈夫和女兒的一副對聯：

我別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無妻。若他年重結絲羅，莫對生妻談死婦。

汝從嚴父戒哉。小妮子終當有母。倘異日得蒙扶養，須知繼母即親娘。

接著又提到了與繼母有關的評劇小戲《鞭打蘆花》。父親要把這個後老伴休了，閔子騫說千萬使不得，跪在雪地上說了兩句話：「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愛人如此，其心足可感天動地。

汪曾祺鍾情的就是這些尋常百姓，就是躍動在他們身上的詩意、美感。寫尋常人、尋常事自是最具說服力，但作家卻要面對一種挑戰。「昔人云：『畫鬼魅易，畫狗馬難。』以鬼魅無形，畫之不似，難於稽考；狗馬為人之所習見，一筆稍乖，是人得以指摘。可見事涉荒唐，即文人藏拙之具也。」[7]汪曾祺是不靠「傳奇」取勝的，從最樸素的生命中找出藝術色彩，才具有最普遍的哲學意義。

只有真正的「人」出現在文學中，文學才算運行正常。文學中某一地段的人性塌陷，無疑是藝術的一場劫難、一次傾覆，需要有人及時施手拯救。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工程中，汪曾祺至少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