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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閻宗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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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大家閻宗臨

史學大家閻宗臨,中國歷史學家,五台縣白家莊鎮中庄村人。1924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在巴黎、里昂工作。1929年入瑞士伏利堡大學攻讀歐洲古代史、歐洲中古史和拉丁文。1933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留校講授中國近代史,同時入該校研究院深造。1936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主要著述有《閻宗臨史學文集》、《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歐洲文化史論》、《世界古代中世紀史》、《中西交通史》等。

閻宗臨(1904--1978),著名教授和歷史學家。字琮琳,又名已然,晚年自號鐵牛老人。1904年6月18日出生在山西五台縣白家莊鄉中座村。他七歲進村小學讀《論語》。小時候在農田裡幹活,幼時每到課餘,背煤背水,雙腳凍裂只能用山藥粉糊於傷處止痛,很艱苦。辛亥革命後,村裡寺院改成縣立高小,才接觸數學、體育等新東西。自幼喜歡讀書,他表兄家境富裕,稍有藏書,他經常跑30多里山路去借書。小學畢業後,爺爺想送他去店鋪當學徒,早點賺錢補貼家用。表兄答應每年資助20元,才得以繼續讀書。因家庭經濟困難在本村小學任教一年,1919年他投考河邊川至中學,將近畢業,因參加反對校長的學生運動,被學校開除。在喬松岩老師幫助下,轉學崞縣中學。1924年夏畢業後,攜老師資助旅費十元赴京,時值梁漱溟先生在山東曹州辦「重華書院」,他去應試,以第一名錄取。同時報考朝陽大學。梁先生親自到旅店看望這位窮學生,答應免學雜費、負擔食宿。是年,他認識了魯迅先生,他曾就青年讀書等問題請教魯迅先生,深得教誨,奠定了向西方學習的志願,增強了他對文學的愛好。閻宗臨青年時代愛好文學,有散文集《波動》、《夜煙》,中篇小說《大霧》等,反映了他青年時代的生活和憧憬。閻宗臨志趣在文史,梁先生講儒、佛、印度哲學,他不感興趣,梁先生欣然放行。這段師生緣雖短,梁先生仍然是閻宗臨終身敬重的老師。

1934年秋,返伏利堡大學講授中國近代思想史。他精通法、英、拉丁語,德語也懂一些。閻宗臨治學勤奮謹嚴。寫論文時,為尋找資料,需查閱梵蒂罔教會檔案,曾由瑞士到羅馬,往返七次。為查閱劍橋大學的特藏,曾不辭辛苦渡海訪問劍橋,對自己論文中每一條資料都進行了核對。他雖在歐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卻僅看過三次電影。在西歐跳舞風氣極盛的環境中,他從未涉足於舞廳,卻刻苦研習拉丁文,並獲得優巽成績。1929年11月,閻宗臨在列芒湖邊的伏爾加別墅,拜訪了心儀已久的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先生,並翻譯其著作《米開明琪羅傳》。此後多次拜訪,羅蘭對魯迅的《阿Q正傳》評價很高。閻宗臨將《米開朗琪羅傳》譯成中文,羅蘭親自撰寫了中譯本序言,可惜1937年回國時毀於戰火。

《周易》說「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老天爺會幫助自強不息的人。閻宗臨選修教育學,老師是岱梧教授。閻宗臨老師一生有三位恩師,中學的喬松岩老師、梁漱溟先生、岱梧。岱梧是天主教神甫,認為閻宗臨是10年來最優秀的學生,經濟上給幫助,閻宗臨去義大利、英國查閱資料的費用,都是岱梧資助的。

1933年,閻宗臨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岱梧當選校長,讓閻宗臨留校,允許回國探親一年,報銷往返船票。閻宗臨是幸運的。閻宗臨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探親後受聘於中法大學伏爾德學院,在《中法大學月刊》上發表《巴斯加爾的生活》、《波特來爾的研究》等論文。這年他剛三十歲,已經是教授。他經人介紹認識梁佩雲。她當時是北京農業大學學生,因花粉過敏休學在家。1934年,他倆同赴瑞士,她學學前教育,閻宗臨一邊教中國近代思想史,一邊準備博士學位考試。1936年,寫完博士論文《杜赫德之研究》,經瑞士伏利堡國立大學鑒定考核,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論文在瑞士出版,獲歐洲漢學界好評。杜赫德是18世紀法國漢學家,編輯過《耶蘇會士書簡集》9到26卷和「18世紀最全面論述中國的史料」《中華帝國志》,這兩本書連同《中國叢刊》,被認為是法國乃至歐洲漢學的奠基之作。他是第一個研究杜赫德的中國學者。

「七七事變」改變了閻宗臨的生活。岱梧勸他留在中立國,還表示可以幫他取得瑞士國籍。」閻宗臨婉言謝絕了。當時他學業剛完成,事業剛起步,在瑞士有穩定職業,又剛組建家庭,毅然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實在不容易。他說:「國家有難,留在國外怎能安心?外國人也會看不起你。」1937年7月13日,閻宗臨在瑞士與梁佩雲女士在伏利堡教堂舉行婚禮。「七七事變」後,閻宗臨教授報國心切,毅然辭掉伏利堡大學的職務,放下熱愛的研究工作,離開風光綺麗的瑞士,攜眷返國。臨行前,岱梧校長送了只瑞士鬧鐘,可惜逃難中丟失了。本來計劃乘船到上海,所以把多年的圖書裝成五大箱運往上海,哪知8月上海打起來了,閻宗臨改道去香港,先期運到的書全毀於戰火,給後來的研究造成極大困難和損失。他首先急切地回到家鄉探視。1937年8月,經當時任山西大學英文系主任的徐士瑚教授介紹,擔任了學院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因日機轟炸,文學院遷往運城二中,他隨往授課。1937年12月,山西大學奉省府令解散後,他攜眷至漢口參加了郭沫若負責的政治部第三廳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授近代史。1938年底,應廣西大學聘請,講授《世界通史》。在此期間,寫成《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分別出版。書中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蘇聯十月革命和列寧給以很高的評價,說「列寧是一位天才的領導者,他能把握住俄國問題的核心」。十月革命「最標特之巽的是解決了經濟與社會的問題」。表現了閻宗臨在白色恐怖的蔣管區,不畏強暴堅持真理的革命精神。

閻宗臨老師不願做閻錫山的外文秘書,受聘為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久太原淪陷,轉到漢口。1938年2月,在教育部登記為流亡教授,被分配到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講授世界近代史。戰干團受軍委會第三廳領導,廳長郭沫若。閻宗臨是教授,月薪120元,相當於上校,他教的世界史屬於國際政治組。這就是「文革」中「國民黨上校政治教官」的來歷。他只教了一期,就受聘廣西大學。抗戰八年一家人是在廣西度過的。閻宗臨參加由宋慶齡為會長的救亡團體「國際宣傳委員會」工作,法國進步人士李蒙到桂林演說,是閻宗臨即席翻譯的。他還參加廣西建設研究會文化部,部里的知名人士很多,陳此生、歐陽予倩、胡愈之等。主要還是繼續教學研究工作。閻宗臨老師的家住桂林施家園,廣西大學在22公里外的良豐。他每周到學校住三天,講完課再回家。正當壯年,精力充沛,研究條件還好,圖書館有必要的參考書,閻宗臨四年寫了近60萬字論著,《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歐洲文化史論要》和一批論文。他的論著是有價值的。他在歐洲生活13年,其中5年在社會底層,對歐洲有感性認識。他學習歐洲歷史和文化,從本科直到博士,對歐洲有理性認識。他又有很好的國學根底,能夠中西會通。

桂林生活很艱難,閻宗臨在七年內有了五個兒女。他在1943年應聘到桂林師範學院,就因為工資比廣西大學高180元。但他抱達觀態度。有一次說到米價高,孩子多,笑著說:「怕什麼?人家囤積米,我們囤積人,看將來到底是米吃人,還是人吃米?」在朋友間傳為佳話。還有個小故事可見家裡生活狀況。愛人病了,閻宗臨送去廣西醫學院附屬醫院,他們都布衣布鞋,很有幾分土氣。醫護人員以為是難民,態度很不好。閆老師的愛人在病床上翻閱外文期刊,護士很驚奇,有醫生試著用英語說話,她對答如流,她們才知道是著名的閻宗臨教授的夫人,也是留學生、大學講師。肅然起敬,精心治療。這事在當時桂林高校引起小小的轟動。最值得講的是逃難。1944年8月,日軍逼近桂林,一家人隨無錫國專撤離,經平樂、茘蒲到蒙山,在文爾村複課兩個月。次年正月轉移到昭平仙回,遭遇日軍,上山躲避,衣物被搶劫一空,生活陷入最困難的境地。朋友援助才到北陀的昭平中學教書,直到抗戰勝利。在文爾村,閻宗臨寫《羅馬史》,字跡很工整。「自序」說:「這只是一個清苦的中國教授,苦守著他戰時的崗位,養著5個孩子(他們合起尚不到20歲),對他職責的一種解脫,誠如羅馬民族的精神,永遠在奮鬥著。」「文革」有學生貼大字報責問:「你說回國參加抗戰,為什麼不到前方打仗,卻躲在後方教書?」今天看來可笑也可悲。那一代知識分子,把文化視為民族靈魂。國土淪喪還可收復,文化淪喪,民族就會滅亡。他們清楚自己的職責是傳承、捍衛中華民族的文化,為戰後國家民族復興貢獻力量。所以在極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堅守崗位。這就是為什麼西南聯大能培養那樣多優秀人才、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能出那樣多優秀成果。抗戰勝利後,閻宗臨到中山大學。因為他學術興趣在中西交通史,中大的岑仲勉、朱謙之這方面很有成就,可以私下研討。1948年8月,閻宗臨一家搬到廣州石牌,他教世界史(西洋史),寫《希臘羅馬史稿》和《歐洲史稿》及一些論文。後在校長陳可忠一再動員下擔任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其時,國內政局急劇變化,反飢餓、爭民主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不少師生因反對國民黨而遭逮捕,閻宗臨積极參加營救,一直站在鬥爭最前列。 解放前夕,錢穆先生去家勸閻宗臨去台灣。閻宗臨謝絕了。他和錢穆不熟,也許因為當時是歷史系主任,有一定名望。解放後面臨多種選擇:中山挽留他;陸侃如邀請到山東大學;焦菊隱是北師大文學院院長,邀請他去任歷史系主任;張友漁、趙宗復邀請他回山西大學。閻宗臨最終回到了山西,一是因為經濟,孩子大了要上初中,石牌沒有中學,到廣州城裡住校,經濟上負擔不起。二是在南方12年,語言不通、生活不習慣,想回北方,他內心眷戀故鄉:「封建時代的讀書人還懂得恭敬桑梓,社會主義時代的史學工作者不更應熱愛自己家鄉嗎?」三是閻錫山的問題。閻宗臨和閻錫山同姓不同宗,同縣不同村,但有師生關係。閻錫山是閻宗臨中學時的校長,他們也打過幾次交道。1943年7月,閻宗臨應教育學家林勵儒的邀請,轉赴桂林師院任教,講授《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紀史》。1946年7月,山西大學從陝西宜川縣迂迴太原後,他曾應校長徐士瑚之聘為山大文學院院,後因交通阻隔未能返省,是年8月,應中山大學之聘,講授《世界通史》、《世界古代史》、《世界中古史》、《希臘羅馬專題研究》等課程。1948年至1950年兼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和歷史研究所主任。1950,應山西大學副校長趙宗復邀請,回山西任教。先後任山西師範學院副教務長,山西大學研究部主任,山西省歷史學會副理事長。並先後被選為太原市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代表,山西省人民委員會委員,山西省政協委員。

「十年動亂」中,閻宗臨遭受了嚴重的摧殘和迫害,以至產生多種疾病,形成偏癱,隊床不起。但他襟懷寬廣,對所蒙受的冤屈,從不計較,而是仍然關心著史學領域中的建設和鬥爭。請託友人從法國寄回資料,進行翻譯。並以「俯首甘為孺子牛」自慰,自號鐵牛老人。自題詩云:「史業今生未許休,病床長欲寫春秋。殘陽願照非州土,俯首甘為孺子牛。」1978年10月5日,因病情惡化,不幸逝世,終年75歲。閻宗臨一生熱愛黨和國家,熱愛歷史科學和教育工作。1965年即提出入黨申請,逝世後,黨根據他生前的要求和表現,經中共山西省委文教部批准,被追認為中國共產黨員。

文化主張:文化必須以實踐為主,以博覽群書,以體驗生活,文化乃民族之精魂,文化乃祖國之瑰寶,文化乃世界之大成。

來源:大美忻州

編輯:周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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