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十九世紀法國文學高峰的啟示

有一批視文學為生命、甘於寂寞清貧、冷靜觀察民眾生活、探索社會深刻含義、埋頭打造獨特語言的人，才有可能產生傑出作品。倘若我們作家詩人中充斥著以「窮怕了」為理由而不顧廉恥、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慾壑難填之徒，雖可以產生作品，若寄希望於他們創造「高峰」，則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只能期望於「有才智的人」

隨著國力提升、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中國人物質生活有了明顯改善，但精神生活尚有欠缺，於是對文學高峰有所期待。放眼古今中外，尋找一個高峰林立的時期，看看那是一番什麼樣景象，是情理之中的事。這樣，19世紀法國文學就進入我們視野，為我們提供一個具體參照。

100年間轟轟烈烈，名家名著高峰迭起

整個19世紀，從1802年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諦》始，到歷經23年勞作完成的左拉《盧貢·馬加爾家族》止，中間有拉馬丁、維尼、雨果、奈瓦爾、繆塞和喬治·桑；司湯達、巴爾扎克、福樓拜和梅里美；波德萊爾、魏爾倫、蘭波和馬拉美；莫泊桑、凡爾納、法朗士和洛蒂等作家詩人，有《沉思集》《命運集》《懲罰集》《幻象集》《四夜》和《魔沼》，《紅與黑》《高老頭》《包法利夫人》和《嘉爾曼》，《惡之花》《月光》《醉舟》和《窗戶》，《羊脂球》《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泰伊絲》和《冰島漁夫》等小說詩歌，約100年間，可謂詩文並茂，高峰迭起，時而轟轟烈烈，時而波瀾壯闊，時而魚龍混雜，時而百舸爭流，好一派繁榮昌盛、百花爭艷、你追我趕、欣欣向榮的景象。

雨果是一輪眾星拱之的圓滿月亮，在他漫長一生中，貫穿始終的是詩歌。他的詩不斷跟隨時代前進，反映法國半個多世紀政治、社會變化，抒寫人們在這個過程中的共同思想感情。他的才能沒有邊界，舉凡詩歌、小說、戲劇、隨筆，都有令人矚目的成就。無論承認與否，雨果都是法國最偉大詩人，也是法語詩藝最偉大開拓者。形象豐富、色彩瑰麗、想像奇特是他的特點，他又把對照原則用於詩歌與小說，別開生面，高峰也。

司湯達以其鮮明反封建復辟的筆觸、對當時社會關係的深刻理解、對典型性格塑造出色地採用心理分析方法，而在現實主義文學中獨樹一幟。他的代表作《紅與黑》準確描寫法國社會復辟與反覆辟鬥爭，在此基礎上勾畫這樣一條道路：於連·索萊爾這個農民的兒子如何通過個人奮鬥躋身上流社會而終於失敗，並由此明白什麼才是人生真正幸福，即他的「成功」沒有給他帶來幸福，反而是失敗使他走上幸福之路。司湯達作品不事雕琢而意蘊深刻，精彩紛呈，高峰也。

巴爾扎克在拿破崙小雕像下面寫道：他用劍未能完成的事業，我要用筆來完成。他果然寫下97部作品組成的《人間喜劇》，有聲有色地再現法國從1789年大革命到1848年資產階級取得最後勝利的歷史，塑造了3000多個形形色色色人物，實現了「法國社會是歷史家，我只能夠充當它的秘書」的宏願。他是小說藝術偉大革新者，塑造形象特別是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他最大貢獻，例如高老頭、歐也妮·葛朗台、拉斯蒂涅、伏脫冷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他的秘訣是「最高的藝術是要把觀念納入形象」。他是一位複雜深刻作家，高峰也。

福樓拜是法蘭西語言冶鍊師，窮畢生之力追求完美。對語言，他不僅要求明確，還要求準確和恰當。他認為藝術的最高原則是創造形式美，而形式美首要元素是語言，用詞準確，音調鏗鏘，韻律悠長，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就像靈魂與肉體，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他說：「沒有美的形式就沒有美的思想。」他首倡作者非個人化，即小說的敘述者隱身於敘述之中，開闢現代小說先河。他與喬治·桑的爭論表明，他仍然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高峰也。

感應社會秩序劇烈變革，煥發巨大精神能量

縱觀19世紀法國文學，探究其繁榮昌盛原因，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社會環境變化，貧富差距擴大，科學技術發展，思想意識交流，殖民帝國形成，復辟與反覆辟鬥爭等等，一言以蔽之，19世紀法國社會呈現空前複雜性和多樣性，社會固有秩序發生劇烈變動，促進了個人解放，煥發出善惡並存的巨大能量，給文學藝術創作提供形式、內容、人物的各種可能性。

文學創作內部規律決定文學發展走向和規模。例如，社會巨大動蕩使民眾失去信仰，處於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像盼望甘霖的大地等待著好雨知時，浪漫主義於是流行。想像、感覺、個人以及自然風光大行其道。浪漫主義本身就有對真實的訴求，但是，對想像、感覺、個人、風景的偏愛與追求真實格格不入，於是在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影響下，就產生了現實主義。對「真實」的觀察與描寫漸漸不能滿足對無限的追求，就有了隱喻、暗示、象徵等途徑，不直接命名事物而訴諸人的想像，於是而成象徵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和象徵主義是相繼產生的3個流派，卻並非界限分明，它們相互重疊，相互滲透，促進文學藝術蓬勃發展。貫穿19世紀的三大文學流派延續至20世紀，成為現代派文學各種流派背離或攻擊的對象，但卻依然屹立不倒，可見其生命力之強大。

文學發展離不開思想支撐和交流滋潤，19世紀法國文學於此獲益良多。不說孔德、聖西門、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史上劃時代的名字，單說德國的瓦格納、丹麥的易卜生、波蘭的肖邦，沃蓋子爵翻譯的俄國小說，等等，他們都在不同領域、不同程度地影響法國的文學與藝術，對形成法國19世紀文學高峰功莫大焉。與此同時，文學批評進步與發展也為文學繁榮提供強大動力，聖伯夫、勒南、泰納等居功甚偉，批評家的聲譽和不斷崛起的文學高峰同步，所以蒂博代有理由說：「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評誕生於19世紀。」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19世紀法國作家是這樣一群人：他們自幼喜歡文學，長大則視文學為生命，他們尊重人、信任人、熱愛人，名利之想與生活之享受則在其次。司湯達說過：「有才智的人，應該獲得他絕對必需的東西，才能不依賴任何人；然而，如果這種保證已經獲得，他還把時間用在增加財富上，那他就是一個可憐蟲。」站在高峰上的人擁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些流傳青史的作品，皆由他們創造出來。

領悟民族復興豐富蘊含，孜孜以求文學高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回望19世紀法國文學，並不只是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欣賞的同時，思考這種繁榮對我們有怎樣的啟發。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方面，國家正在崛起，煥發出令人驚嘆的力量，國力提升、政權鞏固、科技發展、人民生活改善、對國家前途信心倍增等等，有目共睹；另一方面，道德滑坡、信仰喪失、金錢至上、鄙視平凡、誠信缺失等問題衝擊著各個領域，也是不爭事實。雖然不能與19世紀的法國相類比，但整個社會之活躍、騷動和充滿各種機會，為文學想像和表現提供充分可能性。也就是說，社會巨變為文學高峰提供了客觀條件。

文學高峰出現有賴於我們對文學內部規律的認識。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經歷了一個否定傳統、唯「新」是務的過程。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在西方現代派衝擊下呈現破碎衰微狀態，但在法國，現代派典型形態「新小說」風靡十幾年，自20世紀80年代已經不再走紅，現實主義傳統有效抵制現代派進攻，呈現合流狀態。我們一些先鋒派小說忽視人物塑造，致力於象徵、隱喻或抽象的環境構建，與社會生活漸行漸遠，失去鮮活的生活氣息和懲惡揚善的道德追求，成為少數人欣賞或敞開心扉的場地。如今，現實主義潮流有重新崛起之意，值得關注。

思想深度是文學高峰的必要支撐和必然蘊含。文學作品不是哲學婢女，不是思想傳聲筒，這已是文學創作者和批評家共識，但這並不意味文學可以沒有思想。今天，社會思想形態多樣，相互之間或合作滲透，或博弈爭鋒，呈現一種錯綜複雜的局面。形成文學高峰，關鍵要從事文學的人有真誠信仰。對於域外文學，或許有一個借鑒或模仿的過程，但我們應該有正確態度，有反思意識。例如對現代派文學，有些人過於樂觀，將新小說當成「通向未來小說的道路」，其實它已經走到盡頭。傳統與創新並不以彼此否定為前提。今天的寫作要回到傳統，並不是抱殘守缺，泥古不化，而是相續相禪，踵事增華，灌注新的血液，這種新的血液包括了現代派（例如新小說）的貢獻。

社會環境、文學內在規律、思想碰撞，都是產生文學高峰的外在條件，從事創作的人才是高峰出現的充分條件。有一批視文學為生命、甘於寂寞清貧、冷靜觀察民眾生活、探索社會深刻含義、埋頭打造獨特語言的人，才有可能產生傑出作品。倘若我們作家詩人中充斥著以「窮怕了」為理由而不顧廉恥、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慾壑難填之徒，雖可以產生作品，若寄希望於他們創造「高峰」，則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只能期望於「有才智的人」。所謂「有才智的人」，他所求於金錢的，是獨立和自由的保證，故不能過少，過少則可能被迫仰人鼻息；亦不可過多，過多則會受到因金錢而來的種種束縛，乃至「有漂亮的公館，卻沒有一間斗室安靜地讀高乃依」。建設文藝高峰，我們迫切需要一批文藝工作者能夠成為「有才智的人」。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

（責任編輯：陳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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