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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軍是如何踐行群眾路線的(一)

原標題:新四軍是如何踐行群眾路線的(一)


微信版第197期



新四軍是如何踐行群眾路線的


蔡長雁

1937年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成立,到1947年1月23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撤銷新四軍番號,經過9年多的發展,新四軍從1938年4月集中時的10329人,6500餘支槍,發展到30多萬人槍。華東野戰軍成立時80%兵力源自新四軍,東北民主聯軍成立時35%兵力源自新四軍,此外新四軍也構成了西北野戰軍一部。新四軍取得這樣重大的發展,堅持走群眾路線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新四軍是怎樣走群眾路線的呢?



一是把群眾紀律作為自己最主要的紀律


新四軍進入華中抗日前線後,根據抗戰實際和中央軍委對八路軍的紀律要求,對過去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進行了修訂,制定出了新的三大紀律和十項注意,要求每一個指戰員遵守。其主要內容是:


三大政治紀律:


(一)堅決抗日救國(這是群眾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群眾利益的基礎);


(二)愛護老百姓,不違反民眾利益(群眾的當前利益和直接利益);


(三)服從命令聽指揮(確保群眾紀律能夠執行)。


這三條政治紀律是維護黨和軍隊的團結統一的紀律,是維護新四軍政治方向、政治原則的紀律,是新四軍中黨的紀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紀律,是軍隊黨的全部紀律的基礎,是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紀律,而這三大政治紀律的核心和目的就是維護群眾利益。


十項注意(則全部說的是民眾紀律):(一)上門板捆鋪草;(二)地下掃凈;(三)說話要和氣;(四)買賣要公平;(五)借物要送還;(六)損失要賠償;(七)大便要找廁所;(八)洗澡避開女人;(九)進出要宣傳;(十)不殺害俘虜兵。

不殺害俘虜兵是重要的群眾工作。有人說這不是群眾紀律,但是我認為這是在做爭取敵方群眾的工作,非常重要。


香河正男是抗日戰爭時期人們十分熟悉的新四軍中日本籍戰士。1938年他在日本被征入伍來到中國,1938年8月23日,金壇日偽軍200餘人向新四軍一支隊二團駐地進攻,他所走的一路(水路)中途遭到二團伏擊,日軍四散竄逃,孤身落單的香河正男被追趕上來的新四軍活捉。據新四軍老二團參謀長王必成回憶,香河正男繳械被俘後恐懼哆嗦,要自殺,亂喊亂叫,亂踢亂打,頭往牆上撞,最後用麻繩將他捆在獨輪車上推走的,送到軍部進行教育改造。1940年2月,香河正男、後藤勇、田作造、濱中政志、岡本進5位日本人在雲嶺新四軍軍部正式宣誓參加新四軍。



新四軍葉挺軍長(左)接見日軍戰俘香河正男、田作造(中)。


1942年3月,他們組成了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蘇中支部,這是華中抗日根據地最早成立的反戰組織。出版了日文刊物,還編印了大量日文傳單、小冊子和便於日軍士兵投奔新四軍用的通行證、路線圖,向蘇中地區的日軍士兵散發。在華中日本士兵很多見過他們的宣傳品,並知道新四軍中有很多日本同志。因此從日軍中逃出來尋找新四軍,促使日軍覺醒工作見到了明顯成效。中央軍委通過《解放日報》專門為此發表社論,題為《敵軍工作是反攻的先鋒》。


1943年5月,在安徽黃花塘新四軍軍部,華中反戰同盟(蘇中、蘇北、淮北、淮南)4個支部召開代表大會,組成反戰同盟華中地方協議會,選香河正男任委員長。至1944年華中4個反戰同盟已有26個盟員,湧現出了一批優秀分子,他們中有濱中政志、香河正男、岡本進、後藤勇、古賀初美、高峰紅志等。這年秋天,在鍾期光、陳超凡領導下,日本人民共產主義同盟蘇中支部在一師成立。包括松野覺在內的反戰同盟中優秀分子,這批曾經的日本武士終於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他們宣誓:為了在中國、在日本、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革命到底。在延安的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野坂參三)發來了賀信。1944年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改名為「日本人民解放聯盟」。



日本人民解放聯盟蘇中支部(右一為陳超凡)



松野覺

1963年,香河正男應日共中央委員會約稿,欣然提筆寫下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他在蘇中抗戰的經歷《日益高漲的蘇中反戰運動》,講述了從1942年至1945年,他在新四軍一師政治部敵工部陳超凡領導下,組織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蘇中支部、從事反戰活動和對日作戰的故事,這是一篇覺醒後的日本士兵從另一個角度詮釋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攜手共同抵抗日本軍國主義鬥爭的故事。1958年香河正男返回日本,回國後他們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是迫害,命運坎坷,但他們致力於日中友好事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文著書,揭露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讚揚和謳歌我軍正確、英明的俘虜政策,在日本社會引起了良好、廣泛的影響。


三大紀律十項注意言簡意賅,體現了新四軍的性質、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軍民一致的原則,表明新四軍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二、全力維護群眾利益


重視民生,幫助恢復宣紙生產。


宣紙是根據東漢蔡倫發明的植物纖維造紙術發展演變而來的。史料表明唐代即有宣紙出現。宋末元初,曹姓人遷至涇縣西鄉小嶺一帶,以製造宣紙為主,逐漸發展成宣紙工業中的佼佼者。元明清時期,宣紙製造工藝日趨成熟,所產宣紙為山水寫意和潑墨豪放的書法繪畫技法提供了廣闊的發揮和想像空間,宣紙業的發展空前繁榮,形成處處建棚、家家造紙的局面。可惜好景不長,清咸豐同治年間,清軍與太平軍在涇縣一帶輾轉爭戰10餘年,紙槽大部分被毀,原料基地荒蕪。直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涇縣宣紙業經歷了由恢復到發展而繁榮鼎盛的時期,最鼎盛期年產量近千噸。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寇擴大侵華戰爭,大部分國土淪陷,交通阻隔,宣紙銷路也因此受到阻礙,生產也因此一落千丈。與此同時,日寇利用侵略中國的機會,不斷派遣特務深入皖南,搜集造紙原料,打探製作秘密,甚至綁架工匠,一些有民族自尊心的業主不堪其擾,主動歇業。至當年農曆九月底,涇縣所有紙槽全部停工,紙工生活無著,被迫出走他鄉,另謀營生。宣紙產業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8年8月,新四軍軍部進駐雲嶺後,得知宣紙的窘狀,及時伸出援手,安排民運部深入小嶺地區,動員民眾組建宣紙生產合作社,並組織召集大批流散的造紙工人回鄉生產,並對主要技術工人給以優厚的待遇。在資金十分困難的情況,新四軍軍部還撥出一部分資金,扶助宣紙的主要原料檀樹的種植,對宣紙生產中另一種原料燒鹼,也在茂林鎮上辦起一個制鹼合作社,軍部投資額達總經費的80%以上。



在軍部的直接領導和幫助下,小嶺蕭條的宣紙生產開始得到復興,1940年秋,涇縣全縣各宣紙聯營生產合作社共生產宣紙400多噸。為了穩定宣紙生產,新四軍採取了優惠包銷的措施,即根據宣紙成色定價,全額收購。用收購來的宣紙,新四軍政治部印刷出版的報刊書籍有《抗敵報》、《抗敵》雜誌、《抗敵畫報》、《共產黨人》、《戰鬥詳報》、日文傳單、毛澤東著作單行本《反對自由主義》、《論持久戰》、《論新階段》等。這不僅使宣紙這個傳統工藝免遭滅絕之難,而且解決了造紙工人的生計和新四軍抗日宣傳用紙的困難。


彭雪楓賣馬度荒。

1939年2月,新四軍游擊支隊進駐河南永城書案店地區。時值嚴重春荒,當地群眾生活艱難,為了幫助群眾和部隊渡過困難,彭雪楓司令員忍痛賣掉了包括自己愛騎在內的十匹戰馬,不僅暫時解決了部隊的糧草,而且救濟了一些無糧斷炊的百姓,還拿出一些錢為群眾買種子。



19944年8月,彭雪楓在戰前


為群眾而戰。


1941年8月1日,新四軍四師成立了四師騎兵團,這可是彭雪楓師長的寶貝,一般情況下是不用的。1942年夏天,淮北平原一片金黃,是個好年成。夏糧一收,周圍據點裡的日偽軍就紛紛出動到村中搶糧,這天有股日偽300多名,在新四軍四師附近農村搶糧,彭雪楓便果斷命令騎兵團第3大隊迂迴過去切斷敵人的退路,第1大隊向日偽軍直撲過去,搶佔村子,將敵人逼進開闊地進行圍殲。只見他們催馬飛馳,舞刀猛劈,很快衝亂了敵人的隊形,然後盡情地砍殺起來。不到半小時,開闊地里的日偽軍大多被消滅了,剩下的只好乖乖地舉手投降,糧食又回到了群眾手中。




新四軍騎兵團


騎兵團紀律嚴明。蕭縣、碭山一帶梨樹較多,騎兵們作戰或訓練時儘管有時渴得嗓子冒煙,但沒有一個人順手摘梨子吃。騎兵經過梨園時都用手輕輕把梨枝撥開,怕把梨子碰下來。1944年,騎兵團追擊叛徒劉子仁的戰鬥正值炎熱的盛夏,一天追到下午,部隊還沒吃飯和休息,人和馬又渴又餓又累,很多戰士熱暈了,但是經過瓜地和梨園,沒有一個戰士摘老百姓的瓜和梨。彭雪楓師長看到這種情況後,就掏出自已的津貼買了兩筐梨,讓戰士們邊吃邊追。


捨身護民。

新四軍在與敵作戰中,時刻以保護人民利益為先,為此不惜付出生命。1941年12月—1942年2月間,五師師長兼政委李先念率部攻打盤踞在武漢地區侏儒山的偽「定國軍」,連戰皆捷。侏儒山戰役,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史上指的是:在李先念師長指揮下的新四軍第五師,從1941年12月7日,命令15旅44團偷襲侏儒山偽1師汪步青部開始,到1942年2月4日,命令13旅37團、38團和15旅43團、44團配合,在沔陽余家場一帶殲滅汪步青部和駐守胡家台的日軍為止,前後經過大小14次戰鬥,全殲汪步青部偽軍5000餘人、擊潰偽2師李太平部1000餘人、斃傷日軍200餘人的戰役。在三打侏儒山的戰鬥中,15旅副旅長兼43團團長、政委朱立文率部突圍被敵重兵追擊,本可依託村莊進行阻擊,但為了群眾免遭戰火,他毅然決定冒險渡河,自己不幸壯烈犧牲。


(作者系宣城市檔案局局長兼方誌辦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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