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以來對《水滸》最深刻的評論
提要那些痛罵宋江是投降派的人對中國歷史的邏輯基本一無所知，至於討論108將誰的武藝更高強，就更是扯蛋了
以投降派的標籤來評價宋江是最典型的皮相之見
原題 重讀《水滸》話官匪（潔本）
電視劇《水滸》早已播完，滿城爭說也告偃旗息鼓。回首望去，除了號稱《水滸》專家的張國光拋出的「版本說」得到許多應得的譏諷，印象深的還真不多。
這裡略為說說版本學。本人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時選修過版本學略有所獲，深知這版本學高深莫測，足以養活許多人忙人或閑人。有關水滸的版本之爭儘管熱鬧，我唯獨奇怪為何沒人涉及《水滸》為何會有不同版本的這個最關鍵的問題？
要明白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則需從另一個真命題入手：深研梁山好漢最有現實可能的歸宿是什麼？
梁山好漢排完座次，總不能就此坐著不動，天天在山上大吃大喝，大秤分金銀。所以無論號稱專家的張國光，還是民間「小人物」忽然蛻變成評說水滸的大人物，總該設身處地為那些好漢的明天做些打算。
官逼民反，據信是《水滸》的基本現實邏輯，也是歷代農民起義的「原動力」。但反了以後的結局如何呢？
熟悉歷史的大概知道，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歸宿無外乎三種：
一是「奪了鳥位」；
二是被血腥鎮壓；
三是被「招安」投降。
既然現實中有多種可能性，小說和電視劇為什麼就不能安排梁山起義軍接受招安？所以，對梁山好漢的歸宿設計，唯一能成為真問題的是，就是小說或電視結局設計的描寫是否合乎情理。
另外，對梁山的最終歸宿設計，一般要受制於這樣一些因素：一是歷史的大局；二是小說創作者的主觀動機（是想「蕩寇」、「補天」還是想「平反冤假錯案" ）；歸宿設計的可信度，則要在小說的人物、情節的設計以及對起義軍的力量（包括領袖人物素質、義軍組成、生存的局部環境）與統治階級的力量對比描述中「合理」地體現出來。
歷史的大局是：宋王朝並未亡於起義軍之手，這決定了梁山義軍無論多強大，任何《水滸》版本都不能設計「奪了鳥位」的結局，於是只能在血腥鎮壓和招安兩者間選結局。
從有記錄的歷史看，農民起義雖然鮮有不被鎮壓的，但也確有作為權宜之計的「招安」。就《水滸》前七十回的確定內容看，起義軍接受「招安」，再被統治者借刀殺死大半的結局是可信的。這種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水滸》對左右梁山義軍大局的領導層的身份和上山的過程及其動機的描述；二是體現在軍事對抗中，義軍佔據局部優勢，一時剿而不滅，反有蔓延之勢的描寫之中。
從皇權的倫理看，對與中央集權政府直接發生對抗的「亂匪」進行「招安」，只能是權宜之計。因為以談判的政治手段達到平息軍事反抗，客觀等於部分承認了「造反有理」，統治者有理由對此可能造成的嚴重政治後果擔憂：一旦「會鬧的孩子有奶吃」開了先河，群起效尤怎麼辦？因此不要說武裝起義，統治者即使對和平抗議通常也不會手軟。金聖嘆就為此送了命，深感冤枉的金聖嘆臨死還來了個黑色幽默：「殺頭至痛也，聖嘆無意得之，大奇！ 」
既然造反了，就不難意識到放下武器投降的危險性，所以除了擁有軍事上的局部優勢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之外，表達願為朝廷鷹犬的「誠意」也必不可少。沒有被「腰斬」的《水滸》本子，通過對宋江這個人物的塑造來表達這個意圖顯然非常成功。
從真實的歷史來講，迫於形勢投降也是常有之事，只是結局通常更不妙。李鴻章在蘇州接受守城太平天國將士數萬人，在其放下武器後予以集體屠殺。華爾洋槍隊首領戈登曾參與攻城並參與談判，但他不懂中華極權政治邏輯，屠殺發生後，戈登放聲痛哭，大罵李鴻章不講遊戲規則，卑鄙無恥。他肯定不明白，在中國的造反者接受招安後被消滅，恰恰符合極權社會的邏輯，也完全是構成《水滸》的最可能的結局的又一印證。
張國光這個白痴說電視劇用的是接受招安、剿方臘本子，這是醜化農民起義。這話錯得離譜，即便以潔本《水滸》看，梁山108條好漢，許多人上山前原本就是朝廷鷹犬、要麼雖為「民」，卻早有「警匪（盜）勾結」、「官（吏）匪勾結」之實。這還需要醜化？
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無論以什麼結局收場，從來都沒好結果。即便要肯定農民起義，也只能限於肯定官逼民反的正義性，而不能說明描寫了投降的結局就是誣衊。在極權中國，對老實的民來說，最可悲的是，他們總會周期性地遭遇嚴重的危機，想做奴隸而不得；對那些造了反的農民來說，則要麼被血腥鎮壓，要麼取而代之，甚至建立更殘暴的政權，除此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李魁這樣嗜殺的S叉，一心想奪了鳥位的貨色，在很多人眼裡居然是最具鬥爭精神
金聖嘆腰斬《水滸》，讓一個嵇叔夜把梁山好漢一網打盡全部殺光，已經「昏庸得可以」（魯迅語）；沒想到今天還有個更可笑的張國光，居然認為電視劇以108將排排座結束就「完美」了。
正經地說，央視熱播的《水滸》的失敗，並不在於它沒依據一個反抗到底、全部戰死的版本（事實上並沒這樣的本子）；而是它並沒有像小說那樣，令人信服地展示出這支「義軍」為何聽憑宋江擺布，也就無從深刻揭示中國農民的悲劇性的兩難命運。
如今應該慶幸的是，閱讀和解釋的權力已經充分回歸民間，沒人能完全壟斷文史著作的解釋權了。《水滸》的特殊認知價值今天才可能真正轉化為民眾的精神財富，比如如何認知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及解救之道等等。
下面就說說，今日之中國與「水滸」有何異同？
先說個安徽的故事：安徽池州地區原公安處處長黨組書記徐燮貪贓枉法，劣跡敗露被打入牢中。那徐某平生頗講「義氣」，他在百里外的池州轄下的青陽縣看守所被羈押期間，竟慰客盈門……青陽縣和地區的公安幹警、政法部門領導不斷前往青陽看守所探望。送錢送物，聚餐喝酒。安徽池州地區先後有60多名政法人員違規探視在押犯罪嫌疑人。那青陽看守所所長梅林忠不但不制止，自己也帶過13批22人次進監會見徐某。先後五次與徐在監區內外喝酒（事見《廣州日報》1998/7/1）。
看看這一幕「金錢美酒慰囚犯」故事。《水滸》中這類故事比比皆是。大財主此進「樂善好施」，喜歡結交各方豪傑，不論黑道白道，凡有路經莊園的囚犯都要款待，理由是這當中有許多有本事的人。所以「朝廷要犯」林沖被押解過此，他不但留住吃喝，還力勸林沖與洪教頭比武，林沖說要脫枷，他就吩咐差人照辦，差人對此鮮有異議。
再看那犯了命案的武松，只因獄吏施恩看他是條可以利用的好漢，就免了殺威棒，還好吃好喝招待。武松也果然知恩必報，捲入施恩與蔣門神之間的「經濟糾紛」，用武力幫助施恩奪回了「快活林」。施恩利用犯人謀私，即使從封建王法的角度看也是大逆不道的。無獨有偶，那蔣門神在政府中的靠山張督監居然有合法權力不用，卻以攻心術收服武松，再設圈套讓他啞吧吃黃蓮束手就擒，又計劃用黑道辦法最終解決，只因做事不密，招來滅門之禍。
武松幫施恩奪回快活林，今天也比比皆是了。近年常有新聞報道說，有些企業用刑滿釋放的犯人當保安、討債。王朝末路吏治腐敗深重時期，官匪難分，一如兵荒馬亂之年，兵匪難分。
我們只要有一點勇氣和一點點智慧直面現實，就知道應該怎樣讀《水滸》。事實上，如果「運氣不好」，魯智深、武松也是可能成為大魔頭的。他們看似善惡分明，其實善惡觀念極為模糊，母大蟲賣人肉包子，打虎將周通強搶民女，他們分別栽在武松、魯智深手中，卻因運氣好不但活下來，還成了把兄弟。
開黑店的母大蟲、強搶民女的山匪周通能比賣豬肉的鎮關西好多少呢？矮腳虎王英，如果沒人鎮住他，他又會比西門慶好多少？如果張督監真愛武松之才，武松難道不可能像為施恩賣命那樣，成為張督監的死士？所以官逼民反這話，就歷史大局是正確的。落到具體對象，應該慎之又慎。
魯迅曾一語道破極權下的國民思維——「中國人受了官的恩惠，則艷羨官僚；受了官的欺負，則同情匪類」。這個思維的死結至今也未解開，它依然有巨大的市場。直到今天眾多讀者對《水滸》展示的封建王朝基層權力組織大量壞死的情景並無特別感覺。
在生辰綱事件中，先是封建小吏宋江用酒席拖住捉拿朝廷要犯的「刑警」，然後給晁蓋通風報信；接著是捕頭朱仝、雷橫私放晁蓋。《水滸》中這類官匪、警匪不分的情景之多，實質是「王（國）法」掃地，國家機器嚴重銹死，政治腐敗危機到達頂點的反映。
魯迅說：「（金聖嘆）夢想有一個嵇叔夜來殺盡宋江們，也就昏庸得可以。雖然因為痛恨流寇的緣故，但他（指金聖嘆）是究竟近於官紳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對於流寇，只痛恨著一半：不在於『寇』，而在於『流』。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記得民元革命以後，我在故鄉，不知怎地縣知事常常掉換了，每一掉換，農民便愁苦著相告道：『怎麼好呢？又換了一隻空肚鴨來了！』
賊者，流著之王；王者，不流之賊也。要說得簡單點，那就是『坐寇』。聽說四川有一隻民謠，大略是『賊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意思……正無怪小百姓將『坐寇』之可怕，放在『流寇』之上了。」
「坐寇」猛於匪，是因為他們的暴虐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官員任免不取決於民，就不可能把希望寄托在官場權力的更迭之上。相反有足夠的理由更害怕「流官」。中國人不需要那種脫離歷史邏輯和又脫離現實人生的版本學。《水滸》這類作品能告訴我們的最重要事實就是，如果不解決制度的問題，任何正義的反抗都只能是以悲劇收場甚至走向反面。
1 9 9 8 年1 0 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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