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劇60年之際，現實主義流行、正劇「萌化」

文｜何天平源｜北京青年報

距離1958年播出中國第一部家庭倫理劇《一口菜餅子》，將近60年。國劇60年的歷程，不僅見證著電視這一媒介從人聲鼎沸到危機重重，更建構起了中國社會不同階段的文化記憶，從精英的、粗糲的精神寄託到流行的、精緻的情感追求。

對於電視機前成長起來的一代，彼時的電視劇雖給予「T世代」的是關於生活、情感、倫理、道德的模糊認知，但卻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社會基本觀念的普及，「它是最柔軟的娛樂工具，也是最堅硬的價值堡壘」。

電視劇的文化，一邊以大眾更易於接受的溫潤世故樣貌自居，另一邊也在不斷解構中迷失。

在國劇60年的節點上，總有一些令人欣喜的變化（甚至是驚艷的變化）在悄然發生。

國劇重回「國民性」

2017年，「國劇現象」重回人們視野。

從遺珠《大明王朝1566》的光芒顯露到「20年政治劇劇王」《人民的名義》意外突圍；從《歡樂頌2》難續前作之熱到《深夜食堂》在中國的「水土不服」；從《雞毛飛上天》《白鹿原》的年代敘事到《外科風雲》《獵場》的都市職業景觀；從流行爆款《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到歷史正劇新嘗試《那年花開月正圓》……

電視劇重新成為國人茶餘飯後重要的社交貨幣，這一方熒屏源源不斷地生產著層出迭見的社會議題。

有的如《大明王朝1566》和《人民的名義》這樣的互文，輕巧之間開掘「反腐」這一政治的、艱深的命題，令人看到當前的國劇在「娛樂至死」之外的可能性；有的則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和《楚喬傳》這樣的IP生產。

代際差異、審美差異、文化差異，都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話題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前些年的國劇市場，有這樣三個變化是今年國劇重回「國民性」的印證。

1.國劇創作「親民化」、「正劇萌化」

作為傳播手段的電視劇文化正在變得更年輕。

一個比較有意思的現象是，今年的日韓劇都在原有流行成色上出現了某種共同的文化探索。各種類型的作品紛紛深入探討起「內心秩序」和「個體生存」的命題，這在當前90後甚至於00後主導的年輕觀眾社群里，是能夠得以充分移情的——他們並沒有那麼關心宏大敘事，首先關切的是自身之於世界的困惑和迷思。

伴隨整個電視工業的成熟度而來的，應當是電視劇創作的「親民」轉向——這無關乎藝術標準（或者說是區別於藝術標準的另一種評判標準），起家於「肥皂劇」（soap opera）的電視劇的邏輯原點並不在於此。

但好在有另一個方向補完了這一種「缺失」。年初，以《大明王朝1566》、《大秦帝國之崛起》、《人民的名義》等代表的劇集紛紛表現出「正劇萌化」的全新文化現象。

從關注「歷史」到關注「歷史感」的觀劇思路變化，從劇集文本本身延伸到表情包、鬼畜視頻等二次元次生解讀文化的觀劇趣味變化，從「嘉靖海瑞CP」到「達康書記的雙眼皮和保溫杯」的觀劇環境變化，背後折射出的是電視劇在傳播路徑上（不自覺）探索出的更契合於當代社會文化特質（尤其是年輕人）的表達空間。

需要再次強調，這樣的線索是並行於藝術創作的，也並非是對藝術創作的取代，僅僅作為一種代償性的手段拓展了電視劇的生存空間。

2.「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和手法

「現實主義」已作為一種重要的創作理念和手法，普遍存在於各類精品劇的創作之中。過去，我們用現實主義題材來定義一種類型創作。但「現實主義」只屬於當代嗎？從今年國劇市場的反饋來看，並不止於此。

自從鄭曉龍導演談起自己的《甄嬛傳》就是一種現實主義創作後，中國電視劇的創作似乎都開始往下多挖掘了一層——我的故事究竟對於今天有怎樣的關照？在鄭曉龍的眼裡，《甄嬛傳》看似在講一群封建制度里的後宮女性，但寄托在她們身上的身體政治與權力反思，都是有益於當代女性回應自身生存、情感和奮鬥問題的。

於是，2017年湧現的一大批創作中，都開始印跡著高度的「現實主義」：既有《雞毛飛上天》、《那年花開月正圓》這樣的年代劇，它們的故事不屬於當代，但折射出的精神風貌確是可資當代借鑒的；也有《外科風雲》《急診科醫生》《獵場》這樣的當代職場劇，講的是最習以為常的現實生活，但商榷的卻是生存以上、生活以下的諸種暗流涌動。

就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擇天記》、《楚喬傳》這般流行劇，都試圖用現實主義的意象來反身定義自己，女性的成長、少年的「逆天改命」，都關照著這個時代的正能量話語，無論是否出於創作層面的本意。

反而，過於濃重的史詩敘事，或有凌駕於現世生活的審美想像空間，為大多數普通觀眾的共情帶來了難點——電視劇領域是沒有「文藝電視劇」一說的，難以為大眾所「准入」的作品，就足以構成反思空間了。

3.流行劇也能「扎心」

當前最主流的都市劇、青春劇也可以很「扎心」。

一個直觀的感受是，2017年的當代題材流行劇，雖然仍難掩通俗成色，但基本都有了故事核的意識。僅憑這一點，我認為就是一種進步。

無論是《歡樂頌2》或是《我的前半生》，還是今年接連推出的醫療行業劇《外科風雲》、《急診科醫生》，或是《夏至未至》等常規校園偶像劇，雖在題材類型上並未表現出更多突破，然而它們試圖給出的議題都十分直觀有力。

例如生存觀念的碰撞、代際表達的差異、社會階層的流動……對於電視劇來說，為觀眾創造的思索空間不必太複雜、太多維，最重要的是——明確。這似乎也構成今年電視劇能頻頻引發大眾熱議的關鍵緣由之一。

當然，除了上述具有進步性的拓展之外，今年國劇市場提交的答卷中也帶來不少反思空間。例如，「流量」是不是影響創作的癥結？IP改編還是萬能靈藥嗎？大女主、大男主是今天的文化現象嗎？「劇N代」失落的命運會被改寫嗎？網劇規格初顯，電視劇要怎麼辦？

這樣的問題或許還有很多，也有待於我們用2018年甚至是未來更長時間加以審慎觀察。但總體上，回望2017年的中國電視劇，它至少顯著地表現出了其（過去一直有的）深厚的國民基礎。

相比前些年人們熱衷於對「老國劇」的集體懷舊，今年的電視劇無疑帶出了更多新鮮的話題，「看劇」似乎重回大眾日常生活，再度維繫了一種主流的生活方式。僅這一點，中國電視劇在60年的節點上，就不至於太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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