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在南北朝

編者按：

與明清以來所呈現的女性形象和社會地位相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地位可是高得多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女性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思想也進一步解放，可謂是一次發生在中古時期的「女權主義運動」。其中，尼姑作為一種嶄新的女性社會角色的出現，成為了這一時期「女權」的一大體現。對於秦漢也罷、還是宋明清也罷，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形象都是「特立獨行」的。本文僅從尼姑這一角度解讀此歷史時期的女性形象與社會地位。

根據正史《隋書》的記載，大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從小是被尼姑養大的。隨著南北朝佛教的興起，尼姑作為一種嶄新的「社會角色」，以一種特立獨行的姿態登場，並逐步踏入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掀起了一場古代版的「女權主義鬥爭」。

「皇妣呂氏，以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別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遍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為人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隋書·帝紀第一》）

拒絕婚姻與生育的先河

在尼姑這一社會角色誕生前，中國自古傳統的信仰中也是擁有女性角色的，比如女媧、西王母等，這些女性的神祗依然保留著「生兒育女」的社會角色。而在道教的系統中，宋元以前的道教，以正一盟威道為例，並沒有從根本上拒絕婚育，道姑是可以結婚生子的。因此，可以說尼姑的橫空出世，是一種超越，是一種變相的早期女權：女性對於自己命運的自主權，超脫於生育機器的覺醒。因為對佛陀的堅定信仰而堅持抵制來自社會和家庭的各種壓力，拒絕婚姻與生育，她們甘心奉獻，誠心祈禱，使得佛陀將保佑降臨於她們。南朝劉宋時期的《比丘尼傳》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僧端，廣陵人也。門世奉佛，姊妹篤信，誓願出家，不當聘彩。而姿色之美，有聞鄉邑。富室湊之，母兄已許。臨迎之三日，宵遁佛寺。寺主置於別室，給其所須，並請《觀世音經》，二日能誦。雨淚稽顙，晝夜不休。過三日後，於禮拜中見佛像語云：「汝婿命盡，汝但精勤，勿懷憂念。」明日，其婿為牛所觸亡也。因得出家，堅持禁戒，攝念空閑，似不能言，及辯析名實，其辭畫亹疊。誦《大涅槃經》，五日一遍。

這是一個細思極恐的故事，尼姑端的一家都篤信佛教，年少而貌美的端發誓要出家，不結婚；可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已經下了聘禮，代表父權的兄長已經同意了這門婚姻。於是端在結婚前三天逃出家中，到廟裡去了。在廟裡念了三天經，不眠不休，佛祖顯靈，告訴端：「你老公要死了，安心禮佛吧！」第二天，老公果然被牛頂死了。雖然故事沒有明說因為佛祖的「法力」，新郎才死於暴力，但是，從側面反應了尼姑拒絕婚姻時所面臨的巨大壓力：這是需要用暴力，乃至生死對抗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類故事中，觀音菩薩常常會是拒絕婚姻的主要幫助者，比如妙善公主和陳靖姑的傳說。

即便在當今社會，女性作為一種社會角色，依然會受制於「就該結婚」「就該生小孩」的巨大的道德壓力之下。而女權主義運動的一大成效，可能就是讓更多女性不僅僅擁有了經濟獨立的可能，更有了不同的人生價值的追求，對待婚姻、生育、性的自主權。從這個層面來看，尼姑這一角色的出現，頗具有先進意味。

女性意識覺醒的豐厚土壤

尼姑並非是中國的本土產物，起源是印度。佛教稱出家受戒的女性為「比丘尼」，在中國本土的語言環境中簡化為「尼」，又後綴「姑」字強調性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尼姑是誰，已經不可考。最早成文「尼姑」的概念大約是在東晉時期，婦人阿藩信佛受戒，便開始有尼姑了。而「尼姑」出現在東晉時期，也是有一定客觀的歷史背景的。

雖然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政治動蕩、社會黑暗、經濟衰退的時代，但是在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的一個時代。而這一時期的女性，本來就獲得了相較於漢代更大的自由和更高的地位。

一方面，這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期。北方少數民族南遷，在非儒教的倫理中，北方少數民族往往會賦予女性更大的權力。《禮記·內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放祭祀，納酒漿篷豆范釀，禮相助奠。」女子活動的範圍被嚴格限制在家庭之內。而不遵循儒家禮法的北方少數民族則對女性沒有如此多的規範，北魏文明太后攝政，可謂是極致的一個例子。與兩漢外戚干政的情形不同，文明太后是直接參与政治事務，而不是通過「枕邊風」和「裙帶關係」來干預政治事務。雖然，漢代也有呂后、竇太后這樣的人物，卻都不能直接參与政治。

另一方面，這是一個儒家禮教衰退、思想自由的時期。這一時期，不僅那些大名士，如竹林七賢等，在精神上「越名教而任自然」，女性也有著長足的意識覺醒，她們衝破禮教羈絆，追求自由的浪漫的人生。《世說新語》中就有大量類似：「或宿於它門，或冒夜而返。遊戲佛寺，觀視敗漁，登高臨水，去境慶弔，開車攀帷，周章城邑，懷筋路酌，弦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的描寫。《世說新語·賢媛》中記載山濤妻「達旦忘反」地窺視阮籍和稽康二人。婦女對衛階和潘岳的圍觀更是大膽公開地欣賞男性容貌之美。她們將男子的風神秀異作為審美對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女性性意識的覺醒。這些覺醒的巨大土壤，便是面臨垮塌的「儒家名教」。

佛教、尼姑與女性社會地位

社會組織結構因戰亂而進入重新調整建立的階段，倫理系統的垮塌、南北文化的融合、佛教的傳入與興起，為尼姑們提供非常優渥的成長環境。在這樣一個時期，尼姑不是一種「賤業」，與之相反的，「可憐繡戶侯門女，獨卧青燈古佛旁」的現象是屢見不鮮的。也恰恰是那些受過教育、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名門閨秀，更容易親近佛教，追尋獨立的人格，追尋除卻生兒育女之外的價值。與近現代女權運動類似，最先獲得女性意識覺醒的，往往還是中上階層的女性。

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一出生便由尼姑智仙寄養長大，這個故事可以說是尼姑社會地位的凸顯。尼姑們並沒有被政治權貴和氏族官僚家庭排斥，反而因為神怪、信仰等因素，予以了較高的接納。這種接納的至高點，則發生在唐代初年，大名鼎鼎的女皇武則天，十四歲之前便已經出過一次家，二十六歲時，再一次在感業寺出家。正是這位雙料尼姑，最終成為了一代女皇。

從另一個側面來說，女性地位的提高與佛教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從南北朝開始，無論是北魏的文明太后、宣武靈皇后，這些權力中心的強大女性都是佛教的信奉者。在這背後，佛教與儒家不同的倫理體系、信仰體系是極為重要的。因為，只有當一種不同於舊制度的思想體系出現時，才足夠用於對抗舊制度。如果沒有一種強大的理論與信仰所支持，很難想像女性意識覺醒後所受到的整體打壓會是如何。

宋明以後，在文學形象中的尼姑便受到了各種「嘲諷」，如《色空思凡》、《妙常追舟》這些古典戲曲中「思春」的尼姑形象，可能並不是因為「對禁欲主義的叛逆」，而是一種在儒家禮教重新佔據思想主流後對尼姑這種社會角色的「否定」。

言而總之，「女權主義」的運動，隨著佛教的興盛，在南北朝時期到達空前高度，為中國女性地位的黃金時期。隋唐時期的女性地位沿襲了南北朝的基礎，也表現出相對自由與獨立的狀態，至少在婚姻、教育方面；而宋明以後，隨著禮教的擴張，女性地位開始逐步下降，如裹小腳等惡習也開始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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