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劍云：傅山與三立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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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劍云：傅山與三立書院

傅山（1607—1684），字青主，號朱衣道人，祖籍山西忻州頓村，曾祖父時遷居陽曲縣西村（今屬太原市尖草坪區），是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著名的愛國主義者，被譽為當時中國思想文化界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與顧炎武、黃宗羲、王夫子等並稱為「清初六大師」。他通曉諸子百家，精於醫文書畫，民間以「字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醫，醫不如人」極贊其人格之高峻。

傅山早年就學於明末山西最高學府——三立書院，在書院以「成就人才，以傳道濟斯民」為教育宗旨的學習環境中，其「與天地合德」的主體性人格得到極大發展。明崇禎九年（1636），傅山率領生員千里赴京請願，作出了為昭雪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冤案而伏闕訟冤的感人壯舉，從此名動天下。

屢廢屢興的最高學府

三立書院

三立書院的前身是河汾書院。明代嘉靖九年（1530），山西按察副使陳講利用巡撫衙門舊址恢復了早已廢棄的晉陽書院，增建號舍，購置經史書籍1600冊，選拔優等生員 150人入書院。又新築三賢堂，祀奉三位生長於河汾、講學於河汾的山西籍先賢王通、司馬光、薛瑄，並改書院名為「河汾書院」。 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時，其推行的「萬曆新政」觸動了一部分官僚、縉紳等的既得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其中一些人以書院為講壇大肆抨擊改革。萬曆七年（1579）春，張居正藉機禁毀天下書院。河汾書院被停辦。

萬曆十七年，山西巡撫魏允貞以祀奉鄉賢為名，在太原府治西南所右街（今舊城街一帶）創建了「三立祠」。遇到大比之年，便選拔優秀人士講學其中，這實際是避開書院之名，而恢復了書院之實，故民間也稱其為三立書院。萬曆二十七年庚子科鄉試，三立書院的學生中舉50多人，書院聲譽鵲起。

明代書院的發展，一直伴隨著「處江湖之遠」的各學派、各在野勢力以書院為陣地對「居廟堂之高」的執政者或閹黨勢力展開持續的監督、無情的批判。其中，以顧憲成、高攀龍等創辦的東林書院最有代表性。天啟五年（1625）八月，擅權秉政的魏忠賢矯詔「毀天下東林講學書院」。同期，三立書院的講學活動被迫中斷。

崇禎七年（1634）春，復社成員袁繼咸出任山西提學僉事，當年七月抵晉。兩月後，同樣屬於東林黨勢力的吳甡出任山西巡撫。其時，明王朝正在經歷嚴重的內憂外患。外患是後金（滿族）崛起，內憂是李自成起義。吳甡、袁繼咸到任後，首先應急防禦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渡河入晉。直到崇禎八年形勢緩和後，袁繼咸才得以出試各府州，並發現了傅山（陽曲）、戴廷栻（祁縣）、白孕彩（平定）等一批傑出人才。袁繼咸「立法嚴而用意寬」，使山西「一時士習文氣，彬彬蔚起」（戴廷栻《袁公傳》）。

崇禎九年（1636），袁繼咸在吳甡支持下，著手恢復三立書院，增祀名宦9人、鄉賢7人，使受祀者達到71人，並撰修《三立名賢傳》。又錄取傅山、戴廷栻等250餘位優等生入院深造。袁繼咸親自主院，恢復了講學制度。朝夕勸課，每月大會三次、小會六次。大會時，全體到書院集中，講書、作文，供給午飯。午後作完文章，生員們各自與知交朋友三五成群，飲酒暢談。小會則在寓舍（多在崇善寺）分組舉行，相互討論，分別等次。袁繼咸對書院傾注了罕見的熱情。生活上，他「飲食與生徒一致，生徒有病則躬親存問。」經濟上，除了保證每生每月伙食費皆「取足於學租，皆豐厚有餘用」外，他還將「節餘俸薪，全數捐贈貧寒生徒」「有病者，親至其寓所，與藥餌調養之。」教學上，他以文章、氣節教導學生，主張「士以廉恥氣節為端，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還不時到崇善寺生員寓舍講藝。他為人師表，學高身正，關愛生員，深得大家愛戴。

袁繼咸特別器重傅山，不僅在考核時將其列為第一，而且在書院中又以其為「祭酒」，並以氣節、文章相期許，師生感情十分淳厚。某種程度上，袁繼咸在傅山身上寄託了他對山西教育的希望。

轟轟烈烈的伏闕訟冤

袁繼咸是江西宜春人，復社成員。他與東林黨人在籍貫上同屬一省，在政治上同為一黨。他在朝中任官時就以耿介著稱，赴山西上任前還兩次上書抨擊首輔溫體仁及其同黨，因而被其視為眼中釘。明崇禎九年（1636）四月，溫體仁的私黨張孫振（字古岳）被派到山西擔任巡按御史。巡按御史代表朝廷出巡，權力很大。袁繼咸敏感地覺察到這可能是溫體仁報復迫害自己的陰謀。他曾私下對傅山說：「張古岳來，是其不無意於我乎？」

果然，張孫振先是接二連三地主動挑釁，同年八月又捏造十幾條罪狀誣劾袁繼咸。十月中，得旨，「著山西撫臣械送（袁繼咸）來京勘問。」行前，袁繼咸被拘於三立書院，傅山守護在側。由袁繼咸口授，傅山執筆書寫辯狀。傅山又與汾州府諸生薛宗周倡議伏闕訟冤，向太（原）、汾（州）、平（陽）、潞（安）四府發信，請全晉諸生陸續赴京。十月二十日，傅山委託兄傅庚留在太原催促、聯絡後來者，自己則與薛宗周跟隨被押解的袁繼咸進京。在北京，傅山起草奏疏，又與薛宗周、王予珪等聯絡趕來的諸生和在京拔貢共103人簽名，投送到專掌臣民信訪申訴的通政司。豈料，主持通政司的參議袁鯨竭力包庇，傅山等的本章屢上屢駁。而張孫振則在太原打擊、迫害傅山兄弟，又恐嚇、離間諸生，企圖迫使傅山知難而退。但傅山不為所動。

傅山見通過正規合法的渠道行之不通，又領銜起草並刻印了「揭帖」（傳單）。揭帖首先陳述袁繼鹹的清正勤績，接著針鋒相對駁斥張孫振參疏中的誣衊不實之詞，特別駁斥了所謂「貪污」的罪名：「諸細事可不言，即開書院作養一舉，首以俸余葺先賢三立祠，而進諸生於其內，朝夕勸課，蔬食菜羹與諸生共之，不取給於官府，不擾及於百姓，有貪吏若此者乎？敝鄉災盜洊臻，諸生顛連實甚，賴袁先後振恤不遺餘力，學租常平而外皆捐自本道……甲戌、乙亥，再見邊警，袁分守南城，傾捐俸入，修城浚濠，教造火炮，公家府庫不動分毫而折衝告備，有貪吏若此者乎？」繼而特彆強調了被株連平民的危急處境，最後請求有司「主持國是，昭雪孤臣，上為朝廷勸清介之風，下為人士慰師表之望，一時羅織平民亦得早圖生還，三晉幸甚，天下萬世幸甚。」（「辨誣公揭」，《傅山全書》卷三十三）

傅山等向朝廷各大小衙門、廠衛中官、緝訪人員廣投揭帖，將冤情公諸於眾，擴大影響。終於通過廠衛宦官直達崇禎之手。此時，舉人聯名的奏本也乘機投送進去，而山西巡撫吳甡檢舉張孫振劣跡和查實贓私下落的本章也已到京，都察院僉都御史薛國觀也同時參劾張孫振是非顛倒。各方配合，終於造成「長安哄然，皆不平其事」（《烈皇小識》）的效果，使這場鬥爭開始出現轉機。崇禎十年（1637）元宵節後，崇禎皇帝下令錦衣衛差官騎前往山西捉拿張孫振來京究問。二月間拿到，下在刑部獄中。

由於刑部對官司拖延不問，傅山等100多人又在崇禎十年春天發動了對首輔溫體仁的攔轎請願示威活動，使這場鬥爭達到高潮，並推動刑部於四月初開始審理此案。歷經兩次審理，傅山親自出堂作證，袁繼咸冤獄終於昭雪。袁繼咸被以原官起用為湖廣武昌道，受牽連的百餘名寒生窮民無罪釋放，張孫振則以誣告罪被謫戍流放。這場鬥爭也動搖了溫體仁的內閣首輔地位，不到兩月溫體仁便被革職還鄉，通政司袁鯨也在數月後罷官。

傅山等領導的這次伏闕訟冤，不僅擴大了三立書院在全國的影響，而且大大鼓舞了其他地區士大夫階層反對宦黨的鬥爭。雖然他們的初衷並沒有多少政治上的企圖，但這一運動的啟導和影響在客觀上恰恰和東林黨反對閹黨的鬥爭站到同一條戰線上，符合了革新派反對保守派的要求。同時，傅山作為一個青年學子，能夠領導同學徒步千里上京請願，並且善於克服內外種種困難與干擾，一直堅持七八個月之久終於取得勝利，畢竟還是少數，因而影響很大，震驚士林。（郝樹侯《傅山傳》）以清廉耿介著稱的翰林院編修馬世奇作《山右二義士記》，表彰傅山和薛宗周，刊刻傳世。傅山從此名聞天下，「海內因是無不知有傅山其人矣。」（清康熙版《陽曲縣誌·傅征君傳》）

三立書院

一彈指頃的執教生涯

明崇禎十五年（1642）元月，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撫。蔡懋德抵晉不久，即赴固關一帶防禦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次年四月，形勢稍緩後，蔡懋德返回太原，仿照袁繼鹹的辦法，重開三立書院。講學形式也循袁例，每月三次集會。第一次講皇帝聖諭，屬於政治活動，由地方紳士和鄉老參加；第二次講經濟，屬於治省理政內容，舉凡國家大政、地方利害均在討論之列，鄉紳不參加，從政人員必須參加；第三次講制舉，相當於高考輔導，科舉應試的士子參加。有意思的是，沒有任何功名的傅山，也與知州魏權中和舉人韓霖、桑拱陽一同被聘為主講。這反映出經過伏闕訟冤一事，傅山的品行、學識在山西政界、學界都獲得了高度認可。

雖然講會內容涉及戰守、火攻、財用、河防這些經世致用之學，但由一群未經戰陣的文弱士紳進行迂闊而不切、高遠而難從的坐而論道，顯然對當時日益嚴峻緊迫的「闖匪犯晉」形勢完全無濟於事，因而傅山表現消極。他雖然也被蔡懋德巡撫任命為諸生中的「祭酒」，按期參加集會，卻不肯穿起紳士衣服去講學，只是聽聽而已。他聽後的評價是：「迂哉，蔡公之言！非可起而行者也。」

僅隔數月，李自成起義軍就在崇禎十六年（1643）十二月一舉渡過黃河，從河津縣禹門攻入山西。次年正月，東閣大學士、山西曲沃人李建泰自請「以家財佐軍」，要親自提兵督師山西，並聘請山西舉人韓霖、傅山去「軍前贊畫」。不料起義軍攻勢凌厲，渡河之後迅速攻佔河津、曲沃、絳縣、垣曲、平陽等城鎮。李建泰得知「曲沃已破，家資盡沒」，便「驚怛而病」，退還保定。這樣，傅山走到井陘固關時就只得折返平定，寓居嘉山。二月八日，李自成攻陷太原，晉王朱桂被俘，巡撫蔡懋德在三立書院自縊而死。

星光熠熠的書院師友

從魏允貞、袁繼咸到蔡懋德，三立書院的三任主持者都為「清操絕俗」「忠直敢諫」之士，帶動三立書院形成了登崇俊良、風清氣正的學風，這對傅山超世絕俗的凌峻人格的塑造和養成產生了直接影響。

三立書院作為山西最高學府，匯聚了當時全省最傑出的青年學子。傅山與他們朝夕相處，引為知己。他們一起談學問、論道義、講氣節，一起登高遠眺、指點江山，經常為理想激動得熱淚盈眶。與其中很多人的友誼伴隨了傅山的一生。特別是入清以後，他們成為傅山最看重的明遺民朋友圈中的主要成員，支撐他度過了最艱難的歲月。

戴廷栻（1618—1691），字楓仲，山西祁縣人。比傅山約年輕16歲，20歲時入三立書院學習，與傅山結為莫逆之交。戴家為官宦世家，田產豐饒，戴廷栻本人又有經濟頭腦，所以家境比較殷實。清順治十七年（1660）九月，戴廷栻在祁縣城內興建了一座三間四層規模宏大的「丹楓閣」。他以丹楓閣為陣地，對傅山後半生的事業和學術文化活動做出了重要貢獻。戴廷栻不僅出資組織刻印傅山詩文、書畫、著作，與傅山共同編纂《王大史集》《丹楓閣鈔杜詩》《歷代文選》等，一道促進傳統文化和山西地方文化的研究，而且還為傅山提供經濟上的支持，甚至為其提供待客酒食、購置布匹等。

丹楓閣舊址

更為重要的是，戴廷栻成為聚集海內名流的東道主，這就為以傅山、顧炎武等為核心的明朝遺民秘密活動、北方學術文化活動創造了物質條件，從而成為傅山聯繫這些愛國學者的橋樑。山西及全國的許多反清志士和文人學者，經常在丹楓閣聚會。丹楓閣一時名滿天下，成為北方的反清復明活動中心、學術研究中心。

傅山致戴廷栻手札

薛宗周（？—1649），字文伯，山西汾州（今汾陽）人。在長達半年之久的伏闕訟冤中，他與傅山並肩奔波，生死與共，以「山右二義士」與傅山義聞天下。王如金，字子堅，山西汾州（今汾陽）人。伏闕訟冤中的重要骨幹。清軍攻佔太原後，傅山長期寓住王如金家，二人經常面竹而飲，追思故國。在這段患難歲月里，傅山還曾為王如金寫下《子堅先生齋竹》《子堅書齋移得竹十一個》《西河王子堅貽詩用韻》等詩作。清順治六年（1649）初，降清的明代大同總兵姜瓖起兵反清。四月，姜瓖軍隊抵達汾州，薛宗周、王如金毅然參加了抗清義軍，不幸在太原一役中犧牲於晉祠堡。傅山聞訊悲痛欲絕，寫下《汾二子傳》，高度頌揚薛宗周、王如金的歷史功績：「從古無不亡之國，國亡後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無論成敗，即敵國亦敬而旌之矣。若疾之如仇，太祖何以夷、齊譏誚危素也？余闕之廟是誰建之？何鄙夫見之不廣也？繼起之賢斷不爾。」並扼腕喟嘆：「乃二子果能先我赴義」「余乃今愧二子！余乃今愧二子！」又作《悼子堅二首》《無聊雜詩》，追懷故友。

曹良直，字古遺，山西汾州（今汾陽）人，伏闕訟冤時的學生領袖之一。明崇禎十年（1637）進士，出任兵科給事中後，得傅山「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之信，立即上書彈劾當朝宰相周延儒十大罪狀，使其罷職。崇禎十六年（1643），曹良直病故於任。傅山悲愴至極，先後作《悼古遺》《追悼曹子二首》詩。

白孕彩，字居實，山西平定人。在三立書院時與傅山志同道合，結為摯友。明亡後，白孕彩潛居本州測魚村，以教書為名，與傅山及平定諸民族志士秘密醞釀組織力量，反清復明。白孕彩還輾轉尋得明室幼裔，想佐其舉事。詎料愈養愈呆，只得作罷。傅山在平定隱居期間，兩人時而同住，時而同游，留下了許多詠物言志之作。清順治十一年（1654），傅山因有反清嫌疑在太原被捕。白孕彩得悉後趕去照料，並多方奔走營救，直至傅山出獄，前後達三月之久。

畢振姬（1613—1681），字亮四，山西高平人，與傅山同學。明崇禎十五年（1642）解元（全省鄉試第一），清順治三年（1646）進士。官至廣西按察使、湖廣布政使。康熙十八年（1679），兩人同被薦征「博學宏儒」，相見甚歡。畢振姬卒後，傅山應邀為其文集作序。傅山回憶二人之交往，情真意切，但傅山對於畢振姬入清後參加科試而仕新朝頗有微詞，在序中以「貴人」相譏，只認其為明代解元，不言其為清朝進士，更不談其為當世循吏。

衛周祚（1612—1675），字錫珽，山西曲沃人。明崇禎九年（1636）解元，曾逃避參加伏闕訟冤。傅山在《因人私記》中稱：「會試舉人漸到，汾州府曹良直古遺又慫恿諸同年上疏，而解元衛周祚畏懦不敢。」兩人由此心生芥蒂。加之袁繼咸被清兵擄至京後，曾請衛周祚將自己的詩冊轉交傅山保管，但衛周祚遲遲不交，而且保存不善，以致詩冊大多被毀，更使矛盾形同水火。入清後，衛周祚官至工部尚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加文淵閣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後改內國史院大學士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衛周祚算是體制內最成功的三立書院學生，但他在伏闕訟冤期間的消極表現始終沒有獲得傅山的寬容和諒解。

傅山《霜紅龕集》書影

結 語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清順治十七年（1660），山西巡撫白汝梅鑒於三立祠地勢湫隘，又歷經兵燹，頹廢不堪，遂在太原府城內東南侯家巷（今太原市公安局院內）購地另建三立祠。九月動工，次年三月落成，新建房舍百餘間，花費白銀2130餘兩，三立書院得以恢復。

而曾經學於斯、教於斯的傅山，此時卻正在經歷人生中的一個艱難時期。這一年（1660），傅山母親去世。順治十九年（1662）四月，南明永曆王朝被清兵消滅，五月鄭成功卒於台灣，南方抗清復明武裝鬥爭節節失利。傅山甚至在給白孕彩的信中憤怨道：「山之精神、志氣一齊盡矣！」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傅山齎恨而終。

雍正十一年（1733），清政府下令「直省省城設立書院，並撥銀千兩為營建費用」，三立書院經省撫奏准正式定名為晉陽書院。三立書院從此退出歷史舞台。

十多年後，到乾隆十二年（1747），專祀山西曆代鄉賢、名宦的三立祠以傅山入祀，算是山西地方政府對這位至死不願入清的前明遺民致上了最高尊重。而傅山也以這種形式，為其在《汾二子傳》對薛宗周、王如金的頌揚——「從古無不亡之國，國亡後有二三臣子信其心志，無論成敗，即敵國亦敬而旌之矣」——作了最好的詮釋。

來源：史志忻州

編輯：周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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