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另一面：從反對一切戰爭到支持為自由而戰

原題 《批評羅曼· 羅蘭》

這本日記寫於1935年，它紀錄了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眾多恐怖陰暗的事實

正文：

今年（1996)《同舟共進》第五期刊登了舒展先生高度評價羅曼·羅蘭的文章－－《一個時代的「精神遺囑」》。看罷很想對前輩舒展先生的文章做點修正。

《莫斯科日記》（1935）無疑展示了羅曼·羅蘭的巨大洞察力。歷史已經用最殘酷無情的結果證明了他的洞察力。羅曼·羅蘭當初決定這本日記50年內不得公開，理由是不想使它成為法西斯和其他反蘇勢力攻擊蘇聯的口實。這個想法乃至決定本身無疑也表現了羅曼·羅蘭的天真。

在此不妨把羅曼·羅蘭與同時代的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對待戰爭的態度做番比較。

在20年代，愛因斯坦與羅曼·羅蘭都是任何戰爭的堅決反對者。

1929年，愛因斯坦在捷克發表了《反對一切戰爭的理由》的聲明，說他下決心不參加任何戰爭，法國數學家阿達馬在9月16日致信愛因斯坦，尖銳批評了他的這個聲明。但愛因斯坦堅持自己的觀點，並無條件地認為：「一個人能夠洋洋得意地隨著軍樂隊在四列縱隊里行進，單憑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對他輕視。」

愛因斯坦曾對炫耀武力的方陣深惡痛絕

1930年5月30日，在愛因斯坦和羅素的帶頭簽名下，「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自由同盟」發表了《全世界裁軍宣言》。

同年12月14日，愛因斯坦在紐約集會上發表題為《戰鬥的和平主義》的講話。他認為「在規定要服兵役的人之中，即使只有2％的人既竭力主張不用戰爭來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又公開聲明拒絕去打仗，那麼政府就會毫無辦法。他們不敢把那麼多的人送進監獄。」

1931年，愛因斯坦還在《為和平而犧牲》一文中寫道：「我同意偉大的美國人本傑明·福蘭克林的一句話：『從來不曾有過一場好的戰爭或者一次壞的和平』。」

愛因斯坦的天真，今天也已一目了然。因為在極權國家中，以「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為借口發動戰爭或進行大規模的政治清洗，幾乎無一例外地具有不可逆的特性。用我們過去熟悉的一句話來概括，就是「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有幸的是，1933年7月，在納粹攫取了德國政權後，愛因斯坦改變了自己絕對反對一切戰爭的態度，接受了阿達馬的觀點。

然而，羅曼·羅蘭卻對愛因斯坦轉變反戰的態度深為不滿。他認為，愛因斯坦在1933年7月呼籲各國用武裝備戰來反對納粹德國，會激怒希特勒這個殺人狂。他甚至在這年9月的日記中寫道：愛因斯坦「經常的180度的大轉彎，猶豫不定和自相矛盾，比公開的敵人的頑固不化更壞。」

這個日記清楚地表明，具有敏銳洞察力的羅曼·羅蘭同時也深受理想主義之害。一方面，他害怕揭露斯大林治下的蘇聯陰暗面會有利於德國法西斯，另一面他又害怕抨擊納粹會引起更大的報復。這樣一來，羅曼·羅蘭還有什麼作為？

在我看來，羅曼·羅蘭過於看重個人的影響而謹慎有餘了。現實中，不但有許多不願張揚「家醜」的人，更有人大肆利用這一點，公然把揚「家醜」與所謂的「政治立場」等同起來，以打擊那些持不同政見者以掩蓋自己的醜行。由此造成無數「報喜不報憂」、「浮誇風」慘痛教訓。

羅曼·羅蘭不公開《莫斯科日記》，這種為「尊者（理想）諱」的做法不但無助現實的改變，反而留下了巨大遺憾。把他的做法與愛因斯坦相比，問題就更清楚。

羅曼·羅蘭和愛因斯坦都是具有極大人格魅力的世界名人，但在對現實幹預方面，愛因斯坦要積極迅速得多，而且很少患得患失（不是為自己）的顧慮。

比如，愛因斯坦儘管曾高度評價過美國的民主政治，但當美國政壇出現一股因為思想傾向迫害知識分子的惡潮時，愛因斯坦便公開了他致弗勞因格拉斯的信件－－《堅決同美國的法西斯化進行鬥爭》（1953年），號召「每個受到（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也就是說，他必須準備坐牢和準備經濟破產。總之，他必須裝備為他的祖國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犧牲他的個人幸福。」

這封信當時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

1954年11月18日，美國《記者》雜誌刊出愛因斯坦專訪。愛因斯坦直言不諱地說：「你們問我，對於你們那些有關美國科學家處境的文章有什麼意見，我不想去分析這個問題，只想用一句簡短的話來表達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個青年人，並且要決定怎樣謀生，那麼我決不想做什麼科學家、學者或牧師，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環境下還可得到的那一點獨立性，我寧願做個管子工，或者做個沿街叫賣的小販。」

這個著名講話再次強烈震動了美國知識界，多數報紙因無法迴避愛因斯坦的巨大影響而展開了有關知識分子的自由問題的討論。這當中還發生了一件相當有趣的事，美國「管子業協會」鑒於愛因斯坦本人的意願，通過一項決議：「授予愛因斯坦榮譽會員稱號」。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愛因斯坦的政治理想中，他不但看重社會制度本身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他還高度重視整個社會中的人的素質。

1948年，愛因斯坦在《答「且尼記錄」問》中指出：「實際解決社會問題時，目的和意圖是決定的因素。

「政府的民主形式本身並不能自動解決問題，但它為那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一切最後都取決於公民的政治品質和道德品質。」

愛因斯坦在1954年發表抨擊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為保衛學術自/由和公/民/權/利而鬥爭》的文章中還說道：

「我所理解的學術自由是，一個人有追求真理以及發表和講授他認為正確的東西的權利。

「借口我們的國家遭到所謂外來的危險，教學和相互交換意見的自由、出版和使用其他傳播工具的自由都受到侵犯或阻撓，而這是靠著製造出使人們覺得自己的經濟受到威脅的一些條件來實現的。

「每個公民對於保衛本國的憲/法上的自/由都應當有同等的責任。但就『知識分子』這個詞的最廣泛意義來說，他則負有更大的責任，因為由於他受過特殊訓練，他對輿論的形成能夠發揮特彆強大的影響。」

顯然，如果構成社會的群體是奴性十足的順從主義者，民/主政體最終只能是徒具形式。每個人的正義感，表達的權利和勇氣，是社會機體健康的最有力的而且是根本的保證。愛因斯坦一個特別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是個具有極高聲望的科學家，但他並沒把自己放在一個不恰當的位置上，而總是以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員——即以本應具有良知和重大責任感的個體出現的。

愛因斯坦的政治觀比羅曼·羅蘭現代得多，也成熟得多。這在他對甘地的評論中也清楚地顯示出來。

愛因斯坦後來對甘地的評價，顯示了他在政治方面的高度成熟和非同一般的遠見

他曾說：「我非常欽佩甘地，但我認為他的綱領中有兩個弱點：雖然不抵抗是對付逆境的最聰明的辦法，但它只有在理想的條件下才可實行。在印度實行不抵抗主義，以反對英國也許是行得通的，但在今日的德國卻不能用這種辦法來反對納粹……」

這個論述極其精采。自然，我們還可以在愛因斯坦的論述後加上「日本軍國主義」等等，還可以用聞名世界的女記者法拉奇的紀實小說《人》中的話來加以概括：「像絕食這樣的和平抵抗手段，只有在政府天良未泯時才是有效的武器。否則就是蠢行。」

當然，作為一個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在政治方面也並非沒有幼稚的表現，但它都不是原則性的。現代社會的日益複雜、世事千變萬化，這種局面使得社會的民主法治保障對思想意見的表達並及時傳播出去顯得日益重要，無論是對國際政治還是國內政治而言都是如此。羅曼·羅蘭「５０年後公開」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

最後順便告訴讀者一件至今鮮為人知的醜聞：「四人幫」橫行時期，勇氣可嘉的「四人幫」出於政治需要曾組織了個班子批判愛因斯坦，說相對論是偽科學。這段讓人笑掉大牙的野蠻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的知識界曾充當過多麼可悲可恥的幫凶！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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